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杰

　　初秋，八达岭下，晨光从山脊漫下来，轻轻笼住石峡村。村史馆墙上，一方青石门额嵌入其中，“迎旭”二字，笔画间已有斑驳。
　　“迎旭”，迎接旭日。这方门额像一扇窗，推开，是一段尘封历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杨程斌凑近端详。门额两侧刻着边款，上面是一长串明代官职：“钦差镇守居庸、昌平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定辽杨四畏创建”，时间是“大明万历四年”，还有修建者的名字，“分守居庸关等处地方参将、睢阳沈思学建”。四百多年前的工程档案，就这样刻在一块石头上。
　　2003年，村民在延庆石峡村村委会尘封库房里找到了这方门额。而关于门额的系统研究，则是杨程斌最近一两年的成果。
　　他查史料发现，隆庆二年（1568年），总督蓟、辽、保三镇的谭纶上《请添设石峡峪守备疏略》，提议在居庸关西路石峡峪口添设守备、拨兵常驻、修造石城营房，拨军一千名。上疏里写得分明：石峡峪守备与八达岭守备各管一方，俱听居庸关参将节制调度。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石峡峪堡才正式营建。
　　石峡峪堡建成后设守备、驻军一千人，是居庸关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地位仅次于八达岭。它像一枚楔子，牢牢嵌在石峡沟谷之间，与八达岭一东一西，共同拱卫京北门户。
　　几百年过去，城堡慢慢消失，村内只残留一段十几米长的城墙。年过八旬的村民梅景田说，他小时候城墙还比较完整，如今只剩下这点断壁残垣。残墙依山而立，苔痕斑驳。
　　过去，人们多知八达岭，少知石峡。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石峡村与长城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如今，村民知道自己脚下曾是一座管辖数十里长城的军事要塞，杨四畏、沈思学这些名字，就刻在自家村口的门额上。
　　历史不再是远方的故事，而是家门口的日常。在杨程斌看来，发现长城新历史，在此基础上讲述长城故事，文化景区、长城民宿、文创产品就有了根，“建设以八达岭为中心的长城景区集群”才谈得上。
　　去年11月28日，《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通过，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将长城本体和相关文化遗产、长城赋存环境等都纳入保护范围，还将“利用与传承”单设一章——长城保护，正从文物本位走向文化本位。
　　条例划定了底线，但让长城真正“活起来”，靠的是人。
　　在石峡村，这一理念正被一步步落实。清华大学派驻的第一书记李志信，2026年3月到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全村的长城遗迹走了一遍。石峡段长城东起帮水峪村界，西入河北界，向南迂回至昌平界，长约10公里，他一段一段看，一处一处记。走完他才明白，石峡峪堡不只是几段残墙，它曾管着居庸路6个隘口中的3个，是整个石峡长城的“枢纽”。
　　“光有历史不够，得让人看得见、走得进、留得住。”李志信说。他组织清华师生办“石峡建造节”、给村里做公益设计，又带着团队绘制“石峡村文旅景观地图”，志愿者之家、乡村会客厅也相继落地。
　　如今，地图挂在石峡村口，游客按图索骥，看长城、住民宿、听故事。一张地图，把散落的长城遗迹、山村院落和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也把历史发现变成了村民实实在在的生计。
　　地图画好了，游客来了。但石峡人明白，长城不仅要让人看，更要有人守。
　　长城脚下，有一群“志愿蓝”。聚力青年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吕秀雨，是一名“85后”山东姑娘。第一次带团登上八达岭，她看到各国游客眼里的惊叹，也看到城墙上的塑料瓶、垃圾袋。没人要求，她弯腰捡起。后来，她成了“新延庆人”，也把一个人的弯腰，变成一群人的接力。服务队常年巡护长城、宣传“垃圾不落地”，还推出“绿色银行”积分制。
　　面对日渐增多的荣誉，吕秀雨说：“它们属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长城上默默付出的前辈们。”如今，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长城沿线总能看到“志愿蓝”的身影，不少游客也主动把垃圾带下山。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到更多人，守护长城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
　　守护长城的队伍里，还有更年轻的身影。延庆区第一中学学生华敏，从小听长辈讲长城。登九眼楼那次，山高路陡，海拔一千多米，她气喘吁吁、双腿发酸，扶着青灰砖石站上城楼，看层峦叠嶂，想象先辈如何靠双手、汗水与毅力，筑起这道万里屏障。
　　课余时间，华敏向同学讲长城历史，约朋友登长城捡垃圾。在石峡村，像她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的做讲解，有的做设计，有的做志愿服务。
　　青春力量，正汇入对长城的守护与传承。
　　晨光渐高，照进村史馆，“迎旭”二字泛着微光。门外，石峡村的石板路上，已有游客拿着地图寻找长城的方向。残墙静立，山风过处，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筑城的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