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薛园
葱香热辣的热干面气息，从刚刚复工的街边小铺里飘散出来，久“宅”未出的人们开始推开家门舒活筋骨，武汉的城市活力值正逐渐恢复。终于盼来了“解封”的日子，即便市民依然戴着口罩，你也能从眉眼间看出，长时间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正渐渐散去。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的重启而奋斗的身影，从未远去。许多之前和武汉没有什么交集的人，在全民战“疫”的历史性时刻，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
戴建元是一名司机。1月22日晚，武汉封城前夜，他和同事从700公里之外的江苏泰州出发，千里奔驰，将急需的药品送往荆楚大地。17年前，他给全力抗击“非典”的北京送过药；17年后，56岁的他又带着同事一起，把车开进了武汉。以下，是戴建元的口述——
我叫戴建元，是扬子江药业集团车队的一名驾驶员。雷神山、火神山以及各方舱医院，都用过我和同事们运去的药物。
回忆起封城当日，我和同事连夜带着2000箱抗疫药品进入武汉城区时的场景，那空荡的街道，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还历历在目；恐惧与勇气在内心深处不断搏斗的感觉，也记忆犹新。
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即将过年的喜悦中。我正和车队的同事们商量着晚上一起吃集团例行的团年饭，电话响了——疫情告急，需要连夜运送药物到武汉。
武汉与我们所处的泰州相距近700公里，大家都是不久前才收到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也不知道严重程度，只想着我们是医药集团，少不了要加紧生产，而作为车队驾驶员，年后可能要做好加班加点运送货物的准备了——谁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17年前“非典”时的进京证明，到现在我都保留着
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紧急支援任务了。
“非典”那年也是差不多的情况，需要运送抗病毒药品去北京。那时我还年轻，遇到这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事情自然想也不想就往前冲，顾不得害怕，义无反顾地就去了。后来，是进京检查站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和口罩也挡不住的刺鼻消毒水味儿将我拉回了现实。不过我不后悔，几年后去汶川支援也是一样，危难时刻个人能做的不多，但以后想起来都是宝贵经历。
到现在我都保留着当时的进京证明，还拍了照片存在手机里，时不时翻出来看看，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吧。
没想到17年后，我们又一次进入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没有人退缩，在岗的十多名驾驶员和管理人员全部报了名。“愿意去”“我去！”“我是党员，请组织优先考虑”的声音此起彼伏。
经过慎重考虑，公司领导最后决定由车队负责人单霖君带队，包括我在内的3名资深驾驶员，以及安全员、调度员、修理员和新闻中心通讯员各1名共同执行此次任务。集团经营总公司副总经理毛宝健和总经办主任王银萍专程来为大家壮胆打气：“你们是勇敢的扬子江人。今天大家肩负责任和使命，无畏逆行武汉，向你们致敬。”
与此同时，2000箱药品也已经装车完毕。
原来，在湖北省分公司收到商函并立即汇报后，集团领导毫不含糊，当即拍板：连夜送货。各相关部门迅速安排行动，仓库出货装货，车队选人、规划行程，后勤准备物资……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多尽个把子气力而已
晚上8点半，距离接到药品支援商函不过5个多小时，我们3辆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
考虑到武汉的病毒感染情况，公司给每人都备了足够的口罩。另外还带了消毒液以及方便面、饮用水等，打算一路上吃饭、休息全在车上，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
出厂区不远就是高速。我开了22年车，往武汉去的这条路还算熟悉，只是临近春节，东向高速往往拥挤，再加上此时天已完全黑透，还下着中雨，更给接下来的路途增加了难度。
我们一行7人，我56岁算最年长的，其余最年轻的也有30岁，都正处于父母日渐年老而子女又尚未立业的年纪，是家庭中的顶梁柱。但在这种时刻，大家都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安全员徐猛是第一个报名的，担心领导不考虑自己，他还急忙补充了一句：我是党员！
汽修师傅严章平有30多年的经验了，是一名退伍老兵，平时有重要任务，他是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然而那段时间他的岳父病重，母亲也在住院，大家都想照顾他一下，严师傅却主动要求跟随车队进行保障工作。
车队负责人单霖君，之前一直在连续加班，到1月22日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又临危受命。出发匆忙，也怕家人因此担心，他默默藏起自己的情绪，只说临时有事不能回去。
年关将近，谁不想卸下一年的重担轻松前行？谁不希望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而想到被疫情所困的武汉人民，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多尽个把子气力而已。聊到这些，车里的气氛似乎都凝重了不少。
说不害怕都是骗人的，但我们送的是疫区急需的药品
因为前期准备充分，一路上的行进还算顺利，半夜时分在安徽境内遇到大雾，还有堵车严重的路段，三辆车也都凭借丰富的经验沉着应对。
离武汉越来越近。
凌晨2点多，负责人单霖君从手机新闻里刷到了武汉封城的通告。除驾驶员外，我们其他人纷纷打开手机，弹出的全是铺天盖地的相关信息：
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一时间，2003年抗击“非典”的紧迫情景仿佛重现，大家也再次意识到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及危害性。而此时，我们即将到达进入湖北前的最后一个服务区，和武汉的距离已不足200公里。
紧张，紧张，还是紧张。
“说不害怕都是骗人的，”驾驶员孙权后来回忆时跟我说，“但我们送的是疫区急需的药品，而且个人防护做好，还是一定可以顺利完成任务的。”
单霖君作为负责人反复强调口罩戴好，消毒液拿好，几位同事不停查找了解着病毒防护知识，我也讲了自己“非典”时的经历，希望能给大家增加信心，振奋士气。
为了缓解气氛，我们还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又唠起家常，尽量让自己忘记正接近疫情最严重地区、面临危险，只把它当成是一次普通的运送任务。
23日上午7点多，我们的车队下了高速，进入收费站。此时武汉市出城的车辆已排起了长龙，身穿防护服的检查站工作人员挨个给车上人员测量体温。
进到城里，还是如常的高楼大厦，但整个城市与我们记忆里的纷繁热闹已相去甚远。离通告生效还有一个多小时，马路上的车辆已经很稀少，零星走在街边的行人也都戴着口罩，步履匆匆，不时有救护车与我们擦肩而过，鸣笛声划破天际。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原本紧张、担忧的心情似乎变得越来越渺小，在整个城市的沉重面前，不值一提。
同样戴口罩的还有和我们对接的工作人员，谈话时也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告诉我们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方便接近，也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后来车队的同事们还一直跟对方保持着联系，得知大家都安然无恙，我们心里也多了一丝欣慰。
只要一声吆喝，无论职位高低，人人都是临时装卸员
返回泰州后便是14天的居家隔离。期间，武汉一行的经历一直在我脑海中过电影般浮现，想到那句“你们是勇敢的扬子江人”的鼓励，总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做点什么。
同事们比我行动得更快。
股份公司固体制剂的1号车间一直没停工，加班加点；生产抗病毒药品的口服液2号车间，在一天之内召集到符合疫情防控和生产操作条件的员工145名，采取封闭式管理，保证了疫情期间的市场供应；
2月3日，价值2000余万元的医疗防护用品和抗病毒药品已捐赠给部分急需物资的医疗机构；
之后，随着火神山、雷神山及各方舱医院陆续投入使用，集团通过一级经销商获得武汉防控指挥部下发的采购指令，多次准备药品送往武汉，并确保货源充足；
1月22日至4月8日，集团经营总公司总仓共计发货191万件，其中仅一名仓库管理员就累计为湖北发货达1.9万余件。
“人手短缺时，无论职位高低，只要一声吆喝，每个人都是临时装卸员；只要一线需要，人人都能快速返岗，投入工作。”同事这样告诉我。
隔离期结束后，我也第一时间再次投入到工作岗位，奔波在继续运送物资药物的各条线路。个体的力量虽然单薄，我们为武汉做不了太多，但起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主动配合防控疫情，就是最负责任的态度。
时间到了4月初，我们集团经过封闭式突击生产，保证了供给武汉和全国各医疗机构的用药货源充足，在3月中旬时已完全步入正轨，恢复了生产运营。相信全国各地的企业和人们也都是如此，疫情期间竭尽所能，盼的就是武汉能重新启动，和其他城市一样正常运转——终于要实现了。
现在武汉终于按下“重启键”，说实话我还挺想再去武汉看看的，在路边随便找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这么长时间的经历，赏赏樱花，逛逛汉正街，看看黄鹤楼。
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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