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平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1500余年前，南朝梁史学家吴均在写给好友朱元思的信中，这样描绘桐庐的美。这让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诗兴大发。422年秋，谢灵运从建康（今南京）赴永嘉郡途中，在桐庐作短暂逗留，浏览石关亭后写下《夜发石关亭》。此后，谢灵运多次途经桐庐，又留下《初往新安至桐庐口》《七里濑》等诗作。

　　钱塘江一江碧水，流淌千年。唐以降，先后有1900余名诗人到过桐庐，留下7000多首吟咏桐庐山水人文的诗词。李白、白居易、王维、孟浩然、范仲淹等都在其中。

　　“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更清美。”北宋文豪苏轼，在1091年送桐庐人江公著赴吉州（今江西吉安）任知州时，这样称赞桐庐的美。

　　历朝历代达官贵人去浙西、浙中、安徽、江西、福建等地走钱塘江水路，桐庐是必经之地，他们围绕桐庐、桐江、七里濑、严子陵钓台等景观，写下精美佳作。

　　桐庐在何方？

　　桐庐县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地处富春江西北岸，在这里，分水江和富春江交汇，是浙皖的交通要道。历史上，县城大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两万居民，掩映在富春山水中，成为才子们向往的地方。

　　“仙县无城郭，人家尽画屏。”在明代做过刑部主事等职的王思任，路过桐庐，称赞桐庐“碧江千百顷，况复万山青”。唐代严维在长安朝廷秘书省当校书郎，送好友崔峒去自己曾经的隐居地桐庐时，用“木奴花映桐庐县”来祝福好友前程似锦。

　　唐代诗人杜牧为桐庐写下7首诗作。其中，有一次他乘船宿桐庐时，睡前先给苏州的卢郎中写首诗介绍投宿环境，“水槛桐庐馆，归舟系石根”。

　　白居易创作了9首与桐庐相关的诗作。即使与好友崔存度在桐庐旅馆喝醉酒还要写诗，“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

　　“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晚唐诗人、前蜀宰相韦庄这两句佳作，成为桐庐县穿越历史时空的最好宣传语。连南宋“四大家”之一杨万里坐船经过桐庐，也有感而发道：“潇洒桐庐县，寒江缭一湾。朱楼隔绿柳，白塔映青山。稚子挑窗出，舟人买菜还。”

　　明代举人徐熥拂晓从桐庐坐船出发，见到的景色是“挂帆山县晓，云气满溪阴”“人烟依水近，塔影坠江深”。从山路骑马出发的明代进士、南京国子监司业吴伟业，则是另一番遭遇：“晓发桐庐县，苍山插雾中。江村荒店月，野戍冻旗风。衣为装绵暖，颜因被酒红。日高骑马滑，愁杀白头翁。”

　　人生旅途难免高低起伏，1649年考取进士的方孝标，因涉清初一起大的文字案被流放东北宁古塔，释放后居扬州、杭州、福建，并入云南生活，留下《滇黔纪闻》等著作。在过桐庐县时，他写下“雨增梨叶赤，云拥驿梅青”，把官场的失意抛到九霄云外。

　　“浙西山水县，最好是桐庐”“千家聚成邑，民居半商贾”，清初诗坛“六大家”之一、翰林院编修查慎行用寥寥数语，勾绘了桐庐的市井繁华。从中唐时期知名女艺人刘采春的《望夫歌》中，也可以看出桐庐为水陆交通枢纽。这位女艺人怨思道：“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

　　一条弯弯曲曲的之江，上中下游分别被命名为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并成为文人墨客着笔最多的水流之一。在各方先贤笔下，桐庐县段的富春江又称为桐江。

　　水到桐江镜样清，桐江千古水悠悠。最早写桐江水的或是魏晋南北朝东阳太守、尚书令沈约。他与友人从新安江一起游览严陵濑，只见“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说起桐庐的词作者，不得不提宋代词人柳永。柳永填过一首《满江红·暮雨初收》，其中这样写桐江：“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这首词当时在睦州民间广为流传，深受百姓喜爱。

　　李渔是中国戏剧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的祖籍在金华市兰溪，与桐庐同饮一江水，从江苏如皋的出生地，往返兰溪老家，桐江是他必经之地，因此也不吝惜笔墨给桐江填词：“一幅轻帆挂。喜今朝，矢作扁舟，飞来如射。”

　　“瓯衢水涨长年苦，永日舟胶客里纷……幸有轻船能载画，开函与尔醉斜曛。”明末御史周亮工一次在桐江遇到涨水，不得不困在船上，待风雨过后再启前程。这与他的人生轨迹是何等相似。明朝灭亡后，周亮工在清朝做过两淮监运使、福建左布政使、户部右侍郎等官职。

　　朝代更替后，一批才子路过桐江时，又开始讴歌新的王朝。负有诗名的清顺治年间贡生陆圻书写下“舟泊富春渚，晴江接太清”“山势趋吴会，涛声撼越城”这样的诗句。清顺治年间进士、知处州府周茂源在《桐江晚眺》诗中说，“春江贳酒临江近，水市张灯入夜多”“虎头若在堪乘兴，应写沧州满越罗”。

　　清代政治人物和著名学者纪晓岚，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受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从富春至严陵途中，他留下了四首山水佳作。其中一首写道：“沿江无数好山迎，才出杭州眼便明。两岸濛濛空翠合，玻璃镜里一帆行。”

　　“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郑燮，也就是百姓耳熟能详的郑板桥，在1736年考取进士，当过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县令，在老百姓中有好口碑。他在赠给友人周景柱的诗说，“曾约严滩去钓鱼，春风江上草为庐”。

　　早年游历京师，清嘉庆年间会试第一的刘嗣绾，虽然官没有做到纪晓岚那么大，名气也不如郑板桥，但是在钱塘至桐庐舟中，他创作的“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影响力不亚于纪晓岚和郑板桥的作品，至今仍为桐庐老百姓随口吟诵。

　　清朝另一位为官勤政颇有名声的钱塘人袁枚，在桐江上作诗四首。其中有佳句“桐江春水绿如油，两岸青山送客舟。明秀渐多奇险少，分明山色近杭州。兰溪西下水萦回，分付船窗面面开。紧记心头须早起，明朝无数好山来”。袁枚的孙女袁绶，是桐庐诗作者中屈指可数的女诗人之一。她在《桐江舟次仓山同人》中写道：“故园何处是，云树思依依。岁晚鸥盟冷，潮寒鲤信稀。滩声喧水碓，帆影掠鱼矶。系缆荒村近，含情倚夕晖。”

　　在成百上千篇桐庐山水诗词作品中，清乾隆年间，拔贡王沺的《桐江棹歌》，成为第一篇书写舟工、桨手的作品，让后人可以看到“娇小吴娃拢髻年，轻衫窄袖舵楼边。抢风打桨生来惯，侬是严州九姓船”。

　　过桐庐，富春江心狭窄，浅滩果然多了起来，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沙洲连着沙洲，给人感受可以一脚跨过去。但是，沿江公路转弯到了富春江镇，一道长虹卧波，当地向导说，这是富春江水电站大坝，也是七里濑（又名七里滩、七里泷，在今浙江省桐庐县城南三十里）的垄口。

　　高峡出平湖。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七里泷口修建富春江水电站后，七里滩的滩石磷砾就彻底淹没在水底，取而代之的是富春江“小山峡”风光，以至于问起当地人七里濑是啥模样，很多人连比带画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只有上了年纪的长者才略知一二。

　　七里濑并非真正地理地貌上的七里水路，而是泛指富春江从桐庐县城至建德市梅城段的高山峡谷与滩流。我们可以从郁达夫散文《钓台的春昼》和民国时期桐庐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周天放的《富春桐庐游记》中，触摸到近现代七里濑的模样和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周天放在游记中说：“水石相激，如敲金鸣玉……舟行极难，索挽即失效力，舟子即解裳下水，拖负而行，呼叫之声盈耳……客亦相顾失色。”

　　唐代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经过七里滩时，发现“叠障数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别流乱奔注。猿饮石下潭，鸟还日边树。钓矶平可坐，苔磴滑难步。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苏轼可没有孟浩然那么有闲情逸致，一生仕途坎坷的他，在过七里滩时，还是留下“一叶轻舟，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这样的佳作。

　　较之苏轼舟过七里泷的乐观，清嘉庆年间，上杭知县沈士煋过七里滩那叫九死一生：“上有高山下深谷，中起一滩浪如屋。欲问此滩是何名，舟人摇手颜觳觫。举头仰视天无光，舟底石声如转毂。一线长绳天外牵，榜人力尽巉岩麓。腾空作势似飞揉，走险狂奔俨惊鹿。岩上舟中两叫号，半似人声半鬼哭。力争骇浪过滩来，共庆重生免鱼腹。”难怪清乾隆年间贡生陶元藻过七里泷时，发出“严陵滩下水，笑结半生缘”的惊呼！

　　七里泷行船艰难，成为众多诗人过桐庐时的切身感受。为什么会这样呢？清康熙年间进士、曾任兵部尚书的满保的作品就是很好的答案。七里泷在这位满洲正黄旗人眼里是，“约束三衢水，生成两岸山……茏葱七十里，泽国一雄关”。曾被清朝廷授予内阁中书的孙枝蔚认为，七里濑“一水奔腾如野马，四山包裹似行装”。

　　清代吴楠杓的诗作“牵江百丈缆，滩浅上流难”，透露了一个秘密，即七里险滩有一支拉船过滩的纤夫。任过工部、刑部和礼部三部尚书的杜臻，在其诗作中也记载了这个场景。

　　在清道光年间进士、河南学政俞樾看来，七里滩还真是“一滩两滩滩滩高，撑折千张万张篙。游子惊起坐篷底，无乃走入山之尻”。他在《滩行曲》中说：“一滩才过一滩又，滩声化作风飕飕……长鲸曳舟舟不动，短篙撑舟舟仍留。竟须大力负之走，入水学作吴儿泅……黄头郎既绝有力，青唇妇亦工操舟。”清道光年间拔贡、工部主事朱棆在《上乌石滩》中写道：“急湍泻危滩，滩声若鼎沸。浪花生盘涡，水浅石齿利。牵绳纷如麻，挽舟上平地。黄头齐努力，变色欲无气。桐庐佳山水，放棹颇不易。”

　　经历千辛万苦晚泊七里滩，身心也难以得到恣意的放松。参与修《明史》的尤侗，是夜泊七里滩的失眠者。他记载，“石濑磷磷潮不上，江天漠漠夜难明。家违千里丹鳞断，梦到三更白发生。为忆灯残人睡醒，搴帏无语听鸡鸣”。明代崇祯期间举人董俞填词说：“莫向江头，问他渔父，谁醉谁醒。一叶轻船，数声横玉，云树冥冥。”

　　浙东余姚历史上有两位知名人物，一是明代创立“阳明心学”的王阳明。另一位则是东汉名士严光，也称严子陵。作为范蠡之后江浙地区最著名隐士，他“不事王侯”隐居桐庐时，垂钓七里滩的钓台，多年来成为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

　　钓台位于七里濑顺流方向的左侧群山腰，东西各有一块大石垒，海拔高约百米，离江面约两里。东西台相去只有一二百步，中间夹着一条深谷，耸立着一座风化山石远观像人。

　　“诗仙”李白见此情此景，大笔一挥写下《古风·十二》：“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犹不过瘾，又在另外七首诗作中书写了严子陵和钓台。比如，在《酬崔侍御》中：“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在《箜篌谣》中：“贵贱结交心不移，唯有严陵及光武。”在《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中：“永愿坐此石，长垂严陵钓。”在《送岑征君归鸣皋山》中：“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

　　杜牧做过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对桐庐、桐江的风土人情相当知晓。他在《睦州四韵》中写下：“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与睦州为邻。他在诗作《新小滩》中说：“石浅沙平流水寒，水边斜插一渔竿。江南客见生乡思，道似严陵七里滩。”

　　“手把铜章望海云，夫人江上泣罗裙。严滩一点舟中月，万里烟波也梦君。”这首《送李明府赴睦州，便拜觐太夫人》，出自唐代边塞诗人岑参之手。创作了多篇大漠塞外诗的他，写江南严子陵、钓台也得心应手。

　　唐代“花间派”词人温庭筠到了严子陵和钓台，一改辞藻华丽、浓艳精致、多写闺情的词韵和文风，如在《敬答李先生》写“七里滩声舜庙前，杏花初盛草芊芊”；在《送李生归旧居》中写“莫却严滩意，西溪有钓矶”；在《宿沣曲僧舍》中写“更想严家濑，微风荡白蘋”。

　　“严子千年后，何人钓旧滩。”唐代天宝年间进士皇甫冉在《送顾苌往新安》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时隔130多年后，做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等职的韩偓，在批判当时的社会现象时说：“时人未会严陵志，不钓鲈鱼只钓名。”

　　在杭州、湖州做官的苏轼来到钓台后，填了一首名为《满江红·严州钓台》的词，“登钓台，初相识。渔竿老，羊裘窄。除江山风月，更谁消得？”老家歙县的进士方有开，1163年在《点绛唇·钓台》中做答：“七里滩边，江光漠漠山如戟。渔舟一叶，径入寒烟碧。笑我尘劳，羞对双台石。身如织，年年行役，鱼鸟浑相识。”

　　绍兴人陆游，早年在四川为官，1186年起做严州知州，他曾填词：“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另一位宋代官员范成大也曾填词：“两岸烟林，半溪山影，此处无荣辱。荒台遗像，至今嗟咏不足。”南宋著名爱国将领辛弃疾登上钓台，就来了一首词牌名为“贺新郎”的作品，“惠子焉知濠梁乐，望桐江、千丈高台好。烟雨外，几鱼鸟。古来如许高人少。”

　　到了元朝、明朝，写严陵、钓台的诗词作品较少。这与元代定都大北京，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密切相关。钱塘江的交通要道风光不再，往来桐江的达官贵人自然少了。

　　到了清朝初期，经水路过桐庐者又开始增多。做过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在《严陵江》中写道，“千嶂桐庐道，清风几溯回。不知天子贵，犹是故人来。”曾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回闽省亲过钓台时作诗，“匿名青海岸，沉迹桐江滨。”

　　在一众过钓台时以诗言志的人中，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夜发严滩》是一个特例。“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她把当时临安行都、朝野人士的卑怯自私，描绘得淋漓尽致。她也没有饶恕自己，认为自己的苟活苟安，无颜面对严光的盛德。

　　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和清末民初的李经羲可以说是到过桐庐、游过钓台的最大官员。瞿鸿禨为善化人（今长沙），他过七里濑时作诗曰，“日气淡澄波，行舟送来往。游空濑鳞跃，负高人语响。”李经羲在清朝曾任云贵总督，辛亥革命后在北洋政府中也官居高位，他游钓台时题诗：“劫后山川倦眼看，江深五月葛衣单，鱼龙蔓衍随潮起，谁把丝纶下钓竿。”

　　清朝末年，一些大家闺秀、女中豪杰游钓台并注入新解。如光绪年间浙江省著名女史史剑尘写道，“云台诸将功名重，不及先生老钓竿。”在擅诗文字画的杭州女性黄屦笔下，严陵钓台是：“半夜客星惊太史，满江征棹拜先生。云台谁识烟波趣，笠泽终寻鸥鹭盟。历历翠岩看不足，一竿春雨画眉声。”

　　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小说家、知名报人孙玉声在《题钓台》中写道，“百尺从何理钓丝，高台遗迹大离奇。岂因已奏安刘绩，敝屐勋名故托辞。”直到1961年冬，郭沫若先生曾游钓台，作诗提出“岭上投竿殊费解”的疑问，并发表“由来胜迹流传久，半是存真半是猜”的中肯见解，解答了很多人心中对钓台和严子陵的疑惑。

　　“歙州行尽又严州，烟雨空蒙载远游。”历史上，在睦州、严州、桐庐、分水出现了一个写富春江山水人文诗作的独特现象，这个跨越1000多年历史的群体被称为“睦州诗派”。

　　唐代诗人章八元为桐庐诗作者的代表之一，他在《归桐庐旧居寄严长史》中说，“昨辞夫子棹归舟，家在桐庐忆旧丘。三月暖时花竞发，两溪分处水争流。近闻江老传乡语，遥见家山减旅愁。”唐宪宗年间进士施肩吾，写桐庐诗作11首，在诗中介绍了家乡美名在外、山奇水秀、商业发达。

　　在唐代，桐庐还有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章孝标，他在母亲去世后守墓15年，形成“乌鹊郡巢，?鹿共处”景象，桐庐县衙上报朝廷。唐宪宗下诏：“此孝子之标的也。”凤翔少尹、国子司业杨巨源，专门写诗《送章孝标校书归杭州因寄白舍人》：“曾过灵隐江边寺，独宿东楼看海门……若访郡人徐孺子，应须骑马到沙村。”

　　唐代方干属桐庐奇才之一，屡举进士不第，后隐居绍兴鉴湖，诗作37首，其中一首《思江南》中写有“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他还写有《题严子陵祠》“先生不入云台像，赢得桐江万古名”；《与乡人鉴休上人别》“一枝竹叶如溪北，半树梅花似岭南”；《怀桐江旧居》“春潮撼动莺花郭，秋雨闲藏砧杵村”等诗句。

　　最早写桐庐风物的当地官员可追溯到唐代刘长卿，他曾任睦州司马、随州刺史，写有《奉使新安自桐庐县经严陵钓台宿七里滩下寄使院诸公》等19首桐庐诗作。

　　从此，这一带“父母官”的诗词，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史料。如唐代许浑，做过睦州、郢州刺史，他在《寄桐江隐者》写道：“潮来潮去洲渚春，山花如绣草如茵。严陵台下桐江水，解钓鲈鱼能几人。”清嘉庆间衢州知府、严州知府舒庆云，曾悠然写下了《七郎祠探花》，“层层琳宇滴空翠，叶叶锦帆骄使风。蝴蝶亦随歌扇舞，桃花都为酒人红。欲将筇屐追名宦，好把桑麻属画工”。陈苌在清康熙年间曾任桐庐知县，在任六年有政声，写桐庐诗作20首。

　　桐君山也是历代文人着笔染墨的地方。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写道：“炎帝虽尝未解煎，桐君有箓那知味。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顷余。木兰沾露香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嘉客。”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可久写下《百字令 舟泊小金山下》。他曾任桐庐典史，捐俸重修桐君祠，开辟桐君山道，广交桐庐文坛俊彦，颇得民心。明嘉靖间进士、礼部尚书万士和，清乾隆博学鸿词、户部郎中符曾，都曾写诗描写桐君山。进士出身的吴宪青曾在清乾隆年间任桐庐知县，他题桐君祠，重修桐江书院，每月到学校亲自为学生上课。

　　《江山船四首》出自清乾隆年间进士、国子监祭酒吴锡麒之手，他是钱塘人，著有桐庐诗作36首，属于桐庐诗作中难得有儿女情长的作品。“船头辛苦百丈牵，船梢小妇唤同年。一生嫁娶渔儿女，只有侬家九姓船。”“女儿生小貌如花，泷里青山比髻丫。妾愿郎如潮信准，回头只在子陵台。”

　　桐庐诗词作品中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僧人写诗作画亦为一绝。唐代诗僧、南朝谢灵运十世孙释皎然，湖州人，在《早秋桐庐思归示道谚上人》中，写有“桐江秋信早，忆在故山时”的诗句。唐代诗僧神颖在《宿严陵钓台》中写道：“寒谷荒台七里洲，贤人永逐水东流。独猿叫断青天月，千古冥冥潭树秋。”明代广州长寿寺住持释大汕、明末清初高僧释正岩、清末高僧和爱国诗人释敬安，在经七里濑、登钓台、严子陵祠时，都写下一篇篇诗作。

　　最爱桐江道，江山景物妍，重重似画，曲曲如屏，这正是潇洒桐庐郡穿越千年的富春山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