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小草

　　电脑屏幕的冷光，映着贾玉民专注而清癯的脸。
　　过去3年，这位年过八旬的郑州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舍弃了数十年的午休习惯，将无数个午后与夜晚，交付给浩繁的文稿。
　　对于一位因癌症两度躺上手术台的老者而言，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角力。而他深知，自己正在完成的，是一项填补百年空白的工程：首次为中国工业文学建立完整的文献谱系。
　　这是一部20卷、逾1300万字的著作——贾玉民、樊洛平两位学者带领的学术团队与中国工人出版社历时3年，编成《中国百年工业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收录了从1905年柳亚子《劳动狱》到2020年代初《大国重工》等近千部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及影视剧本。它的出版，不仅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终于填补上丢失已久的那块工业拼图，也为中国工人，留下一部以文学铸就的集体心史。


　　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编纂文学大系有着悠久的传统。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推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鲁迅、胡适、茅盾、郑振铎等十位新文学大家分别编选各卷，蔡元培作总序，开创了文学大系出版的先河。此后90多年间，《中国新文学大系》五辑100卷、《中国近代文学大系》30卷……各类地域、专题的文学大系层出不穷。
　　然而，在这蔚为大观的文学谱系中，始终缺失了一块至关重要的拼图。
　　“中国工业文学一直缺乏一部贯穿百年、涵盖所有主要文类的权威总集。”《大系》项目负责人、中国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宋杨说。过去百余年间，中国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对这场历史巨变的文学记忆，始终是零散和断裂的，工业文学长期徘徊在文学研究与出版的边缘。
　　在通行的文学史叙事中，对乡土中国的描绘与知识分子心灵的剖析，长期占据着绝对中心，而对于工厂、矿山、铁路和工人群体的书写，常常作为特定时期的“插图”，或文学长河中偶尔溅起的“浪花”。这种“结构性失衡”，造成了人们对百年中国文学面貌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盲区。与之相应的，工业文学的研究者常常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研究多依赖于有限的经典篇目，而大量散落于旧报刊、地方文献、工厂文艺选集及内部出版物中的文本，则湮没在历史尘埃里。
　　“百余年来，中国工业文学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形象地记录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历程。”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张炯在《大系》总序中写道。然而，这份“记录”本身却长期模糊、隐匿。工业文学研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边缘的“附属话题”，未能形成明晰的脉络与批评范式。
　　《大系》的编纂与出版，“打捞”起尘封的历史：通过地毯式的文献普查与学术甄别，将散佚的文本整合起来；也是一次系统性“重建”：第一次将工业文学以与乡土、都市文学平等的阵容，推向了中国文学史殿堂的中央。书中既有名家大作，也有普通工人的质朴文字，共同构建起一部文学的“信史”。
　　“《大系》的史论卷和资料卷，首次清晰勾勒出中国工业文学的起源、流变、分期与核心议题，确立了其专门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边界。”宋杨认为，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使工业文学从模糊题材升格为具有自身历史逻辑和理论内涵的学术领域”。
　　“这是一部‘以文学写就的中国工业文明史’，是我们从审美和情感维度理解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生动读本。”宋杨说。
　　在总主编贾玉民看来，《大系》不仅是以文学书写的中国工业发展史，更是“为工人阶级的奋斗历程树碑立传”。他引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工业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而工业文学，正是对这本“人的心理学”的艺术呈现。《大系》的出版，正是要系统打开这本书，让那段与机器轰鸣相伴、充满汗水与光辉的民族心史，被看见、被阅读、被理解。


　　“洛平，这个事要能实现，无论如何你得出山。”202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郑州大学退休教授樊洛平接到了老师贾玉民的电话。
　　此前一个多月间，编辑宋杨辗转寻访，通过当地工会联系到贾玉民，希望他主持编纂《大系》。
　　这通来电，重启了一段被搁置近30年的学术心愿。
　　1996年，贾玉民主持申报的“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樊洛平是核心成员和副主编。这是国内首次对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进行系统梳理、研究。然而，书稿送到出版社后，因出版经费无着，长期搁置。
　　贾玉民曾列过一份“工业文学大系”的选目初稿，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学者在书斋里遥不可及的学术梦想。
　　接到电话的樊洛平失眠了。但想起20多年前为工业文学并肩苦战的日子，想起老师谈起书稿时的落寞，天色将明时，樊洛平做出了决定。“老师这个情况都冲在前面了，我没有任何理由躲在后边。”
　　接下重任后，樊洛平的首要任务是组建团队。“团队成员必须是现当代文学领域、有研究能力的在职教授或博士”，最关键的是“人品好，有团队精神”。
　　凭借在学术圈数十年积攒的信誉与人脉，她迅速搭建起一个9人团队。李惠敏、田丰出版过《中国工人文学史》，刘福泉有影视剧创作实践经验，孙拥军专注于长篇小说研究，柴高洁、刘宏志、潘磊，各有所长……加上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团队，一支专业性强、跨院校的学术团队迅速成型。
　　项目启动不久，樊洛平左脚踝严重骨折，医生严令必须卧床休养。正值资料收集的攻坚期，她只能在病床上支起小桌，一条腿平放着，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床榻办公”。她咬着牙，处理着《大系》工作的千头万绪。支撑她的，是那份对恩师的承诺，更是对这项事业的坚守。
　　“9位团队成员中，有6位是正教授，3位是副教授。尽管我与贾老师已经退休，但我们始终保持着‘学术在线’的姿态，工作效率与投入程度，丝毫不逊于年轻人。整个团队团结、高效，在学术把关工作上更是全力以赴，严谨以对。”樊洛平说。
　　樊洛平的手机里，存着上百条深夜与贾玉民的微信对话，时间多在凌晨：“贾老师，该休息了。”“再看一篇，这篇看完就睡。”樊洛平知道劝不住，又担心老师的身体，便改为每日“电话查岗”：“贾老师，您中午必须休息，哪怕闭目养神半小时。”贾玉民总是温和答应，却又因沉浸书稿而忘却时间。


　　“这些老师身上，保存着一种如今少见的老派读书人气质。”在宋杨看来，《大系》团队秉承“近乎固执的考据癖”，将扎实的史料功夫视为一切研究的根基。
　　必须追溯作品最初发表的报刊或初版书籍，竭尽全力保持文本的“历史原貌”——这是贾玉民定下的编纂原则。但实际操作中，这个标准执行起来难度“远比想象的大”。
　　“首先从时间段来说，早期的版本寻找起来难度很大。”宋杨坦言，“作家最早发表和最后成型的作品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编纂团队需要在“时间最早”和“文学价值最完整”之间做出艰难抉择。而贾玉民的态度始终坚定：必须首先找到最原初的版本，再进行比对。
　　这是一场浩大、琐碎的“文学考古”。
　　团队成员化身“侦探”与“矿工”，深入大型图书馆，也下沉到地方档案馆、省市作协资料库、大型企业的厂史办、工人文化宫，甚至联系收藏家和作者后代……在那些发黄、变脆、一触即碎的故纸堆里，打捞历史的蛛丝马迹。
　　为了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樊洛平几经波折。贾玉民经过对比，认定该小说最初发表在杂志上的4万字版本过于简单，希望用更成熟的版本。樊洛平跑遍郑州大学图书馆寻觅无果，最后竟在黄河科技学院资料室，找到一本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单行本，她喜不自胜。“纸又黑又脆，一碰就怕碎”，于是高价请打印店逐字翻录，然而出来的电子版漏洞百出，她又不得不抱着“孤本”反复逐字核对补缺，“前后‘折腾’近一周”。
　　“这只是我个人经历的一角，每个参与者都经历过类似的‘磨难’。”她感慨。长篇小说卷主编孙拥军的不少参考资料，都是他自费从旧书网上“淘”来，一本动辄几百元。
　　“寻宝”只是“长征”第一步。将脆弱的纸质版本扫描，再转换为可编辑的电子文档，是编辑团队最头大的事——格式混乱、文字“飞走”、整段“失踪”是家常便饭。他们必须反复核对影印原件，如校勘古籍般，逐字逐句“人肉校对”。
　　影视卷的编纂更是困难重重，考验编者功力。影视作品常采用“边拍边写”的模式，或仅有简略的分场大纲，有的甚至从未形成完整的文学剧本。分卷主编刘福泉不得不动用一切学术与人际网络，寻找散逸的文学剧本：“大部分电视剧剧本并没有正式发表或出版过，有的出版过与电视剧同名的作品，但文本更像小说。有的即使找到了编剧本人，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剧本的电子文档实在找不到了。而一些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改编的合同文本上就规定了不允许单独出版电视剧剧本，也只能徒唤奈何。”
　　“他们会为了一个细微的版本差异，争论、核查上好几天。”宋杨说。
　　也正因为这份“考据癖”，带来了颠覆性的发现。文学史历来将1913年恽铁樵（笔名“焦木”）发表的《工人小史》，视为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发轫。《大系》编纂过程中，团队发现1905年柳亚子就发表了短篇小说《劳动狱》，将中国工业文学的确切起点，推前了8年。
　　还有更多“历史的细节”被系统“打捞”出来：民国旧报刊中，有不少进步作家、记者所写报告、特写、速写，因为作者声名不彰而被长期忽视，例如皆平（朱泰信）的《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1920）、吴桢的《湖南煤矿水工惨状》（1921）、韦立的《童工——我们自己的子女》（1946），都是亲历实录，内容惊心动魄，堪称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悲惨境遇的血泪证言。又如孙恩山的《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1944）等，因为描写的是民族资本家，在很长一段时期也鲜少提及。还有关于20世纪50年代工厂“红旗竞赛”的现场报道、普通工人进行技术革新的小故事等。“这些文本可能文学性不算顶尖，但以其原始、质朴和鲜活的现场感，为我们还原了当时工厂生活的具体氛围，价值独特。”宋杨说。
　　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工业叙事也得以“重现”：描写东北林区“赶羊”（流送木材）、“冰道”运输的散文，表现大庆油田创业生活的话剧，反映西北三线军工厂建设的小说……这些作品打破了工业文学“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地域留下的独特文化烙印。
　　通过《大系》的清晰梳理，一条波澜壮阔的脉络浮现于眼前：从柳亚子笔下的女工阿珍（1905），到草明《原动力》（1948）中翻身作主的解放区工人；从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1979）大刀阔斧地革除陈规的工业战线改革家，到体制转型“阵痛”中干群团结一致地走出困境的《大厂》（2021）；还有当下年轻作者对新技术的思考……一部多声部、多层次、全景式的中国百年工业心灵图景与精神变迁史，终于被这群学者艰难而执着地拼接出来，变得清晰、完整。


　　编纂《大系》，也是一场对文学经典的“再发现”之旅。
　　编辑过程中，樊洛平常感到“震撼”：重读那些在文学史教材中仅被寥寥数语提及的名字与篇目，感受是颠覆性的。教了一辈子中国当代文学，草明的《原动力》作为新中国工业题材“开山之作”，她曾无数次为学生讲述。直到为编书而沉心静气、逐字重读，她才真正被文本内部鲜活的力量所击中。同样带来冲击的，是女作家葛琴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窑场》，“那种浓郁的地方色彩、行业气息，以及文学上的独特禀赋，我以前竟完全忽略了”。
　　“只有当你真正沉入文本的世界，与作家创作时的呼吸同频，与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交融，你才会惊觉：原来有那么多被我们怠慢的杰作，那么多被光阴尘封的瑰宝。”樊洛平的感慨，道出了所有编者的心声。
　　《大系》的字里行间，也浸透着编者生命温度。贾玉民的个人史，与中国工业化的壮阔进程深刻交织。少年时，他在县城小工厂接触过最早的工业萌芽；大学时代，他为郑州西郊“工厂林立接天衢”的宏伟图景而心潮澎湃；大学毕业后，他远赴东北伊春林区，在被称为祖国“林都”的森工基地工作，“在精神上和工业、工人结缘一生”。
　　“我永远忘不了在龙江矿区看到的日伪时代留下的万人坑，我们无数同胞被榨干血肉化成的杂乱堆叠的森森白骨；忘不了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炽热的冶炼炉前，在冰雪的高山深谷，在数百米的地层深处，在大江大河上辛苦劳作的工人朋友；忘不了我走访过的一个个工人之家……”在《大系》的编辑感言中，贾玉民深情写道。
　　“这套书的完成，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我所认识的、所敬佩的一代代工人，一个迟来的交代。”贾玉民的声音平静，却有千钧之力。
　　这份情感认同，贯穿了编纂全程。最让宋杨触动的，是与作家及其后人之间那种跨越时空的信任与托付，“许多作家和家属，完全是出于对这项事业价值的认同，给予了我们毫无保留的支持”。
　　山西作家焦祖尧的《跋涉者》入选长篇小说卷，需联系家属授权。宋杨辗转找到了焦家座机号码，反复拨打无人接听。就在准备放弃的最后一刻，电话奇迹般地接通了。焦祖尧的女儿恰好从香港回来处理家事，刚进家门，且次日即返。她听明来意，爽快应允：“我代父亲授权，他若在天有灵，也会支持的。”
　　“我立刻拨通了樊老师的电话，两人在电话两头欢呼起来！”回忆起这段颇具戏剧化的经历，宋杨的兴奋溢于言表。
　　联系上已故河北作家陈冲的后人，告知其《厂长今年二十六》入选时，对方在电话那头难掩激动：“小时候就老听我父亲说起他的创作，特别看重这一篇。”
　　“这也是对我们学术眼光的认可。”樊洛平说。不同于当时改革文学聚焦“精英”，陈冲将叙事的重心与改革的希望，赋予一位26岁的普通工人，“他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力量，寄托在有闯劲、勇敢、有开拓精神却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身上，本身就极富洞见。”
　　“阅读的过程，也是学习、研究的过程，更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不断发现新资料，发现被遗忘的作家，重估作品价值，深化学术认知。”樊洛平说。
　　作家周梅森的“爽快”，则让团队感受到“惺惺相惜”的尊重。团队几经周折联系上周梅森，说明收录意向时，周梅森没有丝毫犹豫，还力荐自己写于1983年的作品《沉沦的土地》——当年以一票之差与全国大奖失之交臂。尽管最初因篇幅所限列为存目，团队最终全力调整，将其全文呈现。
　　“历史并非仅由宏大的名篇构成，更由无数细微、真实却曾被忽略的文本共同编织而成——它们才是《大系》真正‘全’与‘精’的底气所在。”宋杨说。
　　最让团队感到欣慰的认可，来自92岁高龄的学界前辈张炯先生。团队心怀忐忑地将编纂材料与邀请函寄往张炯在苏州的寓所。“你们做了一件学术上功德无量的事情，全力支持。”张炯的回复让团队吃了一颗“定心丸”。一周后，一篇思路清晰、论述深邃的总序如期而至，完全看不出出自耄耋老者之手。张炯在序中写道：“为广大读者编成此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选本，自是一项盛举！”收到总序那晚，团队瞬间“沸腾”。“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贾玉民说。
　　“太多前辈和同仁给了我们无私的支持。”樊洛平特别提到，除了张炯先生，顾问团队的何向阳、董学文、谈歌、梁晓声、蒋子龙等专家学者，在编纂思路、篇目斟酌乃至资料查证上都给予了关键指引。“他们的信任与托付，是支撑我们完成这部大系的重要力量。”
　　书虽已成，使命未竟。“如何让工业文学的研究与传播真正活起来，才是关键。”宋杨说。贾玉民的身体需要更多静养，但他仍心系《大系》，出版只是撒下一颗种子，能否真的“飞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工业领域的干部和工人心中”，催生新的创作与研究，面临新的考验。
　　从一位学者近30年的心愿，到一群人的全力奔赴，《大系》记录了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历程，也保存了中国工人具体而微的悲欢、奋斗与梦想。如今，这20卷书已走向各地的图书馆、研究所和读者的案头，那些被重新打捞、整理的故事，正等待着更多读者去翻开、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