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冷得早，11月初就落了初雪，非常大，风刮得也猛。明知道天坛的银杏叶子要被吹落了，还是忍不住去看看。没有想到，银杏叶竟然落得干干净净，片甲不留，枯枯的树枝裸露着树皮，和土拨鼠的颜色一样，灰褐色，有些黯淡，没有了风中金黄叶子的明亮。想起去年这个时候，银杏树摇曳着一片碎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简直有些像梦一般不真实。大自然真的是厉害，雕塑师一样恣意雕塑着树的样子，甚至改变整个世界的样子。

　　不仅银杏树的叶子落光，桃李、丁香、槐树、西府海棠、龙爪槐、柿子树，还有藤萝的叶子都落光了，只有松柏依旧绿荫森森。这就看出了天坛的厉害，它的松柏多，那些落叶树便被淹没在这样松柏的海洋里了。这时候以至整个冬天的天坛，绿色依然是它的主色调。

　　从东门走到北门，走过花甲门和百花亭，一直走到双环亭前，看见亭中有几个女人在跳舞。年龄不小，身穿的毛衣鲜艳，宛若春花烂漫。她们嘴上喊着“一二三”的节拍，一对对伸展着手臂次第向前跳过来，再向两旁退去，然后循环往复，好像花瓣渐渐绽开，鲜艳的毛衣起到了作用，暂时遮掩住了白发和皱纹的沧桑，好像春回二度。

　　我向她们走了过去，一位女人朝我说：你来帮我们录段像好吗？我说没问题。她从包里拿出手机，跳下亭子的台阶递给我。录了两次，看到了两遍春花绽放。她又对我说：你再帮我们照张合影吧。说着，招呼着伙伴跳下台阶，对我说：把双环亭照全，难得我们合影。

　　看清了，一共6个人。问清了，是社区舞蹈队的，年龄最大70多，最小的60多，属于佘太君祖母级的舞蹈队。还问清了，舞蹈是自己编排的，其中年龄最大的老大姐是她们的导演。

　　你们今天怎么到这里排练了？我问。她们告诉我，今天是来拍抖音，双环亭这里景色好。我们正等着谁能帮我们拍呢，这不您就来了！

　　我对她们说：选这个地方好！双环亭是乾隆皇帝为他母亲祝寿而建的，也是祝福你们长寿呢！

　　她们呵呵笑了起来。

　　心情、风景、祝福的话，三位一体——尽管只是过年话，也是舞蹈尤其是老年舞蹈必不可少的伴奏。

　　丁香树丛前，是一片古柏树林，听见一阵音乐从那里传来，声音不大，却不绝如缕，像是寺庙那种袅袅的磬音禅乐，回音清新缥缈。走过去一看，一对中年男女，男人坐在长椅上，双手拿着鼓槌，敲打着膝上一个东西，黑色、圆形，音乐就是从那里发出的；女人站在他的前面，看着手机，指点着他击打的错点。

　　是一种打击乐器。圆盘上有15个音，不复杂，打起来应该比木琴和扬琴要容易些。不过，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便问道：这是什么乐器？

　　女人告诉我：梵音鼓。

　　这名字和它发出的声音很吻合，两者都能让人想起寺庙中香火的袅袅缭绕和经幡的缓缓飘动。

　　我又问：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一种合金。男人告诉我。

　　我又问他：多少钱一个？

　　他笑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别人送的。

　　在天坛，能见到很多新鲜的人事物。尤其对于我这样见少识稀又有些好奇的人。天坛是一本大书，翻开哪一页，都会让你开卷受益。

　　我听他打完一支曲子。女人拿着手机让男人看，指出哪里的节奏有误。我问：这是什么曲子，这么好听？她把手机递给我看，屏幕上现出了曲谱。是简谱，上面有曲名《大鱼》两字，原来是动画片《大鱼海棠》里的插曲。

　　男人收拾起他的梵音鼓，一边把它装进一个黑色的圆包里，一边对我说：这玩意儿能让我烦躁的时候静下心来。还能治抑郁症！

　　女人不动声色地对我启蒙：所以，它又叫无忧鼓。

　　男的站起身来，背起梵音鼓，对我说了句：回家再打它去喽！

　　我对他说：这里打它比在家要好！

　　他微微地笑了：那是！这里清静，古树又多，郁郁葱葱的，适合这玩意儿！

　　什么东西都需要相适配，剑鞘、鞍马、古松柏和梵音鼓，还有这一对男女。望着消失在古柏树荫中的这一对男女，我这样想。

　　来到我最熟悉的藤萝架下，满架花叶凋零，却远远看见人影幢幢，各色衣裙闪动，如蝴蝶翻飞，还能听到胡琴声和唱京戏咿咿呀呀的声音。是这里常见的情景，常听到的声音。不用说，是北京人在这里自娱自乐，一般外地人很少到这里来，偶尔路过，只是照照相而已。

　　我走进藤萝架，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拉胡琴的男人和一个唱戏的女人，都有60多岁的样子，男的坐在藤萝架下的长椅上，身穿一件夹克衫，女的站着，身着一件鲜红的长款风衣，正唱《霸王别姬》。围观者大多是女人，穿得都跟要参加比赛似的花枝招展，听着、说着、笑着、叫好着。

　　我坐在他们对面，画拉琴者和唱戏者。一段唱毕，唱戏的女人走到我身前，好奇地看我画的她，说我把她画得太年轻漂亮了。我笑着说她：您本来就漂亮嘛！她确实长得不错，身材高挑而清瘦，束腰的红风衣把她勾勒得更显亭亭玉立。她听了我的恭维，一摆手说：还漂亮呢，都老眉咔嚓眼了！我说：您才多大呀，就老眉咔嚓眼了？没等她答话，旁边一位胖胖的女人说了：67了，属马的，我们都是属马的！我指着他们这群人开玩笑说：你们这是万马奔腾呀！他们都开心地呵呵笑了起来。

　　聊起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同学，自疫情以来，彼此都没见过面，这是第一次聚在一起，听风衣女人唱戏，顺便聚聚会。这是在天坛常见的事情，一般都是居住附近的同学聚会。我以为他们也是这样，一问，原来他们家住朝阳、海淀，都离天坛不近。专程到天坛，是风衣女人的主意，说在天坛唱戏的票友多，没准儿能碰上，可以相互切磋切磋。

　　我问风衣女人：您唱得不错，挺有梅派的味儿，什么时候开始学戏的呀？她一听很兴奋，告诉我去年才学的。我连忙夸赞：才学一年多，就唱成这样，您可真了不得！她说：去年不是来疫情了吗？宅在家里出不去，就天天跟着录音学，给自己找点儿活干！我说：您这活可干得真不赖！可不是每个人学一年就能唱成这样的！

　　旁边那个胖胖的女人，指着她对我说：她当过我们班的文艺委员，上学时候就能唱会跳。我们全班同学，就她一人上了大学！她笑着谦虚地说：是工农兵大学。问她学的什么，她说是体育，大学毕业后在中学里当体育老师，一直干到退休，一辈子，眨巴眼儿，就快过完了！

　　聊完了，也画完了，我站起身，转身要走，胖胖的女人拦住了我，指着她对我说：她还想给您跳段新疆舞。看她已经脱下风衣，里面穿着红色的毛线衣，里外一身红，正拿录音机，找到伴奏的舞曲，走到藤萝架中间最宽敞的地方，跳了起来。一看，就知道跳过不知多少遍，很娴熟，也很自得投入。一曲舞罢，她对我说：我再给您跳段蒙古舞吧。说着，在录音机里找到伴奏的舞曲，是熟悉的《鸿雁》，随着优美的音乐，她跳得很尽情尽兴，我鼓起掌，她的那些同学也鼓起掌来，路过这里的游客也鼓起掌来。也许作为旁观者，我只是看个热闹，但是，在这两曲舞中，风衣女和她的同学经历了从青春到晚年漫长的人生岁月，叠印着他们相互的流年碎影，以及花开和梦碎的声音。

　　难得的一次同学聚会。风衣女人，没有埋怨我贸然闯入，相反把我有些漫不经心的夸赞，当作知音看待，让我惭愧，也让我感动。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一点点的信任和知音，会让彼此的心靠近一些，这是人们内心需要的，也是难得的，哪怕只是短暂如风的瞬间。

　　午后初冬的暖阳下，我坐在西天门里的甬道北侧。我爱坐在这里画画，对面浓郁的树荫中，隐隐约约能看到斋宫的外墙，再远处，还有三座门影影绰绰，景色不错。更何况，甬道直通祈年殿前的丹陛桥，来来往往的各色游人很多，衣着鲜丽，适宜入画。

　　身边来了一位坐轮椅的老爷子，是位中年妇女推他过来的。老爷子好奇地看我画画，和我聊了起来。那女人对老爷子说了句：您先在这儿聊，我去那边，待会儿回来。说罢，转身沿着后面的一条小路走去，不远处，有个白色的藤萝架，里面有人头攒动。

　　老爷子指着女人的背影对我说：我闺女，每一次来，把我放在这儿，她都上那边去，那儿有熟人，有话说。然后，他笑了笑，又说：整天伺候我一个老头子，她说话，我腻烦；我说话，她不爱听，嫌我啰嗦。树老根多，人老话可不就多呗！

　　老爷子爱说话，我乐意听，他显得很兴奋，碰见了知音，对我说：你说，我一个人待在家里，闺女姑爷都不爱跟我说话，来到天坛，人倒是多，谁也不认识，更没法说话，还不让人憋死？

　　我对他说：您敞开说，我爱听！

　　不耽误你画画呀？

　　画画本来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不碍事的！

　　老爷子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也听明白了他大半生的轨迹：今年79岁，小时候，家住房山农村，上世纪60年代入伍当兵，因为射击打浮靶是全师独一份的优秀，立了三等功，破格入党提干。复员到北京城里商业系统一家单位当党支部书记，管着下面好多家副食品商店。后来，超市发达，副食品商店纷纷倒闭，人员下岗的下岗，转行的转行，买断的买断。他是老资格，被调到公司的工会，是闲差，干了没几年退休，每月拿五千多元的工资。退休没多久，老伴得病去世，前几年，他过马路被一辆小汽车撞折了腰，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了。

　　我对老爷子说：您够倒霉的！

　　老爷子摆摆手说：倒霉的不是我，是我这闺女！他冲藤萝架指了指。

　　老爷子有三个闺女，这是大闺女，今年51岁。二闺女和三闺女，比她小十来岁，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都比她好，后来都考上了大学，结婚之后的日子都比她强。

　　我们这个老大，不好好学习不说，还早早就搞上了对象。搞对象也不说，非得搞个外地的；搞个外地的也不说，还没有工作。你说让人头疼不？没办法，我豁出老脸找人说什么也得给姑爷安排个工作呀。可你不知道，我已经豁出一回老脸，求人家给我这个大闺女安排一回工作了呀！你说我的这脸得有多大吧！幸亏人家觉得我资格老，给我面子，把他又安排在副食店工作了。谁想到呢，副食店不景气，两口子早早买断下岗，每月那点儿工资，都不够交房租的。这不，他们的孩子要结婚，没房子住。他们两口子把房子给孩子结婚用，跑到我这儿住来了，说是可以照顾我。倒也是，每天推我到天坛来转一圈。

　　我问老爷子：您那两闺女呢？

　　那两闺女，每月来家看我一次，每次给我一千块钱。我瞒着她们两人，把这钱都给了大闺女了，每月再从我的工资里拿出两千也给她。老闺女后来知道了，我以为她会不高兴。谁想她只是对我说了句好肉不疼赖肉疼。可你说怎么办呢？我在，每月还有五千的退休金，我要是一走，你说他们两口子可怎么活呀！让他们存点儿是点儿呗。好肉用不着疼，自有人稀罕，疼的可不就是赖肉呗。

　　说着话，大闺女回来了，对老爷子说了句：今儿说痛快了吧？不早了，咱回家吧！还得给您做饭呢！

　　她推着老爷子走了。轮椅消失在蒙蒙的树荫中。树上已经有不少叶子变黄了，灿烂的阳光下，像打碎的金子，散落在枝桠上闪着光，有些刺眼。

　　中午时分，双环亭和双方亭下，是北京老人的天下。特别是冬天，这里暖阳高照，视野开阔，不少老人都会坐在亭子走廊里的长条椅子上，老猫一样，懒洋洋地晒太阳、吃东西、冲盹儿，或眯缝着眼睛想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在心里暗暗骂骂那些恨得直咬牙根儿的恶人。

　　那天，双方亭中，有个女人坐在那里织毛衣，逆光中，看不清她的面容，但她清秀的剪影，和亭子雕梁画栋的鲜艳色彩相得益彰。我坐在离她很远的长廊这一边，画她的剪影，看见一个男人闯进了我的画面，弯腰在和她交谈着什么。没过一会儿，这个男人走下双方亭，背着手走到我的身边，弯腰看了看我的画，连声夸奖：一看就知道你画得不错，练过素描……还没等我谦虚几句，说我根本没练过什么素描，他不容分说，紧接着又对我说：我也喜欢这个，不过，不是画画，是书法！

　　我赶忙夸他：那您厉害呀！

　　说着话，走廊这边走下来一个高个儿的男人。他指着这个高个儿男人说：人家才厉害呢，他是教授！

　　一起聊起天来，知道他们都常到这里来晒太阳，渐渐熟了起来。他家住沙子口，教授住宋家庄，离天坛都不算远。他弓着腰，笑呵呵地说：到这儿晒太阳，比在哪儿都强！然后，他问我多大了？我让他猜，他说：反正没我大。我问他多大了，他说67。教授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这时候插上话，对我说：看你没我大。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他1950年出生的。我说：我1947年的……

　　我们三个小老头儿，在这冬日的暖阳下，比谁的年龄大，像小时候比赛撒尿谁尿得远似的，还充满儿时的天真。

　　67岁的男人走了，教授忽然老眼尖锐地问我：你是学文科的吧？

　　我点点头。

　　他接着说：我是学工科的，学的锻压。然后又问我：你哪所大学毕业的？

　　我告诉他中央戏剧学院。没等我再说话，他紧接着说起自己，好像刚才没有说话的机会，憋得他要一吐为快：我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在石家庄工业学院教书。这才容得我问他：你毕业后就到石家庄了？他摆摆手：没有，先到了三线工厂搞设计……

　　说到这里，他忽然停顿了一下，然后，转移了话题：教授，就是说着名声好听，没什么用。人哪，不能总调动工作，在一个地方干久了才好，像我的一个同学，一直在上海搞设计，现在年薪三十万。我的另一个同学，和我一样退休了，现在还在原单位搞设计，不算退休金，每月还能拿一万五。

　　我劝他：也别这么说，心情好，身体好，比挣钱多管用！

　　他说：那是！我在课堂上讲起课来，就忘记了年龄，忘记一切，心情就特别好。

　　我们两人一直坐在走廊上的长椅上说话，面对着面，他快人快语，说话跳跃性很大，大概一生经历的起起伏伏，在心里瞬间如水流撞击得波涛翻涌，忽然让他有些为自己的人生感慨。

　　突然，他说自己是学俄语的，问我学什么的。我告诉他学的是英语。话音刚落，见他旋风一般蓦地站了起去，黑铁塔一样立在我的面前，立刻脱口而出，高声朗读了很长一阵子俄语。声音高亢有力，浑厚响亮，像是平地炸雷一般，吓了我一跳。他没有看我，也不管我听得懂听不懂，眼睛注视在前面，长廊外一片树木绿荫蒙蒙。他充满激情，一气呵成，回音在午后静静的长廊里回荡着。

　　朗诵结束，他告诉我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然后，他强调补充说了句：马克西姆维奇·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