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1年01月29日

漫游：

 

　　云雾像被水打湿的棉被，厚厚地裹住了终南山和山间的别墅。偌大的别墅里，只有几个看守的老仆。唯一的客人是李白。面对没完没了的雨水，惆怅与焦急在李白心底潜滋暗长。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天下知名的女冠——女道士。当然，也可以说别墅的主人是一位血统高贵的公主。因为，女冠和公主就是同一个人。

 

　　李唐重道教，自认是道家先辈李耳后裔。公主中间，就有不少人痴迷于修道，甚至出家做道士。玉真公主是唐睿宗的女儿，与唐玄宗同父同母，地位显赫。年轻时，玉真受道于括苍山道士叶公，玄宗下令为她修建了庞大的道观，后来赐号持盈法师。终南山中的别墅，就是玉真公主众多修道场所之一。

 

　　李白从安陆来到长安，拿着许氏的信，找到许家一位远亲。远亲官太小，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给李白出主意说，宰相张说热心举荐人才，不妨找找他。张说身居高位，文章驰名天下，受封为燕国公，与许国公苏颋——就是李白在成都干谒那位——齐名，人称燕许大手笔。李白精心制作了一张名片去张府，已经64岁的张说一看名片就无比好奇：海上钓鳌客。

 

　　张说让仆人把李白带进去，问他，你要钓鳌，请问用什么做线？用什么作钩？

 

　　李白侃侃而谈，回答说以虹霓为线，以明月为钩。

 

　　张说又问，用什么为饵？李白答，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这番对话很符合李白好为惊人语的性格，张说似乎对他印象还不坏，虽然没有举荐他，但把儿子张垍介绍给了他。张垍不仅是相门公子，还是玄宗皇帝的驸马。

 

　　张垍向李白说起了玉真公主，那个热心修道同时也热爱文艺的神秘女子——她十分喜欢王维的诗，王维借助她的力荐，一举中了状元。对这些京城往事，远在安陆的李白肯定知道的。

 

　　所以，当张垍把他送到玉真公主在终南山的别墅时，李白充满期待，他甚至能感觉得到，那条通天的彩虹正在降临人间，他即将跨上彩虹，一步登天——从年轻时起，他就不屑于像普通官员那样一步一迁、按部就班，而是立志要像管仲、诸葛亮那样一步登天，立抵卿相。

 

　　在终南山等待玉真公主的日子，李白为尚未谋面的公主写诗，把公主尊称为玉真仙人，想象她修仙习道，行踪无定，如同传说中的西王母一样神秘莫测。

 

　　李白眼巴巴地盼着玉真仙人驾临终南山，然而，一等数十天，玉真仙人毫无踪影。后来，他从看守别墅的仆人那里得知，事实上，玉真公主已经一两年没来过了。失望之余，李白隐约感到被张垍骗了，可他只能给张垍寄两首诗，含蓄地发发牢骚。张垍没有回应他。李白只好离开。“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的终南山恍如梦魇。

 

　　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与唐代其他诗人如杜甫、高适、李商隐、韩愈等人相比，李白的确更热衷山水。他的热衷山水，既有因好道而“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成分，也有发自内心对或雄奇或清幽的山水的喜爱，还有在面临失败与挫折时，企图借山水荡涤愁绪的醉翁之意。

 

　　从终南山下来，李白去了长安周边的凤翔、坊州等地，在那一带漫游了一段时间。心情稍稍平复后，他重返长安。意外的是，许氏远亲避而不见，张说去世了，他也不便再去找张垍。

 

　　幸亏在坊州时，王司马给了他一笔钱。靠这笔钱，李白在长安城继续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且，大约干谒无门，这一时期，与他来往的多是斗鸡走狗的恶少。为此，他遭遇了北门之厄。

 

　　北门之厄的具体情况，首次长安之游十几年后，李白在写给陆调的诗中有所透露。大概是李白得罪了一伙恶少，这些恶少聚众围攻李白。李白虽会剑术，然寡不敌众。正在危急时，陆调纵马奔来，把李白救走；旋又报告官府，为李白摆平这场祸事。

 

　　经此波折，李白对长安更生失望——不仅对长安失望，甚至，对未来的人生也失望。他在《行路难》里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方面，他安慰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另一方面，他又仿佛看破红尘，心灰意冷：“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的一生，常常就在这种对立的情绪之间纠结，如同一个青春期的懵懂少年。

 

　　731年暮春，失望的李白离开了长安。不过，他没回家——尽管在长安期间，他因思念许氏写过十来首诗——但是，他不想回家，也无颜回家。毕竟，在长安一无所获，他怕回家后面对那些关心他的亲朋旧识——无论是真关心的惋惜，还是假关心的幸灾乐祸。

 

　　李白向东而行，经东都洛阳，折向东南而至宋城（河南商丘）。宋城有一座李白时代就已废弃数百年的巨型园林：梁园。关于梁园，还有一段题外话。十多年前，我在开封城南的禹王台公园寻访古吹台时，看到一座门坊，上书：梁园。开封不少地名，也冠以梁园或梁苑，如梁园小区、梁苑小学。甚至，就连一些当地的旅游资料上，也称梁园在开封，就在古吹台一带。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园的修建始于西汉梁王刘武。刘武与汉景帝同父同母，甚受其母窦太后爱怜，地位尊贵。受封梁王后，建都睢阳，即商丘。梁王在世时，建造了一座方圆达300里的园林，称为东苑、兔园，后人称为梁园，或梁苑。梁王雅好文学，把一批大文人如司马相如、枚乘等招至麾下，出没于梁园。

 

　　那么，梁园到底在开封还是在商丘呢？尽管《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开封，但更多迹象表明，梁园其实在商丘。因为，商丘才是梁国都城，而开封一带虽也属梁国，距王城却有100多公里。后人之所以把梁园附会在开封，很可能因为开封曾称大梁和汴梁吧？

 

　　好古好游的李白一定想象过梁园的精致宏伟，然而到了故址一看，才发现亭台楼阁已随丝竹歌吹一同消失。池水干涸，古木幽森，他不由感叹繁华难再与人间荒谬：“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即便信陵君这种名垂青史的人物，他的坟墓也沦为耕地。既然人生如此，世事如此，他只好“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其间的意绪，颇像古人目睹“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之无常，亦有“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感叹。人生易老，世事无常，不如及时行乐，便成为李白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不过，斯时的李白还算年轻，还没有从失望走向绝望，因此在诗的结尾，他相信时机终会到来：“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颍阳是河南登封的一座小镇，它虽无甚名气，与它近在咫尺的嵩山却大名鼎鼎。从颍阳到登封，我一再向人打听颍阳山居和元丹丘，不过就像我预感的那样，没有人知道它和他。李白交游甚广，元丹丘几乎是他的第一号朋友。元丹丘乃职业道士，炼丹打坐，云游四海。有一种说法是，李白还在蜀中时，就与他相交。后来，李白在天南海北的各个地方，要么与他应约相见，要么与他不期而遇。至于嵩山附近的颍阳山居，那是元丹丘的多个隐居地之一。

 

　　在颍阳山居小住后，元丹丘邀请李白去洛阳，洛阳有他的好友元演。不想回家的李白愉快地答应了。洛阳之行，李白与元演、崔宗之相识，并结为知交。聚会结束后，李白不得不回安陆——当他于733年回到安陆时，为期3年的一入长安终于告一段落。小小的安陆盛不下太大的梦想和激情，尤其是作为一个赘婿。一年多后，李白又一次上路了。

 

　　这一次是应元演之邀游太原。其时，元演的父亲任太原尹。两人于盛夏时在洛阳会合。按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证，唐时从洛阳到太原，大致经行今天的沁阳、晋城和长治等地。

 

　　老城村是一座北方村落，公路两侧是民居，民居外是平原，青纱帐刚起来，碧绿一片。这座如今普通的村落，曾是孟津县治所在地，故而史料上称旧孟津。不过，如果向当地人问路的话，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旧孟津。

 

　　老城村所属的镇子叫会盟镇，这个名字，来源于3000多年前武王伐纣时在此会盟诸侯。由老城村向北，几公里外，黄河日夜东流，大桥西侧，耸立着一座高塔，塔身竖列红色大字：黄河中下游分界标志塔。

 

　　由标志塔上溯20公里，便是黄河的最后一道峡谷：小浪底峡谷。出此峡，黄河进入一马平川的下游地区。孟津因而被确认为黄河中下游分界线。孟津这个名字来源于黄河上的古老渡口。汉语里，津就是渡口的意思。那么，孟津古渡在哪里呢？主流说法认为，在老城村和小浪底之间的扣马村。

 

　　扣马村这个奇怪的名字，据说是武王伐纣时，伯夷和叔齐两兄弟拦住武王的马劝他休兵。村子里，我看到一座歪斜的老屋，一方石头上刻着“商夷齐扣马地”。当地人说，老屋是明清时的夷齐祠旧址。

 

　　孟津古渡是洛阳通往北方的门户。李白不知道黄河中下游的分界，他只知道，要前往太原，必须先在孟津渡过恍似从天而来的黄河。

 

　　扣马村外的黄河，平缓宽阔，河中形成了一道修长的沙洲。唐时，供人们过河的，不是船只是浮桥。当时，利用水中沙洲，建成了两道浮桥，并在沙洲及南北两岸筑有关城。维护浮桥计有水手250人、木工10人。严耕望认为它是“中古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

　　李白和元演经过孟津浮桥，由南而北，大约再步行两三天，便会看到官道如一条扭曲的长蛇，慢慢游进西北天际一列拔地而起的山脉中。
　　那便是太行山。八百里太行呈东北-西南走向，成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的天然分界线。有一年4月，我在南太行寻访一条名叫羊肠坂的古道。沁阳往北十多公里，通往晋城的公路进入了深山。当年，李白和元演就是从平原尽头的沁阳西北而行穿越南太行的。1000多年过去了，公路斗折蛇行，时而爬上半山，时而跌进山谷。太行山到处是坚硬的花岗岩石头，年久风化后，坚硬的石头缝里，钻出一棵棵连翘和桃树。淡黄的连翘花和粉红的桃花，给阴雨的下午带来了一点点春天的暖意。
　　与残留的古道相比，曲折的公路依然显得平缓而宽阔。羊肠坂的得名，便是缘于古道崎岖缠绕，有如羊肠。
　　查史料可知，羊肠坂虽只有短短几公里，却因扼京洛之咽喉，加之易守难攻，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说，曹操的《苦寒行》就写于此：“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很多年后，李白在写给元演的诗中，历数和元演在一起的旧时光，其中就有对当年行经羊肠坂的艰辛记忆：“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
　　北游太原时的李白，虽然仕途上一事无成，诗名却已遍及海内。元演的父亲元府尹对他的到来给予了极为热情的接待。李白诗作表明，他在太原待了一年左右。其间，他和元演曾北游雁门关。更多时候，他们在太原周边载酒游荡，曾经多次前往太原南边的晋祠。
　　晋祠的历史极为悠久，最初是为纪念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而建。晋祠里，一株斜着生长的古柏别具风姿——自周朝时被栽种于此，它已经在多少代人的注视下生长了2600年以上——即便李白时代，它也差不多有一千多岁了。可以肯定地说，李白和元演都见过它。只是，有可能，那时，它的身子不像现在这样歪斜。
　　在太原，李白一度萌生了从军的念头。李白一直对自己的剑术颇为自负。他认为，如果从军，或许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将领，进而以立功边关的方式空降到官场，甚至博个封妻荫子。
　　元演制止了他。元演告诉他，军营生活远不是他看到的那么浪漫与威风。他的父亲守边多年，早该调回内地，可因朝中无人，很可能就终老太原。元演的父亲如此，他手下军官的前途更加黯淡。
　　李白是个激情四射的人，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既然从军也不会有光明前景，他便写诗批评军中的种种不公：“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一年多后的初秋，李白辞别元府尹。元府尹给了他丰厚的馈赠，银两之外，还有一匹五花马，一件千金裘。归往安陆途中，李白又一次拜访了老友元丹丘，并经元丹丘介绍，结识了新朋友岑勋。李白与元、岑二人痛饮之余，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将进酒》。诗里，他不无得意地提到元府尹的厚赐：“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功名：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又一次走进了巍峨的长安城。一入长安与二入长安之间，有12年的间隔。李白从30岁到了42岁。
　　40岁前后两年，李白遭遇了颇多变故。人们常说哀乐中年，其实，以哀为主，以乐为辅。或者说，乐只是哀的海洋中耸立的一座座孤独的小岛而已。从太原归安陆后，李白罕见地在家待了一年。读书、写诗、饮酒成为这一年的日常。但一年似乎也是他能安静下来的时间极限，他很快就“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担心岁月流逝，马齿徒长而功名未就。毕竟，在人均寿命四五十岁的时代，年近不惑，实在是到了令人恐慌的年龄。
　　38岁那年，李白做了一次行程万里的巡回干谒。他先后在南阳、颍阳、宋城、下邳、扬州、杭州、温州、荆州、襄阳等地，拜访了数十位大大小小的地方官，陪他们喝酒，为他们吟诗、作文，像一个恪尽职守的营销员，努力推销自己。
　　所有的努力却一无所获——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回收了一场场大醉，以及一些或真或假的赞美。为此，李白愤愤不平地写诗：“空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已闻蓬海浅，岂见三桃圆”，他借用寻仙不遇的典故，讽刺朝廷广开才路之说不过空文虚言，根本不准备落到实处。
　　39岁那年，李白作了父亲，他的女儿平阳出生了；41岁那年，他的儿子伯禽又出生了。
　　不惑之年也是一个丧乱之年。这年，万里干谒归来的李白到襄阳拜访孟浩然——很可能要向这位老友倾诉一番苦水吧。到了孟家却惊闻噩耗：孟浩然竟于月前去世了。
　　孟浩然死于友情和诗情。此前，他背上长了一种古人称为痈疽的毒疮——现代医学认为，这是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被葡萄球菌感染所致。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就是得此病而死的。孟浩然的病原本在好转，不料，王昌龄来了。诗友相聚，免不了觥筹交错。要命的是，医嘱孟浩然不得食用河鲜，偏偏桌上有一道孟浩然最喜欢的汉水查头鳊。纵情之下，孟浩然忘了医嘱，大吃特吃。于是，悲剧了，“浪情宴谑，食鲜疾动”而终。
　　如果说孟浩然之死让李白意外而伤感的话，那么，另一个人的死则直接改变了他的生活——李白结束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安陆岁月。这个人，就是许氏。许氏出身高门，自与李白婚后，聚少离多。当李白漫游天下时，她默默地守候于小城安陆。体弱多病的许氏去世后，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许氏既死，李白再也没有留在许家的理由。对安陆这座小城，他大概也失去了继续居住的兴趣。李白搬迁了。目的地是山东鲁郡，即山东兖州。选择鲁郡，很可能是因为李白的一个堂叔和几个族亲都在那里做官。到了鲁郡，在族人帮助下，他在瑕丘（今济宁市兖州区）东门外筑了几间茅屋，购了几亩地，并先后与一个姓刘的女子和一个没有留下姓氏的女子同居。后者为他生了另一个儿子颇黎。种种蛛丝马迹表明，李白与刘氏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并且，最令李白愤怒的是，同居后，刘氏很快对李白由失望到绝望，竟然跟人私奔了。李白在诗里痛骂这个不识好歹的妇人：“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
　　刘氏对李白的失望与绝望，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首先是反感他无度饮酒。更大原因可能是眼见李白年过40，却连七品八品的小官都没捞着，不免渐渐从内心瞧不起他——奴婢眼里无英雄，奴婢眼里也无诗仙。
　　郁郁寡欢中，李白去了一趟嵩山。那里，有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元丹丘。今天，从兖州到嵩山，高速公路400多公里，驾车约5个小时，但在李白的唐朝，至少要耗费十几天。餐风露宿半个月，李白赶到颍阳山居，不是为了聚会，而是为了告别——他专程去为元丹丘送行。
　　作为当时全国知名的道士，元丹丘新近接到朝廷要他赴京的诏令。从兖州到嵩山，甚至超过了从嵩山到长安，李白如此不辞辛苦地送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友情——这就好比有个上海的朋友要去北京，我竟然从成都赶到上海为他送行。
　　李白在诗里透露了这次独特送行的目的：他希望元丹丘到京后，向朝廷举荐他。
　　元丹丘果然不负厚望。次年秋，来自长安的使者送来了宣李白入朝的诏令——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李白的狂喜可想而知。他一边杀鸡酌酒，一边痛骂离他而去的刘氏不长眼睛——此时，李白应该与鲁妇生活在一起。否则，李白出游时，谁来照料年幼的孩子？从他接到诏命后写给老婆孩子的那首诗看，他青春时期就浓烈的政治狂热竟一点也没消退，反而因突如其来的诏命而狂喜、而失态：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无论什么时代，首都总是一个庄严的词语。它意味着宏伟的建筑，肥马轻裘的高官和从这里发往王朝每一寸版图的道道旨意。早春二月，燕子斜飞，它们轻盈的翅膀扇动了护城河边细长的柳丝，却扇不动城楼上那一排排卫士从不斜视的目光。
　　1961年，经过4年多的发掘，一座消失于历史长河的古城浮现在20世纪的阳光下。这座一梦千年的古城，承载的是后人艳羡不已的大唐华章，它那庞大的规模表明，极盛时，这里的居民至少在200万以上。
　　发掘证明：唐代长安城的周长有70多里，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即明清时代的西安城址）大5倍。至于向来被人称道的北京旧城，其面积也仅和长安相差无几，长安却要早它好几百年。
　　凝视专家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复原图，我发现这座古老而奢华的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棋盘：一条叫朱雀大街的大道笔直地从北到南，把长安城切成东西两部。朱雀大街的宽度，考古实测为155米，足以并行45辆马车。朱雀大街两侧各有5条平行大街，与14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垂直相交。每4条街道围合成一个居民里坊，里坊内部也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切割成住宅区。然后是无数小一些的街道，它们也以笔直的线条硬朗地划过城市。白居易在描写长安时，用了这样的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顾炎武感叹：“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弘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
　　盛唐伟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它余下的城郭宽广和街道方直那么简单，它更以这些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提醒我们：中国历史上，曾有那么一个鲜明生动，富于青春与朝气的自信时代和宽容时代。学者周时奋对此总结说：“盛世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在物质充盈的前提下心境的宁静与自豪，一种无处不在的，仿佛触摸得到的富裕、繁荣和安全感。”
　　印象派大师塞尚初到巴黎时曾放狠话，说他要以一只苹果征服这座骄傲而虚伪的城市。后来证明，他做到了。这座城市如今以他为荣。李白肯定也想过要用他的诗歌征服长安。第一次，他失败了；第二次，除了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向唐玄宗举荐外，他巨大的诗名已经海内共知。所以，他几乎算成功了。
　　细数与李白有较多交往的朋友，论才气或名气，贺知章都只是比较普通的一个。若论爽快与真性情，贺知章却名列前茅。李白在长安等待圣上召见的日子没有白过，他结识了贺知章。唐朝最好酒的两个人相遇了，像两只酒瓮一样惺惺相惜，灵犀相通。
　　贺知章生于公元659年，比李白大了42岁，相当于老师赵蕤和李白的差距。他不仅年龄大，社会地位也高，做过部长级的太子宾客和秘书监。他在朝50年，耳濡目染，长安这座大染缸般的名利场却没把他改变，他还是名士风流的真本色。这位热爱美酒和诗歌的长须老者首先是性情中人，然后是一流的酒鬼和诗人。
　　李白与贺知章的交往时间不长，感情却很深。李白对贺知章所给予他的谪仙人的称号，既得意又感动。后来，当贺知章病逝于遥远的山阴，李白为他写了《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中，他不无动容地写道：“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纵情诗酒中，李白终于等来了唐玄宗的接见。从有关记载看，唐玄宗接见时的讲话让李白激动不已，因为他的陛下如此平易近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称，李白进入大殿后，李隆基不仅“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甚至“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他像个文学青年似地拉着李白的手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至此？”
　　接下来的安排却令李白如遭当头闷棍——李白一辈子想的就是出将入相，像他的朋友杜甫说的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只有做到高级官员才有可能。然而，李隆基给李白的身份却是翰林供奉。所谓翰林供奉不过是唐朝时养在内庭的一种级别很低的从官，只要有一才一艺——斗鸡养狗、写诗作画都算——就有可能授予这一头衔。严格地讲，它根本不算官，其地位和供皇帝解闷逗乐的侏儒小丑并没太大区别。
　　李白的失望可想而知，其情其景，就好比你追求半世的女人终于请你夜半前往后花园赴约，没想到不是她接受了你的爱，而是要把你介绍给她家嫁不出去的老保姆。
　　西安城的东部有一座风光绮丽的公园，一汪碧水荡漾在蓝天丽日下，山上的高塔低树倒映湖中，这就是西安人熟知的兴庆宫公园。和众多仅供游人憩息的公园不同，兴庆宫公园大有来头——它建在大唐兴庆宫遗址上。那汪面积并不大的湖，它的前身据说是兴庆宫中有名的龙池。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这一个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他们的身影也曾像今天的市民一样出没于夹岸的柳荫下，细雨中的涟漪同样见证过他们的锦瑟年华。
　　兴庆宫栽种了许多牡丹。周敦颐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可见花开富贵的牡丹是唐人至爱。这年春天，兴庆宫中的牡丹开得又大又艳，兴致勃勃的唐玄宗与杨贵妃一同赏花饮酒。助兴的是宫廷音乐家李龟年率领的宫中乐队。一时间丝竹如云，清歌如雨。唱得欢快时，唐玄宗忽然摆手叫停。如此良辰美景，他不想再听陈词老调，于是下旨去请最近供奉翰林的李白来写几首新词。
  李白没有描绘牡丹的美丽与春天的美好，甚至也没有借景抒情歌颂唐玄宗的盛世，他只赞美女人——唐玄宗一生中最宠爱的杨贵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个纵横江湖的剑客，一个举杯邀明月的酒鬼，一个横空出世的诗人，一个以大鹏自况的幻想家，没想到一下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帮闲的御用文人。
　　坦率地说，这些遵命文字依然有才华得光芒力透纸背，依然像李白的其他作品那样可圈可点。可一旦联想到这些文字背后若隐若现的皇权对文学的强暴，总让人产生某种难以释怀的辛酸。文人要想安身立命，难免写点遵命文学，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的软肋。
　　二入长安，前后3年，近2000个日子如同那件日益破烂的客袍，缓慢而又固执地旧了。
  翰林供奉位置尴尬，地位低下。这不是李白要的，更不是李白的理想。李白之前1000余年，孔夫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气话——如果不能在人间实现我的理想，那我就坐上大船漂流到海上去做个世外逸民吧。
  3年的张望与待诏，3年的酒局与饭局，3年的烟花与落拓，当长安酒肆中的胡姬们大抵识得这位“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的相公时，李白打算像孔子那样离开。再不离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虽然离开也是另一种痛苦的折磨。对这位一生只有在奔走中才能感受到自由呼吸的诗人来说，李白听到了闲居的日子里，关节发出“吱吱吱”生锈的声音。
  天下最宽阔的街道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宏伟的园林集中在这里，天下最热闹的市井集中在这里，天下最显赫的官员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妩媚的女子集中在这里……这就是长安，李白即将告别的长安。
　　之前，他已经意兴萧索地送一个友人离开，那就是忘年交贺知章。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深情难舍，以《送贺宾客归越》赠别——送一个80多岁的老者前往3000里外的故乡，既是生离，也是死别：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江湖：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大师与大师的相逢，为苍白的历史增添了一道靓丽的红晕。
　　在我看来，漫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共有3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两位大哲的思想在交锋，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一次是1167年，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和张栻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以理学为中心展开对话，上千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年夏天，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握手。两只托起唐诗天空的手在洛阳相握，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说是千载难逢的祥瑞。
　　大师与大师相逢并成为朋友，在文化史上是一起重大事件，但对斯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历史价值的当事人李白来讲，从长安到洛阳，他郁闷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根本排解；而与杜甫的相逢和相知，以及后来共同漫游北方大地，他苦闷的心境才如同冰山一样，在友谊与理解的阳光下化成渐次远去的春水。
　　文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的动物。把他们单个地放入人群，他们往往会以近乎抱残守缺的方式小心呵护自己，一旦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的情绪就会因彼此的刺激和鼓动，变得格外昂扬外露。大师也不例外。
　　出走长安的落寞与伤感变成了相逢的酒杯和诗话。这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
　　即使满打满算，李白与杜甫在一起的日子也非常短暂。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出他们在洛阳偶然相逢的具体细节，但可以大致推算出那个日子是在天宝三年初夏，而他们各分东西则是在次年深秋，时间只有一年多，这一年多也并非天天朝夕相处，而是像不同的星座有不同的运行轨道一样，他们只是偶尔相遇。
　　友谊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大师的友谊则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按照文人相轻的定势，两个大师就像两只个性刚烈的刺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不至于互相伤害。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某些大师之间确乎存在真挚感人的友谊——比如席勒与歌德，福楼拜与莫泊桑，比如我正在说的李白与杜甫。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比李白小11岁的杜甫是一个严谨内向的人。无端地，如果让我为他们二人造像，那么李白身材修长，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貌仙风；杜甫面容清瘦，双眉紧锁，目光内敛，嘴角紧抿，像在努力克制内心世界的忧愤百集。
　　这是两个性格反差很大的人，看上去不太可能成为朋友。但他们仿佛为了给后人一个意外，虽然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坚韧的友谊却像一道施明长夜的烛光，一直贯穿了他们此后悲欣交集的人生。
　　有论者以为，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是一种不平等的友谊，理由是杜甫写过10首以上的诗寄赠或怀念李白，李白却很少回报杜甫的深情。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把友谊量化了，好像馈赠诗歌的多少直接和友谊的深厚成正比，从而忘记了李白有着不拘小节的长兄性格。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有酒盈樽的日子，日后仍然会反复在李白心里中游荡，如这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便是李白的深情流露：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随即加入李杜友谊圈的是另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诗人，即边塞诗领军人物高适。高适字达夫，又字仲武，其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唐才子传》称他“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年轻时，他宁肯混迹于赌徒中也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没想到这么一干，名气却更大了。高适后来做过名将哥舒翰的幕僚，因缘际会，出任蜀州、彭州等地刺史，官终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仕途甚为得意，以至《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历史留下的只言片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那就是与杜甫相比，高适的性格更接近李白，但真正被李白放到了心灵深处的却是沉默少言，显得有些迂腐的杜甫——高适当然也是李白的朋友，只不过就像山峰有高低一样，友谊也有轻重。
　　粗略梳理一下杂乱无章的史料，大致可以为李白与杜甫的漫游画一个粗线条的纪要：
　　天宝三年初夏，李杜初逢于洛阳。几场剧饮后，二人分手。不久，两人再次相遇，尔后在商丘一带遇到高适，三人一起漫游梁宋。
　　天宝四年春天，三人同游齐州，也就是今天的济南，受到北海太守李邕的热情接待——他就是李白青年时干谒过的渝州刺史。说起往事，李邕一再致歉。
　　开封是一座活在往事里的城市。
　　这座从首都降为省会，再从省会降为普通地级市的城市，曾有过太多的繁华与艳丽。七朝古都，南北通衢，北宋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这些都是它的曾经。但是，千古繁华余一梦，换了人间。而今，这座灰白的城市并不比周围其他城市多一些亮色——除了难以计数的古迹表明，它在历史上曾经“比你阔多了”。
　　禹王台是开封城里众多古迹中的一个，它还有另一个略显古怪的名字：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像荷马一样盲了双眼的音乐家，名叫师旷。此人常常跑到今天的禹王台一带吹奏，那时候的禹王台只是平原上乳房一样隆起的一座土丘。久而久之，人们把这里叫做吹台，一直沿用到今。
　　师旷太久远，吹台最真实的历史其实和李白有关——李白已成为吹台最值得骄傲的本钱，和李白一起给予了吹台乃至开封无上荣光的，还有李白的朋友杜甫和高适。
　　《唐才子传》高适条目下关于三位大师和吹台的故事如是说：“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看来，当时世人眼里，李、杜、高三位诗人光临吹台，他们在风中悲歌长啸，让当地人感到十分不解——对生活经验以外的陌生事物，常人往往条件反射地投以怀疑目光。
　　吹台却是幸运的，它幸运地聆听了三位大师酒后的高歌，见证了他们如何在蝉声如雨的夕阳下栏杆拍遍，直到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吹台另一侧的平原上慢腾腾地挪到天庭。
　　李白、杜甫，还要加上一个高适，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令后人眼热，在于他们是真正的道义之交、文字之交。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别无他求，像源自深山的清泉，因纯洁而熠熠生辉。
　　所以有不少后人为此感动。三贤祠便是感动的产物——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毛伯温有感于李、杜、高同游吹台的事迹，修建了一座名为三贤祠的祠堂。这座建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小院，位于禹王台大殿东侧。在纪念治水英雄大禹的庙宇里，诗人们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高适告辞后，李白和杜甫继续漫游，二人一同拜访一位姓范的隐士，并兴致勃勃地写了同一题材的作品。此后，两人分手。过了不久，却在饭颗山头有过一次偶遇，为此李白作《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亦以《赠李白》作答：“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石门山位于曲阜东北，公路延伸到山麓时，路旁立着一块巨石，上面是红色的舒体大字：石门山。作为一个地方性旅游景区，石门山并不算知名——当然，如果你知道据说孔子就在这里撰写《易经·系辞》的话，或许会对这座主峰也不到400米的小山肃然起敬。
　　那一年，漫游、剧谈和狂饮是李、杜的常态，但这种基于诗酒的友谊即将画上句号：天宝四年深秋，分手的时候到了。此前一年多，他们也经常分别，但因为都居住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那种分别只能算暂别，就好比同城居住的朋友，每一次聚会后同样要分手，可没人把它当作分别。只有当同城的朋友迁往异地他乡时，才猛然觉悟到相聚的日子真要戛然而止了。
　　在石门山，唐诗天空最明亮的两颗恒星斗酒别离，杜甫后来的诗说他们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意指他将前往西北定居，如同春天的古树；李白将漫游东南，好似日暮的浮云。
　　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人是无法把告别画出来的”。诚哉斯言。对于告别的悲怆与隐痛，任何艺术表达终究苍白无力。石门一别，两位大师都写下了关于友谊和怀念的略带伤感的诗篇，这些诗篇见证了他们诗酒欢娱的日子，也预示着此后将隔着茫茫世事和迢迢烟水空寄思念，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在石门山，李、杜以一场酒告别——尽管他们认为，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将杯子碰到一起。但事实上，从那以后，他们天各一方，只能在有限的梦里相见。
　　石门一别，李白和杜甫再也没有见过面。在交通极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现代通讯工具的古代，回忆和祝福就是我们的祖先思念亲朋时可以依凭的可怜的办法。作为小兄弟的杜甫将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次次地回想起李白，回想起在中原大地上与李白书剑飘零的流金岁月。杜甫一生写过不少赠送或怀念朋友的诗，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首推写李白者。多年以后，杜甫在历经了“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人世辛酸后，头发花白了，额上刻下了时光的痕迹。这时，他再一次想到了分别多年的李白。杜甫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怀念李白的诗，诗题就叫《不见》，题下则注“近无李白消息”：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