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提到我们的民族唱法应该有自己的训练体系，但今天业界却普遍采用西方美声唱法的训练方法。
　　郁钧剑：就训练方法而言，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比如练声，在传统戏剧唱法中，我们有开嗓、喊嗓、遛嗓、吊嗓等方法。
　　我十四五岁时在桂林学过京剧、桂剧，老师每天都要求我们到漓江边去对着江面“啊—啊—啊”地“开嗓”，这个步骤与美声唱法训练中“咪咪咪，嘛嘛嘛”的“开嗓”原理是相通的。
　　而“喊嗓”，是把“啊”音变成由低到高的跳跃式发音，与美声训练中“哆咪嗦哆”的音域扩展练习异曲同工。
　　我们民间的“遛嗓”则是用连贯的“咦咦咦，呀呀呀”进行训练，对应到西洋美声训练体系，就是“哆来咪发嗦发咪来”的腔体训练。
　　还有“吊嗓”，在胡琴和板鼓等伴奏下，跟着老师的教导学唱名家名段，这就如同西洋美声歌唱训练中的“合伴奏”，唱老师规定的曲目与艺术歌曲。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疏于对这些传统训练方法进行研究和总结，造成民族声乐训练体系上的缺失。当下业界约定俗成的训练体系几乎完全照搬美声唱法。像最初练声环节的“咪咪咪，嘛嘛嘛”，用的就是钢琴伴奏下的西洋音阶训练。
　　记者：这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郁钧剑：借鉴美声唱法的训练方法来训练我们的民族歌手，并不是不可以。他们的训练体系经过数百年实践与完善，相对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准确性与可行性，诸如声音的支点、腔体的打开、共鸣的位置、气息的运用等，都有可借鉴之处。
　　况且无论民族唱法，还是美声唱法，训练的目的本就相通，无外乎追求四个方面：一是增大音量，二是扩展音域，三是提升音质的密度和穿透力，四是延长歌唱生命。
　　但两种唱法之所以存在差异，根源还是语言的不同。用西洋语言的状态训练，会改变我们的母语状态，不断影响、改造甚至“蚕食”中国民间传统的演唱方式。
　　中国语言是“十三辙”的状态，西方语言是“a、e、i、o、u”的状态；中国语言有“四声”，西方语言没有“四声”；中国语言一定要“归韵”，西方语言有的归韵、有的不归韵。
　　我们的“十三辙”中，有许多辙口的咬字是不能套用西方语言“a、e、i、o、u”的状态来咬的。比如“江阳辙”的“ang”，西方语言中没有；“中东辙”中的“ong”，西方语言中也没有。
　　可民族唱法中这些符合汉语特质的咬字方式，却长期被诟病为“发声方法不够科学”，久而久之，汉字的“正音”就被颠覆掉了。
　　因此可以说中西方唱法的“不同”，不完全是声音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语言问题。
　　记者：您一直强调汉语特质对歌唱的影响，能否具体说说，遵循汉语的语言状态唱歌，会呈现出怎样的独特魅力？
　　郁钧剑：我们唱“香”字“甜”字，唱“苦”字“酸”字，是可以唱出味道的；我们唱“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是可以把“清”和“蓝”的颜色唱出来的；我们唱“走”“跑”“跳”，“打”“杀”“拼”，是可以把它们的动态唱出来的；我们唱“大”“小”“高”“矮”，也可以把它们的形态唱出来……这些都是学问，都是文化，我们唱歌要唱出学问的存在、文化的存在。
　　记者：您策划发起的民族男高音公益演唱会已经办了六届，成为民族声乐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品牌。听说接下来还要推出民族女高音公益演唱会？
　　郁钧剑：推出新人新作品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计划明年元月六日，在北京推出首届民族女高音公益演唱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艺术家乔佩娟、才旦卓玛、邓玉华和李谷一是这次演唱会的艺术总顾问。仍在引领歌坛的殷秀梅是艺术总监。张也、吴碧霞、方琼、王丽达、王庆爽、黄华丽等中坚力量也会担任艺术顾问。
　　参演的所有歌者都是“80后”“90后”甚至“00后”。她们当中不乏十多位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的得主和文旅部民族声乐“领军人才”。
　　记者：明年，您就要步入古稀之年了。如果用一首歌来总结自己的歌唱生涯，您会选哪一首？
　　郁钧剑：我在央视春晚上演唱过《说句心里话》《什么也不说》《小白杨》《家和万事兴》等歌曲，如果选一首，就用《什么也不说》吧。“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这句歌词还是我建议修改的呢。这句歌词也可以表白我对歌唱事业的无怨无悔。（本报记者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