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泉

　　当拂去岁月的尘埃，翻开美国早期的报刊与手稿遗存，一个极富启发性的历史现象清晰呈现：富兰克林、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利坚开国元勋，曾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
　　富兰克林对孔子思想的引介，始于他1724年底至1726年的伦敦岁月。当时年仅18岁的富兰克林滞留伦敦，在印刷所谋生。这段岁月里，他广泛涉猎书籍，接触到1724年伦敦出版的英译小册子《孔子的道德观》。该书底本可追溯至1687年耶稣会士柏应理等人在巴黎编纂的拉丁文巨著《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本1724年的英译本剥离了繁琐的经学注疏与“天命”等超验概念，将孔子重塑为一位诉诸普遍理性的道德哲人。这种“去神秘化”的孔子形象，深深吸引了正在寻找社会改良方案的富兰克林。
　　1726年秋，富兰克林带着这些新思想重返费城。三年后，他接手经营惨淡的《宾夕法尼亚公报》。凭借其卓越的经营才能，加之1737年他出任费城邮政局长后建立的“昼夜兼程”邮路系统，该报迅速成为北美发行量最大、覆盖十三个殖民地的舆论阵地。借此平台，富兰克林开始向北美民众系统推介东方哲人的智慧。
　　富兰克林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基于北美殖民地构建公民道德与自治体系的现实需求，进行了一场精密的“选择性重构”。通过比对1737年《宾夕法尼亚公报》连载文本、1724年英译本与中文原典，其摘录取舍的倾向性显而易见。
　　连载第一期占据了最大篇幅的是关于“正心”的论述，对应《礼记·大学》中“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富兰克林看重的并非儒家关于“心体失正”的本体论思辨，而是其提供的可操作的情绪管理与自我规训技术。这种将道德内化为心理调节技术的做法，与他自传中构设的“十三项美德”打卡记账法高度同构。
　　第二期重点摘录了“修齐治平”的逻辑，借此支撑其无需政府强权、通过有德行公民层层示范即可实现社区自治的设想，高度契合北美殖民地摆脱宗主国控制、寻求自我管理的迫切需求。
　　在人际交往准则上，富兰克林特意保留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强调它是“所有其余法则的基础和原则”。在贵格会与清教徒并立、教派冲突频发的费城，这种划定互不侵犯底线的理性法则，比基督教要求主动施爱的“爱人如己”更具缓解冲突的现实操作性。
　　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中强调等级名分、规范宗法仪式等内容在摘录中完全隐匿。这种过滤反映了富兰克林的深层考量：他需要的是能直接嵌入北美商业社会与自治实践的伦理工具。
　　这种对儒家思想的取舍与转化，最直接地体现在富兰克林著名的“十三美德”体系中。1726年，20岁的富兰克林为了追求道德上的完美，初步总结出了这套美德规范，并在1784年撰写《自传》时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这十三条美德包括：节制、沉默、秩序、决心、节俭、勤劳、诚实、正直、中庸、整洁、宁静、贞节、谦虚。通过细致的史料比对可以发现，在这十三项美德中，几乎每一项都能在孔子及儒家经典中找到高度契合的对应思想。例如，孔子倡导的“中庸之道”被富兰克林提炼为“中庸（不走极端）”；孔子的“仁”与“义”演变为“诚实”与“正直”；而儒家强调的“修齐治平”的自律精神，则被具象化为“节制”“勤劳”等日常规范。富兰克林将孔子的道德训诫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转化为一套可量化、可执行的日常行为规范。
　　事实上，对中华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不仅仅是富兰克林。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将孔子视为美德的至高典范。1776年，他在《论政府》中写道：“孔子、琐罗亚斯德、苏格拉底、马哈茂德……都赞同通过美德实现幸福这一目标。”1806年，亚当斯在给杰斐逊的信中，甚至批评著名学者普里斯特里在研究道德问题时忽略了孔子。对他而言，孔子的道德哲学是超越特定宗教、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治国平天下之基。
　　美国第四任总统、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对孔子的推崇则更具象征意味。据多位中美学者研究，麦迪逊家中可能悬挂过孔子的画像。尽管这一说法的直接原始证据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其在相关的学术文献中多次提及孔子，本身即是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作为美国宪法的主要设计者，麦迪逊深知制度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心与道德。他与杰斐逊、亚当斯等人通过书信频繁交流道德哲学议题，而孔子关于“为政以德”的论述，经由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转译，成为这批建国者探讨共和政体道德基底的参照系之一。麦迪逊将孔子视为古老东方智慧的象征，这种对跨文明道德哲学的尊重，从思想层面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对合众国长治久安所需之公民道德的思考。
　　作为美国的国父与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虽然没有像富兰克林那样大段摘录孔子语录，但他与孔子及中国文化的交集，体现在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物质生活的审美浸润以及政治道德的深层共鸣等多个维度。
　　1784年，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百废待兴，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与英国的贸易封锁。在此背景下，被誉为“美国革命财务官”（实际职衔为大陆会议财政监督）的银行家罗伯特·莫里斯力排众议，联合纽约商界斥资12万美元购置了360吨的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意在向古老的东方大国寻求破局之道。为了彰显此次航行的重大意义，船东们精心挑选了一个特殊的日子作为启航日——1784年2月22日，乔治·华盛顿的生日。这一天，纽约港礼炮轰鸣，“中国皇后号”满载着北美特有的西洋参、毛皮和棉花等货物扬帆起航。历经188天、跨越约1.13万海里的惊涛骇浪，这艘承载着年轻共和国希望的帆船终于在同年8月28日抵达广州黄埔港。进港时，“中国皇后号”鸣礼炮13响，代表当时由13个州组成的美国向清帝国致敬。这标志着中美直接通商的正式开启。
　　首航成功的消息传回美国后，在纽约引起了巨大轰动。身为中国瓷器“发烧友”的华盛顿，更是亲自前往购买“中国皇后号”带回的精美瓷器。早在1755年，还是一名年轻军官的华盛顿就通过伦敦的中介订购过中国瓷器，而此次“中国皇后号”运回的货物，进一步满足了他对东方艺术的审美追求。如今，在华盛顿的故居弗农山庄以及美国国家博物馆中，依然珍藏着华盛顿曾经使用过的中国瓷器。这些精美的东方器物，不仅装点了这位开国总统的日常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早期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物质与文化的想象。
　　在精神层面，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的是统治者的个人道德修养对政权稳固的决定性作用。无独有偶，华盛顿也将“美德”视为美国共和政体能否存活的命脉。华盛顿反复向美国民众强调：“本质上，美德或道德是大众或者共和政府主要的、必需的源泉。”这种将“公民道德”与“国家政体”深度绑定的思想，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不谋而合。
　　如果说富兰克林等开国元勋从思想层面汲取了中国的伦理资源，那么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在物质文化与审美层面，表述了对中国文化的倾慕。杰斐逊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建筑师。在他的个人藏书目录中，包含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撰写的《中国建筑、家具、衣物、机械和器皿的设计》。受此书启发，杰斐逊在其自宅——弗吉尼亚州的蒙蒂塞洛庄园的设计中，巧妙融入了中式元素。他参考书中的插图，将中国南方的“格子窗”图案设计于屋顶走道的栏杆和花园长椅，甚至在后来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教工别墅装饰中，也能看到这种东方审美的烙印。
　　回望这段历史，从1737年《宾夕法尼亚公报》两期约占半个版面的孔子道德箴言摘录，到1935年落成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东侧门楣上的孔子像，跨越了近两百年的时间。在这座美国最高司法机构的建筑门楣上，孔子与摩西、梭伦并肩而立。雕塑家赫蒙·麦克尼尔在致建设委员会的信中明确写下：“法律是文明的一个要素……摩西、孔子和梭伦被选为代表三个伟大文明的立法先贤。”这三人代表着人类历史上三个伟大文明的“立法先贤”，象征着人类法律的三大渊源：神启法、理性法与世俗道德法。此时的孔子，已被升华为东方古老世俗道德与理性法治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