最近，偶然的机会，又重新翻读《唐音佛教辨思录》，想到了自己复旦读书时的一些事。我们上大学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复旦中文系里有一位教授，名叫陈允吉。当时应该还算是中年的中坚力量，尚算不得中文系里的老一辈。他独擅把佛学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这样就把唐宋那些名家以往多少被人忽略的有关佛学的背景以及与禅僧之间的交往，看得更为清楚一点，在当时亦是一种创新。那一册《唐音佛教辨思录》，便是陈允吉先生的代表作。

　　我那时在复旦读的是新闻系，记得课程中也有文学方面的内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好像是由新闻系请中文系的陈尚君来开的，他那时应该是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给中文系以外的系开常识课，一般都是由这样的年轻人来担任。如今陈尚君先生已是复旦中文系数一数二的知名教授，于唐文学更是独有心得。而当时他上课的情形和讲课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楚了。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目，是请中文系的陈思和来开的。他应该比陈尚君年资稍高一点，但当时亦只是年轻一辈，在巴金研究上，因为得到巴金先生本人和复旦中文系老资格的贾植芳教授的直接指点，已经有了《巴金论稿》这样的良好基础。而且他对于现代文学历史的贯通，功夫也下得充足，又特别拈出现代作家里日本留学生以及欧美留学生等群体来做深研与归纳，当时亦属新颖，这些都在授课里面有所反映，再加上陈思和先生的嗓音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至今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我上复旦选择新闻系，其原因可追溯到高中。其实，我自小生活在祖父祖母家。祖父李金波上海光华大学毕业，与名小说家周而复是同学。他们都是文学青年，散文小说都涉足。新中国成立以后，祖父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做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师。因为教学的关系，需要把当时一些如巴尔扎克等英法名家尚未有汉语译本或者虽有却是旧本的小说翻译过来，便自己动手来做。后来便陆续出版了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王妃的秘密》等译作，而且还把斯蒂芬·茨威格的那一大册《巴尔扎克传》又出了一个新译本，译笔漂亮，我至今还时时拿出来作为文字上的营养来吸取。此外，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祖父还与同事、名翻译家朱雯先生合译了一册加拿大有名的社会问题小说家阿瑟·黑利的《汽车城》，最初译稿书名是译作《车轮》，那校样上的勾勾画画，当时的记忆至今还保留着。

　　受了这样的家庭熏陶，自然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感兴趣。读大学选专业，当然应该首选中文系。但是高中毕业班时的班主任，十分了解我，知道我有点学究气，读中文一头钻进去，容易与社会脱离，便提醒我兼顾自己学问的兴趣与社会能力的培养。这样，比较了一下，自己便选定了新闻系，既是能够符合那个“兼顾”的原则，而且还有海明威等自己敬佩的作家来做可以仰慕的榜样。

　　不过，由于自小的熏习强大得很，所以进了新闻系，对于中文系还是有点欣羡。好在比自己只大了一岁的兄长是在中文系，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中文系课程的不少情形。记得还曾经随他去旁听了中文系那时著名的教授章培恒先生的一堂课。根据如今依稀的记忆，章先生讲课的习惯似乎是两臂直撑在讲桌上，眼睛下视着桌面，按照自己的思路一路地讲下去，只偶尔才抬起眼睛来看一看课堂的四周。

　　那一次讲课的主题已记不起了，只好像其中讲到了李后主的那一首《浪淘沙令》的词，其中“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几句，不同版本字面上稍有出入：“莫凭栏”，一作“暮凭栏”；“无限江山”，一作“无限关山”。章先生似乎一时很有兴致，讨论了不同字面的一番比较。他似乎认为，“莫凭栏”比“暮凭栏”更有意味，因为“莫凭栏”是反着说，劝人不要凭栏，其实已是凭栏，却后悔如果不去凭栏就好了，这是“双重的哀感”。“无限关山”比“无限江山”好，因为对应后面“别时容易见时难”这一句，关山更有阻隔的意味。这些都已是过了30多年的记忆了，是否准确，没有一定的信心。只是忆到笔到，聊且当作一种参考吧。

　　后来，读新闻系到了高年级，要做一次“大实习”，我是选在了《新民晚报》，跟随的指导记者是复旦中文系毕业。一次中文系里委托报社做一个有关章培恒先生的报道，他让我去了。没有采访到章先生本人，但系里同事和学生说了不少有关章先生的事。回来便做了一篇短文，由指导记者推荐给晚报的副刊《夜光杯》发表了，自己很是高兴。

　　说回到陈允吉先生，当时自己没有得到旁听他的课、稍顾视其謦欬的机会。只闻得兄长上完他的课后随口道出的一些片言只语。印象最深的是说起他在课上提出了佛学中的一大问题：一阐提（断善根、不具信的人，也即极恶之人）有无佛性。虽然自己对于佛学没有什么研究，只是觉得作为世界的一大宗教，有了解的兴趣。那么，听得“一阐提”的问题，就觉得这一位教授对于佛学并不止于简单的说明和浅近的介绍，多少能够指点出学问里的精义。后来在书店里看到陈先生把自己论唐时诗文作家与佛学渊源关系的文章结集而成的《唐音佛教辨思录》，便马上拿起来翻了一个大概。前面几篇都是有关王维的，虽然只是粗粗一读，却记住了一个细小的地方。那是一小段《神会语录》里的引文。此次重新翻阅，认真找了一下。这段引文是在《唐音佛教辨思录》的《王维与南北宗禅僧关系考略》一文中，曰：王维曾问神会：“若为修道得解脱？”神会告诉王维说：“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维听了神会这一回答，大为惊愕地说：“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

　　现在想来，当时之所以把这么一小段引文保留住了印象，大概是因为看到王维惊愕地说出了“大奇”这两个字。能够让王摩诘这样的高人惊为“大奇”的，会是什么呢？细看神会的那一个回答，只能是“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这一句吧。本来，在贪、嗔、痴等方面起妄念妄心，一般都是能够理解而且警觉。但是，在修行修为上，总认为这无论如何应该是悟道上的善念善行了吧，却想不到一旦“更欲起心”，坚定了心意，非成功不能止步，决绝地一定要做到极致、做到最好，那就难保不是“妄心”。

　　由此想起弹奏肖邦的第一名家鲁宾斯坦，在他90高龄时接受电视访问时说过，如果快乐一定是笑口常开，如果美味一定是精致的牛排，如果比赛一定是坚决的胜出，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里需要的都是“比较”，而不是享受。而生活，应该是，只要你进去了，它就在那里，就取得了全部。这话说得多好啊，亦可谓“大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