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晓阳

　　站在卢舍那大佛脚下，我仰头望去。
　　通高17.14米，4米高的头，近2米长的耳朵。要仰到极限，才能看到那张脸。那张脸俯视着我，眉眼细长，嘴角微含笑意，目光穿过1300多年，落在伊河上，落在每一位站在它脚下的游人身上。
　　1500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了一件大事：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是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决策。而开凿龙门石窟，则是他的一项重大决策。
　　龙门在洛阳城南，两山对峙，伊水从中穿流而过，远望像一座天然的门阙，古称“伊阙”。这里距都城约25公里，幽静，清雅，石灰岩的质地又刚好适合雕刻。于是，孝文帝迁都的同一年，龙门石窟的第一座洞窟——古阳洞——就开了工。
　　北魏之后，龙门一度沉寂。东魏、西魏、北齐、隋，各朝都有续凿，但规模都不大。真正让龙门石窟迎来第二次营造高潮的，是唐朝。
　　唐代在龙门的大规模开窟造像，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四帝，共110年。这期间开凿的造像，接近整个龙门石窟总数的三分之二。
　　但站在卢舍那大佛面前，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那张脸。从开始造像以来，人们会不断问同一个问题：佛应该长什么样？
　　在犍陀罗，佛的面容带有希腊化的痕迹，鼻梁高挺，衣纹厚重，像一位沉思的哲人。到了秣菟罗，佛的身体变得饱满，衣纹变得轻薄，带有印度本土的审美。传入中亚，佛又带上了中亚人的面容特征。进入西域，进入河西走廊，进入云冈，佛的形象一次次被重新塑造。等到了龙门，到了卢舍那，那张脸已经和最初的佛像相距万里。
　　一尊“印度的佛”最后长成了“中国人的脸”。这张脸的背后，有印度，有中亚，有丝绸之路，也有北魏以来中国人自己的审美、政治、身体观和神圣想象。真正成功的相遇，最后往往已经无法拆开：哪一点属于你，哪一点属于我。
　　相遇的结果，也许不是彼此身上多了一点对方的东西，而是相遇以后，世界上多出了一种原来没有的东西。
　　在那些皇家洞窟之外，龙门的崖壁上还密密麻麻地刻着数以万计的小佛龛。它们不在中轴线上，不在最显眼的位置，有些藏在洞窟的角落里，有些刻在栈道旁边的崖壁上。造这些佛龛的人，大多是普通的官员、僧侣、百姓。
　　我在一处崖壁前站了很久。那是一排很小的佛龛，每一尊佛像只有几十厘米高，有的甚至更小。龛旁刻着简短的题记，字迹大多已经模糊，只能隐约辨认出几个字。
　　后来我读到一些题记的释文，才知道这些小小的佛龛背后，藏着怎样的愿望。
　　有人为父母造像，愿他们健康长寿。有人为孩子造像，愿他们平安长大。有人为亡者造像，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宁。有人为自己造像，愿今生罪孽得以消解，来世不再受苦。
　　古人留下的其实是愿望。龙门是一座愿望的山。
　　古人选择石头，因为石头比身体坚固。可是今天站在龙门，除了那些精美的佛像，我们也看到了残缺和风化乃至被盗凿留下的伤痕。如果连石头都不能抵抗时间，那么一千多年前那些人为什么还要如此费力地雕刻？一个人花几年、十几年，甚至可能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交给一面山壁，意义在哪里？
　　龙门真正令人震动的地方，恰恰在于石头也无法永恒。文明真正要战胜的也许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失联。
　　一个人终究会消失，但只要后来的人还能从一块残石、一行模糊的字、一张残缺的脸上，知道这里曾经有人生活过、相信过、爱过，并且认真地想把什么东西留给这个世界，那么前一个人的生命，就并没有和后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断开。
　　龙门的石头保存着两种相遇。
　　一种发生在空间里。来自印度，经过漫长道路，在这里遇见中原，最后长出了一张谁也无法再把它拆开的脸。
　　另一种发生在时间里。一千多年前的人把自己的愿望刻进石头，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试图重新理解他们。
　　前一种相遇创造了龙门，后一种相遇让龙门一直活到今天。
　　文明不是永恒。文明是接力。而龙门那些正在残蚀的石头，至今还在把一千多年前的人，递到我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