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霁

　　阳光如万道金线倾洒在武州山南麓，依山而凿的云冈石窟佛像群规模宏大、绵延错落，让观者震撼。高达13米的标志造像——露天大佛神情庄严，俯视着眼前的芸芸众生和这片土地数千年的变迁。
　　这是我时隔20多年后，再次站到云冈石窟前，只不过，这次是以游客的身份。导游向我展示了她手机里保存的一张照片，是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参观石窟的场景。我不禁想起几年前采访蓬皮杜总统的儿子、法国第五大学医学教授阿兰·蓬皮杜时，他曾讲过这段往事：1973年，他的父亲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参观访问了山西省大同市及云冈石窟。
　　作为1964年中法建交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蓬皮杜为何主动要求参观一个对西方人来说很“冷门”的云冈石窟呢？他是通过何种途径了解这个被他赞誉为“极具世界性、颇显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宝”的呢？显然，直接或间接影响蓬皮杜的，是100多年前踏上三晋大地上的那些法国“远行者”，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沙畹。


　　去年，我在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采访“中国18至20世纪的古代发现与艺术复兴”展上，看到法国汉学家沙畹在中国考古时留下的照片。照片里的沙畹站在一个陵墓石刻前，风尘仆仆。
　　作为第一位翻译《史记》的西方汉学家，沙畹极为注重通过田野考察和实地勘查来研究中国。1907年，他历时十个月实地考察中国北方多省份的文物古迹，进行系统地研究。其间，他和团队一起进入山西，对云冈石窟等做了详细的拍照和记录，为云冈石窟留下了最早的影像资料。1909年，他在巴黎出版了研究成果《北中国考古图录》，该书首次向西方学术界展示了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等的珍贵照片，在欧洲掀起研究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热潮。
　　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线上资料库里，查到了《北中国考古图录》的影印件。沙畹在第一章《云冈石窟》中，详细介绍了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北魏文成帝令高僧昙曜主持开凿云冈石窟最初的五个洞窟，即“昙曜五窟”，由此开启云冈石窟兴盛的历史。北魏后期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逐渐衰落，直至湮没在雁北的风沙之中。
　　沙畹在文中这样描述他看到云冈石窟时的震撼：“云冈的雕像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原型，但它们绝无任何陈旧过时的征象……这既是开山之作，也是登峰造极的经典。”书中展示了沙畹拍摄的78幅珍贵的云冈石窟照片，从石窟外景到内部的石像细节，巨细靡遗。特别是第20窟的露天大佛姿态雄伟，他拍摄了多个角度。
　　在他的镜头下，湮没千年的云冈石窟像，又重见天日。


　　受沙畹的影响，万里迢迢来到中国考察的“远行者”中，还有他的学生谢阁兰。同样是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的展览中，我看到了谢阁兰在中国研究碑刻时留下的历史照片。
　　法国著名诗人、作家和汉学家谢阁兰在20世纪初以译员和军医身份踏上中国的土地。在中国长达7年之久的游历中，他考察碑文和墓葬，著书立说、吟诗作画，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作为医生，他在中国传授医学，参与东北扑灭鼠疫的工作；作为探险者，他测绘长江源头和水位；作为汉学家，他为筹建法国汉学研究所而奔走……
　　1909年，谢阁兰从北京出发，骑马、坐驴车穿行三晋大地，之后到达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等多个省份。当他翻越太行山进入晋北，徒步登上五台山后，被黄土高原地貌震撼。在写给法国妻子书信里，他写下所见景色：“整片黄土大地，晨昏颜色变幻无穷：清晨玫瑰黄、正午灰黄、傍晚泛绛紫，入夜黑得吞掉星光。”
　　旅途中，他栖身山间寺院，悉心考察记录造像与古碑。沿途山西百姓淳朴热忱，时常为他引路、提供食宿。这段行走北方大地的见闻所得，成为其诗集《碑》的重要创作素材。
　　我曾经采访谢阁兰的孙女梅乐女士。2007年，梅乐为了完成祖父的遗志，成立了谢阁兰基金会，在法中各界的支持下，该基金会成为一个中法跨文化基金会。
　　梅乐女士向我展示了谢阁兰那部重要诗集《碑》。《碑》中存有谢阁兰创作的诗作60余首，大量借鉴了中国的历史典故，抒发了诗人对自然和世界的感悟和情怀。梅乐说，在《碑》中，有一句话她非常喜欢：“人的远行，其实就是内心的跋涉。通过种种道路最终到达的目的地，恰恰也是他的内心深处。”


　　今天，站在云冈石窟前，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24年前。2002年，我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在山西工作了三个月，采访了三晋大地上数不尽的地上文物和文化活动，其中包括云冈石窟，也包括著名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平遥，我巧遇了另一位法国“远行者”、摄影师马克·吕布。他当时带来的是他的摄影专题《上海人——完成与未完成作品》。
　　马克·吕布一头白发，穿一件牛仔长衫，胸前挂着一副老花镜，右肩挎着一台相机，正独自观看一位中国摄影师的作品。我走上前，试探性地问他能否接受我的采访，老人打量了一下眼前愣头愣脑的年轻人，居然爽快地答应了。“等我看完影展，下午在我住的宾馆大堂见。”
　　我们的专访从他的摄影经历开始谈起。马克·吕布说，他决定远行中国，是受另一位法国摄影大师、玛格南图片社的创始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启发。布列松的理念是，伟大的纪实摄影师一定要到“正在经历历史转折”的地方去拍摄。为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年间，布列松在中国居住了一年，拍摄了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作为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马克·吕布也选择了中国，他是上世纪50年代首位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90年代以后，马克·吕布多次访问中国，他用照片“记录下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问他为何不惜余力地支持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他说，法国人爱远行，但从来都不喜欢大城市，而是选择小城市。因为大城市太“现代了”，历史早被打磨没了。“只有像平遥这样的小城市，才保留了完整的历史遗迹和风俗。”他提起自己第一次走进平遥时，看到夕阳下寻常巷陌里的市井百态，就被“深深吸引”。“也许不是我选择了平遥，而是平遥选择了我。”他说。
　　在2002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闭幕式上，当所有获奖者、评委和嘉宾共同登台和观众见面时，台上台下一片欢腾，我看见马克·吕布在台上，手举相机，透过另一只手举起的红酒酒杯，不停地拍摄台下热闹的场面。
　　今天，当我回想起这个画面时，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在云冈石窟里勘查拍摄的沙畹，在考察中国石碑时落笔成诗的谢阁兰。中国的大转折、大变迁、大发展，深深吸引着这些法国的远行者们，印在了他们的底片上，留在了他们的诗文中，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是三晋大地，选择了他们，更是他们，选择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