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0年04月10日

　　疫情在全球蔓延的这些日子，冯骥才被困在“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书房中，不断创作。采访那天，他笑称“掉进了时光隧道，竟不觉忘记了时间”。

　　这么多年过去，那些消逝的人、消逝的文化都被他一一封存在最新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叁）》中。市井风情、音容笑貌，再回味仍在周遭。

　　草地：为什么续写《俗世奇人》？

　　冯骥才：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读者、出版社都希望我再继续写。《俗世奇人》的前两卷读者很多，内容也被选入国内外的教材中，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就一直在用《俗世奇人》俄译本。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肚子里这样的人物太多了，而且这一套文本和语言我已经驾轻就熟，所以写起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与其他作家还有些不一样，我在天津生活了70多年，在这里出生、工作，中间换了七八种工作，搬了10次家，所以社会的方方面面，市井风情、百姓的性格、地方的文化特点，以及地方的风俗历史都太熟悉了。百姓的音容笑貌、脾气秉性都在我心里，所以写起来很快乐，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岁数大了，下去考察、调研一年减少到两三次，虽然对文化遗产、古村落还是不放心，但像原来一样出差很长时间、各地跑，体力已经跟不上了，所以在书房的时间多了，写作时间也就多起来了。写起来很快，基本上两个月就写出来了。

　　草地：新的18个人物与过去的人物相比，有什么变与不变？

　　冯骥才：基本没有变。《俗世奇人》就是一篇盯住一个主要人物，然后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以及他的营生都与别人不同，每个故事和人物，身上的绝活都是特殊的，每个故事里的深意也都不同，但写法都是用一种语言。《俗世奇人》有我专门为它定制的笔墨，写《俗世奇人》时这样的笔墨就自然而然进入我的笔底了。

　　草地：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冯骥才：这套笔墨是自然的，也是我有意识的。天津的地方语言我很熟悉，但这种语言是口头语言，不是书本语言。。

　　我的语言有一点不同，就是要有天津特点。我的人物要有天津的集体性格，天津人性格热情、豪爽、幽默，喜欢调侃，甚至戏谑；天津人比较重义气，但是又逞强好胜、好面子；另外天津人还有朴实的一面。我要把这些性格写到小说的人物中，关键就是我的叙述语言要有天津特点。

　　草地：选入《俗世奇人》的人物有标准吗？

　　冯骥才：（笑）不是入选的人物，是什么好玩，我觉得非写不可，就写出来了。人物得有几个特别好的细节，有特别打动我的东西，是特别的，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而且能够表现出独特的精神来，有一定的深刻性。

　　比如说《黑头》里的那条狗。天津狗的故事我知道得非常多，但我只写了这条狗，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细节觉得非常好。这个狗的故事，我听别人讲过，特别打动我，连天津的狗都有好面子的性格，不能给人找麻烦，也讲义气，有这样一个细节，这个小说就出来了。

　　草地：“小人物”为什么反而打动您？

　　冯骥才：我喜欢写普通人，这和天津文化有关系。北京是精英文化城市，上海是商业文化城市，天津不一样，是市井文化城市。天津人喜欢身边的能人，老百姓愿意讲身边的能人，也佩服身边的能人，他们是天津人生活中的榜样。这些人有能耐，靠本事吃饭，有很多天津人崇拜的性格。比如马三立，就是草根里出来的人物，很接地气。我写这样的小说，也是因为我在天津生活久了，受这种文化的影响。

　　草地：以后的作品中会不会有俗世中的新人？现代人？

　　冯骥才：天津是一个华洋杂处的城市，有以解放路、五大道为核心的租界地区，还有以老城里、估衣街和天后宫为中心的老城地区，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老城是天津本土文化，租界是外来的文化在天津扎下根来。以前小说写得比较多的是老城文化，《俗世奇人》《神鞭》，包括后来写的《单筒望远镜》，大概写了几百万字，当然《单筒望远镜》已有一部分是涉及租界了。

　　目前我的创作力还很旺盛，艺术和文字的感觉还好，思维也够敏锐，还没有衰老的感觉，所以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写租界的故事，主要是1860年之后的天津，写当代生活。这一部分的天津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可是我知道，毕竟我是在五大道出生、在租界里长大的，所以我想把以后的精力放在这。但不会用《俗世奇人》的方式写，那样的语言只适合写那样的故事。

　　草地：这些年，天津人骨子里的劲儿有变化吗？

　　冯骥才：我觉得没有，文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如果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地域的性格，那是很难改变的。你可以把房子给拆了，但是性格是很难改变的，比如天津人对市井生活、曲艺杂技很有兴趣，要生活得有滋有味。

　　一个地方最深刻的、最不可改变的还是人的性格，性格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一个地方独特的人文传统，比如俄罗斯是战斗的民族，意大利是激情的民族。

　　草地：您还出版了《书房一世界》，也说“对于作家，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所以在书房中最真实的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

　　冯骥才：我是写完《俗世奇人》之后觉得写作状态特别好，于是就想写一些随笔，因为小说的思维和随笔完全不一样，随笔是写生活中有的东西，小说是写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好多人物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两个写法不一样、意义不一样。

　　我坐在书房里想，写什么，不如就写写书房吧。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书房，作家的生活方式与别人不一样，一辈子都是在书房中工作，书房就是纯精神的世界，书房中没有锅碗瓢盆，有作家的历史、个性、爱好、精神、记忆，在书房中可以挖出大量的东西。我就在屋子里坐着，那几天就有点“神经质”了，看什么东西都会触动一下，比如姥姥的小花瓶就会让我想起很多相关的事情，包括内在的历史、社会变迁、文化、审美等等，各种想法，于是一口气就写下来了。

　　我觉得书房就是自己精神的空间，也是创作的空间，书房不是给别人看的，是自己的，是随性的，没有任何布置的成分，却有一个人的性情。像天津的老作家孙犁先生，写了《白洋淀纪事》，他的文字就干净透亮，人也很沉静。他的桌上只有一样东西，一个白瓷盆里，放了十几颗不同颜色、图案的雨花石，然后放上特别干净的清水，他说每天都要把石头洗一遍，换一遍清水。他喜欢一尘不染，他的文字也一尘不染，没有一点世俗气。所以我觉得书房是一个作家的秘密，《书房一世界》就是作家把自己的秘密给读者看了。

　　草地：关于这本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冯骥才：写完后我看到书房里有一本冰心送我的书，当时我还年轻，有时会去北京看看冰心。有一次到她家，看到老太太穿着一件特别漂亮的缎子上衣，我说您怎么今天穿得这么好，结果老太太说那天是她的生日。

　　她说：“我生日你来了，我送你一个东西，别人给我印了一张小卡片。”那个卡片正面是金色的“寿”字，反面是冰心的一句话：“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卡片上还有编号。她给了我一张，我拿过来一看是77，当时我才40多岁。我说：“老太太您都90多了，看来我将来要活到77岁。”结果她说，你胡说，然后拿起笔在两个7下面画了两个半圆改成了99。

　　这些小的细节，就是老太太对人的善良，和她的机智、睿智。后来我就后悔，最后一篇应该把这个故事写进去。

　　草地：您对现代人的阅读前景乐观吗？

　　冯骥才：我很乐观，现代人是幸福的。有的人说现在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但是碎片的阅读就是现在阅读的特点。我们过去没有那么多的信息，现在我们的世界太丰富了，这些信息必须靠碎片告诉你，不可能马上把它们逻辑化、整理起来，接收起来就是大量的碎片，我每天接收的也是。

　　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要把碎片变成主流，还是要读一些费点劲儿的东西。有的书你觉得不错，看下去了就认真地看，一边看还要一边思考。读书是两件事，一是感受，二是思考。读书最重要的是你主观的那一部分，而不仅是“读”而已，用眼睛看，也要用心去感受，用大脑去思考。

　　草地：对于当下的读者，您有什么阅读建议？

　　冯骥才：我觉得一年得读二三十本好书，经典如果看得不多还要补一些课。阅读期主要还是在年轻时候，我当时是按照系统看的，如俄罗斯文学，我就先从普希金开始看，然后一本一本按照文学史看，把所有作品捋一遍。年轻时的学习一定要有系统，要整体地、有条理地学习，这是骨干性的东西，四大名著得看吧，《聊斋》得看吧，唐诗宋词也得会背几百首。

　　草地：您身上有什么特质是一直在的吗？

　　冯骥才：我没有什么变化，一直还是那样，就是现在岁数大了，出去调研变少了，仍然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草地：为什么对将要消逝和已经消逝的东西特别着迷？

　　冯骥才：我们在时代转换期的时候，有些东西不应该消逝，应该传承下来，一个民族要对自己好的东西有记忆。当一个社会物欲太强的时候，要提醒人们珍视我们祖先代代相传的一些美好传统，不要丢了它。

　　比如过年，包括年画、年文化的抢救。除夕放假就是我在两会上的提案，我认为除夕应该放假，中国人过年过的是大年三十，三十不放假怎么能把年准备得特别好。我们千万不能把“年”丢了，短信拜年我就很赞成，还有春运特别值得重视。要让老百姓的春运过程完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文化、因为传统，让几亿人迁徙。当然还讲过很多次春晚，上世纪80年代我们很多传统习俗淡化后，春晚是电视人对春节的贡献。我们还建立了年文化基地，出版了大量关于年俗的书籍，都是为了把中国人的春节留住，春节现在是团结四海华人的节日。

　　草地：现在什么事情会激发您的创作欲望？

　　冯骥才：现在我就正在创作中。我觉得真正激发创作的还是积累，大量生活的积累，在一定的时候会升华，让你感到生活的力量，以及生活本质的东西，发现生活的真谛，找到一些重要的东西需要告诉别人。

　　草地：写作是表达自己重要，还是传递给别人更重要？

　　冯骥才：没有内心的压力也写不出来，一定要把自己感受最强烈地表达出来。但是传递给别人也很重要，一定要考虑作品对别人的影响。一个作家对读者负责是最重要的事情，要传达真理，给人生活的力量、信心和勇气。另外我又是一个画家，还要给读者以美感，不论是风景、人物，还是事物，要有很高的审美品质。

　　草地：您的作品能走出国界，被其他国家读者认同，原因在哪里？

　　冯骥才：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特点，他们有兴趣；还有就是我们共同的东西，比如追求真善美的人性，会触动他们，有共鸣。

　　草地：关于疫情，您在思考什么？

　　冯骥才：目前我在创作中，所以一天只看3次关于外界的信息，每天早上醒来，我会先看看疫情的状况，包括大的走向、国外的情况，还有专家对于疫情的看法。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病毒的特性到底是什么，将来以什么形式存在或者消失。还有我很关切医务人员，中国抗疫能够做得好，主要功臣就是医务人员。

　　这次疫情让我也很着急，它和汶川地震不一样，地震之后我们立刻开会，怕羌文化丢了，我向国家提出很多方案，包括建立北川博物馆等，并带着专家小组到了北川、汶川等地考察，在西北大学成立了专家工作基地。但是这次到不了前线，加上我年纪大了，他们也不让我出去，所以只能靠手机了解情况，有种着急使不上劲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