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2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下称“人文社”）在北京成立。

　　它是新中国成立最早、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文学专业出版机构，也一度是全国唯一一家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

　　1951年，首任社长冯雪峰刚上任，就提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自此，中国的读书人，几乎不可能没读过人文社的书。

　　建社伊始，社里汇聚了大批一流作家、学者、翻译家、出版家，以顶尖的才智，花费顶尖的心血，共同致力于同一件事：给中国读者出好书。

　　如果你读古典文学，对“四大名著”进行校勘，并用现代汉语加以注释的做法，是人文社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创的，“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的基础”。

　　当时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聂绀弩主持了这项工作。时任古典部编辑舒芜作过一首打油诗，描述一众同仁埋头整理古典名著的情况：

　　白帝千秋恨，（顾学颉整理《三国演义》）

　　红楼一梦香；（汪静之整理《红楼梦》）

　　梁山昭大义，（张友鸾整理《水浒传》）

　　湘水葬佯狂；（文怀沙整理《屈原集》）

　　莫唱钗头凤，（李易协助游国恩教授选注《陆游诗选》）

　　须擎月下觞；（舒芜选注《李白诗选》）

　　西天何必到，（黄肃秋整理《西游记》）

　　东四即天堂。（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址在北京东四牌楼头条胡同）

　　读现代文学，给“鲁郭茅巴老曹”等作家作品“以普通初中毕业学生能大致看得懂为一个大概的标准”加注释推出，以使之普及的做法，也是从人文社开始的。第一位作品享此待遇的作家是鲁迅。

　　读当代文学，从1950年代的《保卫延安》《林海雪原》，1980年代的《芙蓉镇》《沉重的翅膀》，到1990年代的《白鹿原》《尘埃落定》，再到后来的《牵风记》《应物兄》《长征》《暗算》……都是人文社推出的佳作。十届“茅奖”的40来部获奖作品中，有19部为人文社出版。

　　读外国文学，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是人文社根据“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原则出版的。

　　杨绛译《堂吉诃德》，冰心译《泰戈尔诗选》，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季羡林译《沙恭达罗》，傅雷译巴尔扎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叶君健译安徒生……

　　很多人文社编辑本身就是翻译家，例如，翻译《浮士德》的绿原，翻译《怎么办？》的蒋路，翻译《罗生门》的文洁若。

　　到了新世纪，“哈利·波特系列”“丹·布朗系列”等风靡全球的外国文学新作同样是人文社引进的。

　　时光流转，无论文学市场是冷是热，人文社总能聚集一代又一代有文学情结的编辑，他们一棒棒接力，生产一批批读者“信得过的精神产品”，丰富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经他们手问世的图书，许多都引领过时代的阅读潮流，成为国人共同的阅读路标。

　　70年来，也只有这家出版社能举重若轻地宣告：“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

　　与人文社同龄，王瑞琴今年也70岁了，是社里所有在职编辑中最年长、资历最老的一位。

　　作为将超级畅销书“哈利·波特系列”带入中国的人，她的名字早被许多中国读者熟知。

　　如今，同事们称她“王老师”，而在1977年，扎着两根小辫的王瑞琴刚踏入人文社大门，成为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一名阿拉伯语编辑时，她是前辈们口中的“小王”。

　　“那时社里的大师特别多。”她怀念那段时光，总感到自己身上留着“老一代传下来的东西”。

　　影响王瑞琴的人里，有时任人文社总编辑、后来的人文社第四任社长韦君宜。

　　“我永远记得她那几句话：人文社的编辑古今中外文学都应该懂，人文社是培养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理论家的地方。我现在总跟年轻人提，出版要有使命感，也是受她影响。”王瑞琴说。

　　1978年，时代剧变。韦君宜等社领导注意到很多“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在学识和能力上有欠缺，不利于开展工作，决定工资照发、奖金照给，但为他们开办为期两年的脱产学习班，请来启功、王力、冯至、吴组缃、柳鸣九等著名学者讲授文化知识。

　　“她对年轻人是真爱，从心里要培养我们，她为我们荒废的十年感到可惜，比我们自己的感受还深。她因此对我们很严厉，我们当时害怕她，现在想起来却好亲切。”王瑞琴说。

　　另一位带给王瑞琴很大影响的，是人文社编审、诗人和翻译家绿原。

　　夏天傍晚，绿原下班后总骑车去图书馆借书，王瑞琴也跟着骑车去借书读。

　　“绿原什么都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古典文学、诗歌……我们几个年轻人最佩服他，常围着他聊天，什么都能聊。尽管他是我们父辈，尽管业务上我们跟他有很大距离，但在交往中，他就像同辈，就是担任人文社副总编后也是这样。”

　　绿原一生坎坷，却从未对苦难屈服。在他的言传身教里，王瑞琴体会到“内心强大”的重要，现在，她把“要内心强大”挂在嘴边，一遍遍讲给年轻的编辑听。

　　还有彬彬有礼的翻译家蒋路。

　　他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备受称道，他指导了《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等全集、文集的编纂，但当经手的稿子被校对员发现有一两个错字或不合适的标点，他总会站到门口，向校对员表示感谢。

　　“这是一些我们编辑和年轻人应该引以为傲的人，从他们身上，不仅能学到文化知识，学到怎么编稿，怎么写前言，更能学到怎么做人。”王瑞琴说。

　　第一代人文社编辑联手创造的氛围、留下的传统、埋下的伏笔，至今仍氤氲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大楼里，润物细无声。

　　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搬到这里。自此，再未离开。

　　现在，这幢见证着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灰色大楼，墙皮斑驳，5年前被挂上“已鉴定为危楼”的金属牌。它和它的部分桌椅板凳，比大部分在此工作的人更年长。

　　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赵萍2003年毕业入社后，曾暂住社里。她住的是“后楼”，一座位于人文社大楼后、看上去比大楼更“质朴”的红砖小楼。

　　1978年前后，冯骥才在“后楼”住了差不多两年，创作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义和拳》，由此进入文坛。他也是“文革”后，首个在中国拿到出版社稿酬的作家。

　　这种“借调式写作”，是特殊时期的应急之策。作家们在“文革”时期被打倒了，为满足国人迫切的阅读需求，人文社从全国各地业余作者中挖掘有潜质的苗子，“借调”到社里脱产写作，在编辑帮助下修改作品。

　　2013年，冯骥才将这段往事写成《凌汛》一书，他说写作动力是，“那个时代对待文学特别纯粹，精神至上，在现在这个物质化的社会，特别让人怀念和神往。”

　　在冯骥才宿舍旁边，是人文社1979年创办的《当代》杂志编辑部，路遥在此修改过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篇后来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此前已遭多家刊物退稿。在给《当代》编辑的信中，路遥说，如果这里也不用，他将把稿子一烧了之。

　　《当代》主编秦兆阳读完小说，立即请作者来京改稿。“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路遥曾这么说。

　　编辑鼎力扶持作者，这一传统是人文社自冯雪峰时代开创的。

　　1953年，冯雪峰收到《保卫延安》投稿，随即约见作者杜鹏程，几乎手把手帮其进行大量修改，促成小说问世。

　　尽管绝大多数时候，编辑的姓名都隐身于作家和作品之后，但在人文社，还是留下了许多作家与编辑的故事，每个新人入社后，都会或多或少地听说。

　　例如，曲波的《林海雪原》是编辑龙世辉花了三个月帮着改出来的。

　　又如，1973年，编辑何启治在西安郊区街角找到推着自行车的陈忠实，劝其写作长篇小说。1992年，他收到陈忠实的信，说写完了《白鹿原》。

　　陈忠实后来回忆，将书稿交给人文社编辑时，他压下了涌到嘴边的一句话，憋得眼泪几乎涌出来：“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

　　还有些故事没那么著名。

　　一辈子研究鲁迅的老编辑林辰，72岁退休后，抱病主持编校《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直到78岁视力下降，不得已终止工作。“丛编”全部出版时，他几近失明，决定将全部藏书在身后捐给鲁迅博物馆。

　　巴金曾写信给编辑王仰晨，说：“是你默默地在给我引路。”

　　王仰晨协助出版过《天安门诗抄》，主持编纂《鲁迅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是首届“中国韬奋出版奖”票数最高的获奖者。在同事眼中，他每天最早来，最晚走，像“拧在人文社这架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直至离休，从来没有松动过、从来没有出过毛病”。有人推荐他去做领导，被他辞谢，他编了一辈子书，常跟人说，要“做一个合格的编辑”。

　　而促成被多家出版社退稿的《尘埃落定》出版的编辑高贤均，有句名言：“与其做个三流的小说家，不如做个一流的编辑。”

　　2003年入社后，赵萍跟着老编辑做的第一本书是王刚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原名《英语》。初出茅庐的她觉得“英语”听上去像教材，建议改叫“英格力士”，小说于是有了这个特别的书名。

　　人文社编辑之间一直有“传帮带”的传统。赵萍说，她从老编辑们身上学到了怎么跟作家打交道，怎么陪伴作家成长。

　　走在极具“穿越感”的大楼里，她感觉自己在同一个空间，与不同时代登场的前辈们做着同样的工作，用着同样的家具，这是一种有温度的传承。

　　赵萍喜欢搜罗人文社大楼里的旧物件。她屋里的沙发是几十年前的老沙发，在她之前，不知招待过多少编辑和作家。在她接手后，苏童、毕飞宇、徐皓峰等都曾在上面落座。

　　大约10年前，她在走廊上发现了一把被新办公椅替换下来的老椅子，搬回屋后，在椅子背部意外发现了旧主人的签名：“冯雪峰”，同事们纷纷围观，雀跃不已。

　　几十年来，人文社一直延续着一种“文学的氛围”。

　　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年轻编辑说：“我们古典部的氛围特别好，包括业务氛围和人际关系。”

　　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年轻编辑觉得，社里特别好的一点，是会给年轻人成长的时间。

　　在资深编辑脚印的工作室，2018年入职的编辑，工作两年多，感到很幸福。“大家互相帮忙，合力做书，社里有很浓厚的人文情怀。”

　　连多年前在这里实习过的人，都还会在跟编辑联系时，提起在人文社编辑室，一群人坐在一起谈文学的美好感受。

　　1989年，有出版社来挖王瑞琴，她去了两天就跑回来。“太看不惯了，太没有人文的感受了，人与人冷冰冰的，各干各的，那种融洽的、带文学味、有人情味的关系——没有！”

　　像离家出走又自个儿回来的孩子，她觉得好像做了件错事，掉着泪说再也不走了。有老编辑说：“小王，我就知道你得回来，哪儿都没这好。”

　　让王瑞琴留下的是氛围，让她差点离开的是时代的变化。

　　在过去，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出版的作品掀起阅读热潮；还是1979年2月，召开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探讨冯骥才《铺花的歧路》、孙颙《冬》和竹林《生活的路》，三篇“文革”题材争议作品能否出版；又或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表白先勇的小说，出版《台湾小说选》，首开两岸文学交流先河……人文社一直引领着文学出版潮流。

　　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家老牌出版社的步伐却显得迟滞起来。

　　“这样待下去有点荒废，我想让自己的一生更有价值。我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像《哈利·波特》里格兰芬多学院的。”王瑞琴说。

　　出走归来后，她依旧在思考这些问题。上世纪90年代，连编辑室副主任都还没当上，王瑞琴以普通编辑的身份给社领导写改革方案，探讨怎么能保有人文社的风格，又跟市场结合。

　　1999年社里增设少儿编辑室和教材出版中心，前者由王瑞琴主持。

　　这一年，她发现了“哈利·波特”。第二年，人文社在版权大战中击败6个对手，独家引进了这套“全球最畅销的系列丛书”，20年来“哈利·波特”及其衍生产品在中国的总发行码洋已达17个亿。

　　“如果没有‘哈利·波特’等海外奇幻作品的引进和铺垫，我们出《九州缥缈录》时，可能会遇到困难。”赵萍说。

　　2015年，人文社出版了江南的《九州缥缈录》，这是人文社推出的第一本本土原创奇幻小说。

　　版权是2011年左右签下的，之后编辑们花了3年，琢磨由人文社出版这类书籍时该呈现的“调性”，包括封面的风格。

　　文学随时代发展发生新的变化，阅读市场变得细分和多元。纯文学之外，奇幻、科幻、悬疑等类型文学领域逐渐壮大。

　　人文社之后又出版了江南的《龙族》、网络作家猫腻的《庆余年》等更多“接地气”的作品，销量可观。

　　“当代文学编辑室，关注的就是行进中的文学，除了严肃文学，我们也会关注各种阅读潮流，挑选优质的类型文学作品出版。”赵萍说。

　　争议的声音也有，但文学作品百花齐放，“如果我们只出版纯文学，这个格局岂不太死板？”

　　赵萍提起上世纪80年代，畅销书作家海岩在人文社出版处女作《便衣警察》，他的编辑告诉他，人文社选稿有两个标准，要么厚重，要么创新。

　　人文社社长助理、策划部主任宋强介绍，2017年以来，人文社发展速度迅猛，尤其近三年，利润增长了几倍。

　　“臧永清社长带着大家一起努力，抓优秀原创文学，抓类型文学，抓畅销书，同时不断激活既有资源，让历史积淀下来的版权资源重新焕发活力，例如我们把被读者称为‘网格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进行复刻，推出新版。我们还要拓展出版边界，今年计划成立社科出版中心，往社科图书方向拓展。”

　　去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与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将在三年内扶持百位知名作者入驻今日头条、抖音等字节跳动旗下平台，让更多优质作者走进大众视野。

　　有些东西变了，有些没有。

　　“文学趋势有不同发展方向，但不变的是大家对好内容的期待。我特别坚定地认为，文学是永远有生命力、有活力的。”赵萍说。

　　回想十几年前，一本优质的纯文学作品卖出三五万册，就算很畅销的成绩。近两年，一些青年作家的纯文学作品一年内就能有几十万的销量。

　　国家一直在提倡全民阅读，老师和家长们也越来越重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新的读者群似乎成长起来了，而编辑要先跟作者找到共鸣，再跟不同读者找到共鸣，最后为他们找到与许多书中的某一本相遇的理由。“这是很有幸福感的事。”人文社的编辑说。

　　“我总在说希望人文社老一代的人文精神能被传承下去。无论时代怎么变，这种给人以精神振奋的东西应该是不变的，而且是能支撑着这家出版社永生的。”王瑞琴说。

　　10年前，人文社60周年，让每人都写句赠语，她写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与淘汰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永生。

　　“不要虚度年华。”王瑞琴背诵起奥斯特洛夫斯基激励过几代人的语录，“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在那些自觉肩负文化建设使命，博学、勤勉、敬业，不计酬劳，默默服务于作家和读者的老一代编辑身上，她一次次听到这段话的回响。

　　王瑞琴的先生早年曾在人文社的鲁迅编辑室工作。去年冬天的晚上，他来社里接王瑞琴，站在前后楼间的空地上等待时，夜色中，那些昔日无比敬重、亲切的前辈们仿佛扑面而来——牛汉、林辰、王仰晨、秦牧……

　　他对每座楼鞠了个躬。

　　“那之后，我也有这种感觉，每次站在那里，就像能遇到老一代的魂灵。就像我们同事王培元写的那样。”王瑞琴说。

　　已从社里退休的人文社编审王培元曾经这样写道：“有时似乎觉得冯雪峰、聂绀弩、楼适夷、张友鸾、郑效洵、王任叔、孟超、林辰、韦君宜、陈迩冬、秦兆阳、蒋路等前辈的魂灵，就在166号这座幽深宁静的大楼里逡巡、游走。他们在看着你，眼神里流露出信任、希望、鼓励和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