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当代，欧美青年在升学或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常会耗费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做一次长途旅行，称为间隔年，英文叫Gap Year。

　　中国古人也有自己的间隔年——凡是家庭条件允许的官宦或富商人家子弟，在他们入仕、就业之前，也会有一次或多次长途旅行，尤以汉唐为盛。

　　比如司马迁，就有过他的间隔年——那是一次上万里的旅行，用太史公的话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和司马迁一样，诗圣杜甫的间隔年也行程万里。30岁之前，杜甫曾有三次漫游。一次较长，一次很长，一次更长——较长那次几个月，很长那次四年，更长那次超过五年——累计起来，杜甫的间隔年长达十年。

　　哪怕是在以船只、马匹、驴子甚至双脚作为交通工具的唐代，十年时间，也足以行遍海内。

　　杜甫作品散佚甚多。韩愈称为“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有关专家估计，杜甫一生诗作可能有3000多首，但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只有1400多首。其中，他早年作品又散佚得特别严重。30岁以前所作，现存不到40首。

　　由于诗作散佚，我们没法更为具体地重现他的三次漫游——甚至，有的学者因找不到相应诗作，进而认为他的三次漫游并不存在。

　　好在，杜甫晚年的一些唱和之作和回忆之作里，有不少涉及了早年的漫游历程。这样，我们就能够确定：诗圣年轻时候，的确走过千山万水，的确把足迹印遍大江南北。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义，至今，杜家窑洞还有迹可寻。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多数时间居于巩义附近的东都洛阳。今天的洛阳是一座普通地级市，如果说它有什么区别于全中国的另外几百座地级市的话，那就是它拥有极为悠久、灿烂的历史，以及难以计数的历史遗迹遗存。

　　考察洛阳发展史，这座城市最美丽的花样年华在隋唐时代。那时，洛阳是天下仅次于首都的重要城市。甚至可以说，在不少方面，首都长安的重要性还不如洛阳。

　　洛阳因地处洛水之北得名，在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未得到开发时，洛阳是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就像周成王下令营建洛邑时说的那样：“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焉。”

　　隋朝是一个短命王朝，它就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唐朝。比如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大运河。

　　从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起，隋朝以举国之力，毕20年之功，建成了大运河。这条我们星球上最长的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悉数沟通，将长安、洛阳、幽州、汴州、宋州、楚州、扬州、杭州等重要城市联缀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跨越东西、纵贯南北的水路交通网。

　　而洛阳，就居于水路交通网中心。

　　与水路交通相比，相对更辛苦，但更能通达四面八方的是陆路交通。如果说隋唐的水路交通体系以洛阳为中心的话，那么陆路交通体系则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

　　《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等文献表明，唐朝陆路交通中，有七条以长安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重要干线。这七条干线虽然都以长安为起点，但多条必经洛阳。

　　因此，洛阳其实是唐朝水陆交通的总枢纽。

　　为了管理干线道路和水路，唐政府每隔30里即设一个驿站。盛唐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有两万多。

　　驿站——不论水驿还是陆驿，只为来往官员或其他公务人员服务，兼具有政府招待所和邮政功能。至于非公务人员，他们在旅途中，则有完善的逆旅提供服务。

　　逆者，迎也；逆旅，就是迎接来往客人。这些由私人开设的逆旅，相当于现代的旅馆、饭店，一般都落址于驿路沿线村镇，为来往旅人提供住宿、饮食，有的还可雇佣车辆、马骡或船只。

　　盛唐时，逆旅如同驿站一样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比驿站数量还要多。杜佑记载：“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不仅沿途食宿方便，社会治安也非常好，不用担心人身安全。

　　在一些人烟稀少或道路险阻的地方，出于成本考虑，没人愿意开设逆旅，而政府的驿站又不对社会开放。这时候，由慈善组织或个人兴建的义堂和义井，就免费为来往旅人提供自助服务——有房间可供休息，有水井提供水源，有柴火和炉灶做饭。

　　完善的水陆交通体系以及在路上的安全感和人性化服务，使得盛唐成为漫游者的黄金时代。不仅杜甫，更包括李白、高适、王维、孟浩然、王之涣等唐诗天幕中的巨星，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豪气干云的万里之行。

　　杜甫间隔年的少年游，就在这种大背景下徐徐展开，并成为他一生恒久而幸福的回忆。

　　59岁，这是杜甫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携家带口，打算北归中原，却又无法像几年前想象过的那样“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为造化小儿所苦，他漂泊湖湘，衣食俱成问题。这年春天，他从潭州（今长沙）溯湘江前往衡州（今衡阳），打算投奔一位老友。

　　然而，令杜甫极为沮丧的是，到了衡州，才知道老友已调往潭州——他们的船只，在湘江的某片水域擦肩而过。不久，更加不幸的消息传来：杜甫想要依靠的老友，竟然在潭州去世了。

　　这位老友，便是杜甫一生交游中，时间最早的韦之晋。

　　与韦之晋相识时，杜甫只有19岁。那年，杜甫从河南前往山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离开老家河南，也是他平生第一次远游。

　　怀念韦之晋的诗里，杜甫称他们订交的地方，也即他第一次漫游的目的地为郇瑕。郇瑕，是郇和瑕氏两地合称，后来泛指山西临猗一带的晋国故地。

　　有意思的是，郇瑕是合称，临猗也是合称——今天的山西临猗县，由曾经的临晋和猗氏二县合并而成，两县各取一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地图上有了临猗。

　　临猗县城设在猗氏镇。猗氏历代人物中，猗顿是最传奇的一个。猗顿本是鲁国人，家贫无依，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灭吴后弃官经商竟成巨富，便去向他请教发财之道。范蠡指点他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就是牲畜之母者，意思是让他发展畜牧业。

　　猗顿听了范蠡的劝告，来到今天的临猗一带——当时，这里有一片水草丰茂的洼地，附近又有解池的盐，是畜牧的上佳之选。果然，猗顿很快发达起来，极盛时，其产业“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嵋，皆其所有”。猗顿因在猗氏发达，便以猗氏为号，真姓反而湮没不闻了。

　　我看到的临猗县城，和寻常北方县城没有多大区别：除了几条主街显得宽阔外，其余街巷大多逼窄。大街两旁的绿化带，种着雪松和修剪整齐的灌木。城中心的十字街头，即便正午，也见不到几个行人。

　　临猗属运城市。历史上，运城因位于黄河以东而称河东。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持续了数千年的池盐产业，使得运城盛极一时。尧、舜均把都城建在这里——上古时的都城，估计规模不会大于今天一座镇子。

　　杜甫的唐代，朝廷在河东设有相当于省级机构的河东道，管辖今山西全境和河北西北部。河东道下设有蒲州府。河东道和蒲州府的治所，均在临猗西南的县级市永济——如今，永济也属运城。

　　19岁出门远行，杜甫是从哪里出发的呢？答案是：要么巩义，要么洛阳。不论巩义还是洛阳，均在黄河以南，杜甫都要渡过黄河。

　　自青藏高原而下的黄河，挟雷霆万钧之势滚滚东流，如同一柄神出鬼没的利刃，将中原大地一剖为二。唐代，黄河干流上，设有不少津渡。这些津渡，大者用船和木头搭成浮桥，小者用船只摆渡。

　　巩义西北，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古称洛口。为了利用水利之便，隋朝时在洛口修建了一座国家粮食储备中心：洛口仓。洛口仓附近有一个渡口，叫五社渡，又名五津渡。如果从巩义南瑶湾村出发，杜甫就从这里渡河。

　　倘若杜甫从洛阳出发，则洛阳北面有一个远比五社渡更知名也更重要的渡口，即河阳津。五社渡大概率没有浮桥，只有吱吱呀呀来回的摆渡船，河阳津却有宽阔且快捷的浮桥沟通两岸。《开元水式部》记载，为了维护这座号称巨梁的津渡，政府在这里安排了一支多达250人的水手队伍。

　　此外，杜甫还可先从洛阳经陆路至陕州，再从陕州北部的大阳津渡河，之后北行。但北行需要翻山越岭，山路险要，鲜有行者。是故，从大阳津过河后，他更可能沿着河岸自东向西至永济后再北上。

　　总之，无论杜甫是从五社渡还是河阳津，抑或大阳津渡河，过河后他都得从黄河北岸的古道上西行再折向北行，经永济抵临猗。

　　不过，经过比对，我认为，杜甫可能走的是另一条线路。无论他从巩义还是从洛阳出发，都陆路向西。唐代，居于天下之中的洛阳曾是武周首都。即便不是武周时代，每逢关中灾荒之年，皇帝多半会带着文武百官前往洛阳，称为就食。洛阳也因之成为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官道，属于唐朝首屈一指的大路驿的一部分——比杜甫更晚的唐德宗时期，明令“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

　　杜甫经大路驿西行至潼关。潼关一带，南边是高峻连绵的秦岭支脉华山，北面是如同屏障一样的中条山。华山与中条山对峙的夹缝里，黄河见缝插针，疾速东下。潼关，就位于黄河南岸的黄土塬上。

　　我站在潼关城楼一侧的山坡上眺望。

　　几公里外的山脚下，黄河从西北方向而来，拐出一个大弯。大弯处，渭河一头扎进黄河怀抱，两水交汇，水流变得更加迟缓，河床上堆积出一道淡黄色的沙洲，恰好与岸边青绿的庄稼形成色彩鲜明的对比。两座大桥从我站立的南岸伸向北岸，一座是公路桥，一座是铁路桥。对岸台地上，分布着补丁般错落的房屋，在高大的风力发电机映衬下，显得更加矮小、卑微，如同甲虫身旁的蚂蚁。台地背后，是一条绵亘掠过的山脉，像隶书的一字。那是中条山。

　　潼关始建于东汉末年，后来南移数里，屡毁屡建。所以，我看到潼关竟然是一座崭新的古城——许多地方还未完工，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油漆味。因为没完工，作为景区也就不收门票。景区外面，依附修建了众多两三层的仿古商铺，却没有一家营业。古潼酱园、果蔬沙拉、肥肠米线、菠菜面、永红餐馆、陕西名优特产……全都关门闭户。唯一开着门的是关中民俗面坊，不过也没营业，一个肥胖男子正在午睡，发出惊天动地的鼾声。

　　杜甫见到的潼关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尽管他少年时的远游没有留下诗篇，但很多年后，当杜甫历尽沧桑，曾多次经行潼关的他，忍不住在诗里感叹，“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那时的潼关，还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羊肠小道之上，飞鸟双翼之下，巍然屹立于帝国首都之东方。

　　半个小时后，我沿着山路下山。山下的黄河南岸为秦东镇，像所有镇子一样杂乱而又生机勃勃。行驶途中，我瞥见秦东镇幼儿园旁的路边有一块黑底白字的石碑，碑后是一道两米多的围墙，围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

　　停车细看，碑上的文字是，“潼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超刺曹古槐遗址 潼关县人民政府立 公元二〇〇八年”。

　　东汉末年，曹操平定马超、韩遂，两军在潼关激战。不过，马超刺曹操不中而中树之事，并不见于正史，而是《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书中写道：“看看赶上，马超从后使枪搠来。操绕树而走，超一枪搠在树上；急拔下时，操已走远。”

　　从秦东镇外的大桥过河，只需一分钟。而杜甫时代，他自东向西走到潼关，将从关下的渡口经浮桥过河。

　　过了河，便是山西——风陵渡到了。

　　风陵渡因传说女娲埋葬于此而得名——相传女娲姓风。唐时称风陵津，并在风陵津旁的山上设有风陵关，恰好与潼关遥遥相望，共同扼住了中条山与华山之间的这道缝隙。

　　从地理沙盘上可以看出，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的中条山到了风陵渡东侧戛然而止，山地变为冲积平原，古时的驿道和今天的高速公路都从平原上穿过，溯了黄河的流向往北延伸。在我的车窗左侧，是平坦的平原，平原中间，黄河像是压在大地上的一条细长黄线；在我的车窗右侧，是中条山余支，山不高，树不深，大大小小的石头像巨人捏碎的饼干渣，入目俱是。在这个草木葳蕤的7月，也显得有几分荒凉。

　　风陵渡北行不到10公里，便是永济。永济最南边的首阳乡，父老相传，是杨贵妃故里。杨贵妃与杜甫是同时代人，小杜甫10岁。当19岁的杜甫出门远行时，杨贵妃还是一个9岁小女孩。那时，杨贵妃的父亲在四川蜀州做官，她多半随父入川了。

　　永济古称蒲坂，是传说中大舜的王都所在。不过，这个古老的地方，最有名的其实是一座始建于北周的楼台，即鹳雀楼。

　　地处黄河之滨的永济，在唐代，显然远比今天更重要。它既是河中道的治所，也是蒲州治所，相当于省政府和市政府都设在这里。

　　蒲州一带的黄河，流淌于一马平川的平原上，黄河河床时常漫游改道，故而诞生了一个成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鹳雀楼西边是黄河，楼与河距离不到两公里，其间是平坦的原野；鹳雀楼东边是蒲州——今天它是永济下属的一座普通小镇。至于曾是唐时省会和州城的蒲州古城，只剩下不多的几处残垣断壁了。

　　鹳雀楼下的黄河边，有一座古渡，名为蒲津渡。

　　《读史方舆纪要》将蒲津渡列为山西重险之地。历史上，黄河常成为不同势力的天险，浦津则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朝开元宰相张说称之为“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卫，河东之辐辏”。先秦以降的两三千年间，这里发生过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秦昭襄王第一个在蒲津渡架设浮桥；汉武帝第一个在河西修筑关隘。到了唐朝，蒲津渡处于长安至太原的重要驿道上。其时国力昌盛，远迈前代，于是，开元十二年（724年），一个超级工程动工了——工程耗费了全国年铁产量的五分之四，铸造了八头各重八万斤的铁牛，以及牵铁牛的铁人、固定船只的铁柱和铁山、绞盘等物。八头铁牛分置两岸，将波涛中的浮桥牢牢牵挽。行人迈步浮桥，如履平地。到了宋朝，一场大洪水将铁牛冲进河里，于是发生了曾入选小学课本的怀丙捞铁牛的故事。

　　在蒲津渡遗址上，多年前修建了博物馆，从黄河淤泥里打捞出来的铁牛和铁人陈列于一座高出地面4米的平台上。阳光下，铁牛和铁人青黑中带着褐黄，虽然锈迹斑斑，依旧气势恢宏，昭示着大唐帝国，尤其是开元盛世的富庶强盛。

　　200公里长的涑水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它从蒲州古城下流过，于几公里外注入黄河。涑水上游的夏县，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故乡。司马光的一部著作，就以涑水为名，叫《涑水纪闻》。后世也称司马光为涑水先生。

　　杜甫到达蒲州城，在登临了鹳雀楼后，他多半会在城外雇一条客船，溯流而上——几十里外，便是他此行的目的地：临猗。

　　今天，从巩义到临猗不到300公里，汽车也就3个多小时，小半天而已。但在杜甫的唐朝，这段路程会超过400公里，即便路上不耽搁，单是赶路，也需要好几天。如果沿途寻幽探胜，访古问遗，则这一趟短途旅行，将耗时一个月以上。

　　不过，古人似乎有的是时间，尽管他们的生命比我们更短暂。但那是一个慢时代。就像木心的诗说的那样：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