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下，审视这三位非凡的女性，人们会更清晰理解世道人心、理念信念，会更清晰理解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的秘密

　　人终有一死，但有些人，注定被历史铭记

　　本报记者肖春飞、郭敬丹

　　建党百年之际，由新华社、全国妇联和芒果TV共同出品的100集纪录片《党的女儿》，全景式展现杰出女共产党员的英雄群像，引发热烈反响。

　　在这些优秀党员代表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杰出的女性，虽然没有入党，却也在党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建党前后，有三位非凡的女性守望了建党伟业，她们是：葛健豪、高君曼、王会悟。

　　走进上海的一些红色地标，是追忆这三位杰出女性的最佳切入点。

　　1919年12月25日，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汽笛长鸣，法国邮船公司的“盎特莱蓬”号缓缓离岸，人们挥手作别。

　　这艘船上的几个年轻人，后来都名垂青史：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蔡和森、蔡畅兄妹，向警予，熊雄，还有画家林风眠，他们的身份是留法勤工俭学生。

　　岸上送别的有曾国藩外孙聂云台、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民国著名出版家汪孟邹，皆是风云人物。十来天前，毛泽东专程从武汉绕道上海为好友蔡和森一家和向警予等送行，但因为他们启程时间推迟，正忙着湖南驱张运动的毛泽东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到码头送别两个儿子，三人相拥，依依惜别。不过，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独秀研究专家徐光寿表示，这是艺术虚构，当时陈独秀还在北京，等他回到上海时，已是翌年1月27日，此时，“盎特莱蓬”号刚刚抵达法国马赛。徐光寿曾与《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交流过此细节，龙平平表示：“大事不虚，小节不拘”，虚构码头送别，是为了与结尾处延年乔年的英勇牺牲相对照，以期产生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事实证明，这个效果确实达到了。

　　在这批年轻的留法学子中，有一个不再年轻的人：葛健豪，时年54岁。她是蔡和森、蔡畅的母亲，半年后，向警予成为她的儿媳，三年后，李富春成为她的女婿。她因此被誉为培养了四位中央委员的“革命母亲”。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1865年8月17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桂林堂，她的父亲葛葆吾湘军出身，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这层关系，也让她在1919年留法旅费匮乏时，找到时任上海工商界首领的聂云台，向裕丰纱厂借来600银元，解了燃眉之急。

　　从留存至今的照片来看，葛健豪与当年的老太太并无太大区别，但她绝非凡人：从小性格倔强，颇有主见。1914年春，她已经48岁，带着儿子、女儿和一个4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进了省城长沙，报考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学校见她偌大年纪还带着儿孙来读书，不肯收。她怒了，让儿子代写一纸诉状告到县衙，并将名字“葛兰英”更改为“葛健豪”，自述：“‘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县官先惊后敬，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一时传为佳话。

　　长沙学成毕业后，葛健豪回乡办学，亲任校长，虽受封建势力打击，始终无畏。1917年夏天，她为了支持儿子蔡和森在长沙的革命行动，又举家来到省城。当时葛家已经破落，葛健豪带子女在长沙日子过得颇为清苦，但豪爽大气的性格，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其中就有毛泽东。他称葛健豪为“蔡伯母”，常过来“蹭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就有这个场景。但葛健豪不只是做饭烧菜，她经常参加年轻人的讨论，并发表意见。1918年4月14日，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有重要地位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发起人是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成立地点就在葛健豪的家中——岳麓山下河西刘家台子。葛健豪倾家中所有做了一桌好菜，庆祝新民学会成立。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刘家台子”始终是一个温暖的地名。1919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葛健豪家里，毛泽东在此亲侍汤药。葛健豪将文氏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精心照顾。

　　葛健豪在法国，也始终温暖着一众年轻人的心。当时法国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及向警予等女生入读蒙达尼女子公学，蔡和森入男子中学。她像小学生一样苦读法文，经过不懈努力，此前没有任何外语基础的葛健豪，居然能够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报刊了。葛健豪擅长刺绣，白天学习，晚上带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直至深夜。中国工艺精湛的绣品，深受法国妇女喜爱，这笔可观的收入，除了生活开支外，还经常被葛健豪用于资助他人。

　　葛健豪不仅是一个好妈妈，她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到里昂大学请愿。在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

　　她是儿女们革命行动的坚定支持者。

　　众所周知，蔡和森是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在法国期间，蔡和森、向警予一直与毛泽东书信不断。《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收录了蔡和森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写的两封长信，以及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蔡和森在信中阐述了成立共产党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12月及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就在葛健豪一家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抵达法国的同时，陈独秀与夫人高君曼也从北京回到了上海，入住老渔阳里2号。

　　高君曼，一个在历史中湮没已久，却因为《觉醒年代》而渐为人知的非凡女性。

　　有不少网友剪辑出剧中夫妻二人的对手戏片段，回味“甜度爆表”。剧中，陈独秀被骂“伪君子”时，高君曼对他说：“我虽在家相夫教子，但我的心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我如果因为这三两声蚊子苍蝇嗡嗡叫就哭哭啼啼、闻之落泪，那我就不是你当初要寻找的那个高君曼。”陈独秀在京要去上海接胡适回国，高君曼硬是塞给他5个包裹，为的是给在上海的陈延年、陈乔年带去“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在陈独秀后人心中，高君曼绝对当得起这样的“表白”。徐光寿告诉记者，1992年5月，他在安徽安庆参加关于陈独秀的一次研讨会，听陈独秀孙女陈祯祥亲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拍摄了电影《开天辟地》。陈祯祥去香港看望父亲陈哲民时，劝他去看了这部电影。陈哲民原名陈鹤年，是陈独秀和高君曼所生，也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这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陈独秀比较公正的形象，他全神贯注，看得入迷，没讲一句话。

　　电影散场，陈祯祥看父亲还未回过神的样子，打趣问道：“电影里演得像我奶奶吗？”陈哲民说：“你奶奶比演员漂亮多了……”

　　在徐光寿看来，高君曼是值得关注的，但长期以来，这种关注并不多。“在《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等影片中，高君曼都有一定内容。不过，更多是一种‘家庭妇女’的形象。而高君曼不应局限于此。”

　　真实的高君曼兼具传统女性和新女性特质，不仅贤惠、善良、明理，还深明大义、知书识礼、追求进步。她与陈独秀共同生活约15年，这也是陈独秀的“高光”15年——从创办《新青年》到五四运动再到建党伟业。高君曼支持陈独秀的革命事业，也对建党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高君曼是陈独秀第一任妻子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1886年生于安徽安庆，父亲是清朝安庆府副将高登科。从小，高君曼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性格活泼，自由成长。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高君曼虽为女子，但接受新式教育，家中请塾师上门，教她读书识字，后来还千里迢迢送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读书。

　　在那里，高君曼进一步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眼界逐渐开阔。放假回到安庆时，在姐姐家中接触到陈独秀。“与姐姐高晓岚相比，她对陈独秀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给予了更多好奇、关注和赞成。”徐光寿说，当陈独秀为赴日本求学的差旅费与高晓岚发生争执的时候，高君曼则对陈独秀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按陈独秀好友潘赞化所说，高晓岚与陈独秀的“思想距离相隔不止一世纪”。而高君曼的谈吐，让陈独秀对这个小妹也产生了好感。“志同道合，情投意合，大概从1909年开始，两人比翼双飞。”徐光寿说。

　　高君曼跟随丈夫，辗转安庆、杭州、北京、上海等地，生活颠沛流离，少有长期固定居所。但她一直精心照顾陈独秀生活，协助他的事业。

　　陈独秀父子关系一度紧张，高君曼努力化解他们的矛盾。陈独秀到北大任职前，陈延年和陈乔年在上海求学，一直没有住在家里，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的店堂地板上，相当清苦。高君曼非常关心兄弟俩的生活，力劝陈独秀允许他们在家吃住，但陈独秀不以为然，高君曼请人相劝，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高君曼只能背地里给延年乔年哥俩塞些好吃的。

　　陈独秀研究大家唐宝林认为：陈独秀与高君曼后来出现感情裂痕，就是源于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歧。陈独秀是一个无情的父亲吗？1936年底，正在南京蹲监狱的陈独秀听说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留，简直像儿童过年一般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斟第二杯时，突然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了！把酒洒在地上，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当时在现场的友人濮清泉回忆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

　　人非完人，历史才更真实。当年，陪伴在陈独秀身边的高君曼，虽有怨言，仍深爱着自己的丈夫。“高君曼是有个性、有主见的进步女性，也富有文学才华，写过一些诗作。”徐光寿说。

　　1916年7月的《民国日报》上，曾刊登署名“君曼”的诗词，根据推断，应为高君曼在1914年至1915年间所作，也就是陈独秀第五次赴日本期间。那时，高君曼带着孩子在上海，生活全靠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接济，她自己身体也不好，患有肺病。她的诗词中饱含对陈独秀深深思念的真挚感情。

　　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就见证了她作为妻子、母亲、进步青年好朋友的多重身份。包惠僧在《回忆老渔阳里二号》中记述了这个家当时的样子：“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起来算是很漂亮，有铜床、有沙发、有梳妆台、有写字台，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

　　这座老石库门建筑如今更为人所知的，却是另外一个身份——如门口的石牌上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当时，一楼是会客厅，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堆满了《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和家人住在二楼。”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说。

　　今天，这里经过修缮成为上海重要红色地标。人们走进一楼的会客厅，一眼就能看到墙壁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书“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新青年》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多进步青年慕名来拜访陈独秀。来的人太多，于是就有了这个时间限制。”李瑊说。

　　站在天井里，仿佛仍能看到100多年前这里充满朝气与希望的样子：进步志士纷至沓来，视解民族危亡为己任，在交谈中思考国家前途命运、寻找出路。他们当中，有专程来拜访陈独秀并由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泽东，常为《新青年》撰稿的沈雁冰、施存统，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陈望道，后来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

　　这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高君曼同样如此。“要知道，这是在陈独秀的家里，如果没有女主人的支持，没有高君曼接待、照顾客人，端茶倒水做饭，这样的场景怎么能实现？更何况，当时有的青年还曾住在这里，比如李达、陈望道等，李达曾在这里的亭子间住了一年多。”徐光寿说。

　　老渔阳里2号向北约100米，是新渔阳里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所在地。走入里弄深处，可在角落里发现一间教室，外墙挂着魏碑体书法铭牌“外国语学社”。这个洋气的名字不过是个掩护，实际是送革命青年到俄国留学而创办的学校。

　　高君曼也常常出入这里。外国语学社学员许之祯曾回忆：第一次庆祝纪念“三八”节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高君曼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这应是当时名媛的样子：思想独立，追求进步；因志同道合而选择爱人，忠贞却不依附。高君曼甚至曾与陈独秀一起被捕坐牢，出狱后依然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徐光寿说：“对陈独秀的事业、对党的创建，高君曼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受到早期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尊重与怀念。”

　　就在渔阳里2号，高君曼还当了“红娘”，成功撮合李达与王会悟，高君曼做了桌菜，就算是简单的“婚礼”。1980年，年逾八旬的王会悟还清晰回忆：“陈独秀夫人高君曼烧点菜，我们结了婚，这是1920年的事。”

　　王会悟终生未入党，却是建党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存放着她回忆一大召开的手稿。

　　1898年，王会悟出生于嘉兴桐乡县的书香门第，父亲王彦辰是晚清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启蒙教育，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

　　1919年底，王会悟在家乡积极声援五四运动，为保守势力所不容，在同乡沈雁冰的介绍下来到上海。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比王会悟大2岁，但按辈分他还得叫她表姑。

　　“1920年春，王会悟为躲避当局抓捕，由上海籍同学张佩英陪同，前往上海寻找妇女解放途径。”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管韩晶说。

　　王会悟的青春和人生在上海有了更深刻的印迹。经张佩英介绍，她结识了上海学联评议长何世桢，暂住何家一周。后经介绍，她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兼任文秘工作，受该会负责人徐宗汉（黄兴夫人）赏识，转住徐家。

　　当时的上海女界联合会就设在博文女校，这里经常邀请上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来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教育的演讲，在协助徐宗汉开展活动的过程中，王会悟能力迅速提升，还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女性，其中就包括高君曼。

　　高君曼与王会悟一见如故，又把王会悟引荐给陈独秀——这可是她多年的偶像。在《新青年》编辑部，她又认识了李达。

　　“当时，李达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联系，王会悟就在那里见到了李达。”韩晶说。李达也是陈独秀当时筹建中共早期组织的核心成员，就住在渔阳里2号一楼《新青年》编辑部隔壁的房间里。

　　进出渔阳里的这些人，都让王会悟充满敬佩。当她得知编辑传播先进思想的刊物工作十分繁重，需要一名助手时，就自告奋勇站了出来。陈独秀欣喜不已，随即让高君曼把王会悟接来渔阳里二楼居住，方便工作。在渔阳里，她经常帮助李达誊抄稿件、校对刊印。而让李达经常通宵达旦忙碌的那份刊物，就叫《共产党》。

　　“在多次的接触中，李达的崇高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使王会悟十分敬佩；王会悟的独立和对新思想的追求，也使李达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他们结为伉俪。”韩晶说。

　　在电影《1921》中，李达在天台上慷慨激昂地唱着《国际歌》，倪妮饰演的王会悟流着泪，但目光坚韧，眼神中满是对未来、对丈夫的希望与信心。这是电影中极具感染力的一个镜头。

　　李达王会悟婚后半年，中共一大在距离渔阳里2号不远处的望志路106号召开，当会议中途遭到密探破坏后，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赞同：到浙江嘉兴南湖去，那里不惹人注意，而且通火车，来去方便。

　　晚年，王会悟仍记得当时的提议和讨论：“火车来来去去都通的，打听的侦探也少。我说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还跟他们讲，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况时可以作掩护……”

　　最终，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

　　以这样的方式，王会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共一大闭幕后，李达、王会悟夫妇搬出老渔阳里2号，租住进辅德里。在辅德里，这对年轻夫妻迎来了自己可爱的女儿，工作也更加忙碌。

　　一年后，王会悟同样以“会务王”的身份，亲历了中共二大的召开。而那次大会的召开地点上海辅德里625号，就是她和李达的家。代表们开会时，她就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外面放哨。

　　“你会不会想她，辅德里的灯塔；她依然在守望，她守护着希望……”展现中共二大历史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正是以王会悟的讲述贯穿始终。《辅德里》谢幕前，舞台上的王会悟在一片光亮中回望，回望她身边那些曾奔向了远方的年轻人——那些年轻的中共党员，带着理想，在时光里刻下了红色的印迹。这些印迹，也刻进了她的一生。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在辅德里632号开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师有高君曼、王会悟，向警予1922年初回国后，也在平民女校任教。1922年秋冬，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随之同行，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李心田，从上海奔波到长沙，暂住在毛泽东与杨开慧位于清水塘的家里，平民女校就作为党的一项工作交由蔡和森和向警予办理。1923年底，葛健豪带着李富春与蔡畅的孩子李特特回国，在上海与蔡和森、向警予团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腥风血雨，形势逆转，许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面临着背叛与忠诚的生死抉择。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就义；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就义，同一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就义；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就义，这一年，高君曼贫病交加，在南京去世。

　　葛健豪颠沛流离多年后，晚年回到老家，租种田地为生。临终前，她还不知道蔡和森已经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于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葛健豪病逝后，提笔写下“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给“蔡伯母”以最好的褒奖。葛健豪不是中共党员，却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第一位非党员传主。

　　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以95岁高寿在北京病逝。她大半生坎坷，从未居高位，却始终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在同一年，上海因为建设南北高架，沿途大动迁，但是辅德里被保留下来——铭记着她的青春与幸福的辅德里。

　　100年前，无论是葛健豪，还是高君曼、王会悟，她们走到历史聚光灯下，看似机缘巧合，其实是历史的必然。100年大浪淘沙，有牺牲也有贪生，有忠贞也有背叛，有高尚也有卑鄙……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下，审视这三位非凡的女性，人们会更清晰理解世道人心、理念信念，会更清晰理解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的秘密。

　　人终有一死，但有些人，注定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