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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上午，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

　　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这一思想有着深厚历史渊源，从中国工人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中可窥一斑。

　　中国共产党人重视评选与表彰劳动模范的历史，可追溯到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1933年5月18日至22日，武阳劳模表彰大会连开5天，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1934年春，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苏维埃政府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毛泽东亲自颁发的奖品中，竹笠上印有“劳动模范妇女”几个大字。据《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一书考证：这应是中国首次使用“劳动模范”这一称谓，来称呼在生产建设中成绩卓越的劳动者。

　　此书是我国第一本较系统地书写几十年来中国劳动模范历史的图书，由姚荣启费时近5年编著而成。他在《工人日报》当过20多年编辑记者，曾长期负责有关工会工作的宣传，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报道劳动模范。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一些模范人物，他在实际工作中都有所接触，“对他们的先进事迹有所了解，也深深被他们那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作者的真情实感投射在书中，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温度，这是此书不同于一般史料编纂著作的突出特点。

　　当代历史学者李剑鸣教授在其《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一书中，曾援引过一个观点：“一般说来，写历史是一个作家所能涉猎的最具难度的创作，或者说是最难的一种。”确实，历史写作相当具有挑战，仅是如何充分搜集资料并安排得井然有序一项，就会极耗心神。作者虽然自述“并无历史学科专业训练”且“几十年工作中也未研究过历史”，但是在实际著述中，显现出贴近专业要求的自觉意识和努力。此书确立的三条写作原则，第一条就是——“尽量采用第一手资料，查找当时的报刊、当事人、亲历者留下的历史记录和档案文件，力争做到准确，同时尽可能多用一些第一手资料，供有兴趣的后来人做更深入的研究”。从书中引述《苏区工人》《红色中华》《解放日报》《抗战日报》等原始报刊资料中，可以看出这一原则确实有所实践。在布局谋篇上，此书以时间为序，突出重要历史节点、围绕具体史实展开，依次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历史阶段的劳模运动。同时，此书还通过突出每一个时段的代表性人物，以寻求在宏大的历史中见到具体的人，因为“没有人物的历史是苍白无力、贫乏无味的”。

　　从瑞金到延安，从解放区到新中国，一部劳模史，是一部共产党人的创业史，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建设史。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宣传和弘扬劳模精神，劳动模范运动从起初应对经济困境的一种脱危解困手段，到成为当前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施政举措，经历了一个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历程。发现、阐明这一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具体亮点，是《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一书的重要价值所在，为现实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历史参照。

　　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公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陕甘宁边区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首次出台政府奖励劳模条例，是“对战时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的一个突破”。其中，关于劳模评选办法，所列诸标准条件的核心，究其实质是奖励“劳动中的实干者”；关于呈请奖励流程，则强调乡、区、县、边区各级政府逐层“按级审核合格”，要求宁缺毋滥。

　　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及其代表的选举办法》，对于劳动模范（劳动英雄）评选的意义、产生的程序及当选的条件，一一提出明确要求，强化了劳模评选表彰工作的规范，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中，关于劳模评选，反复强调各单位均需要举行由“全体人员”参与的大会进行选举，严格地体现了落实“群众路线”要求。

　　1944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出台《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强调“我们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积蓄得越多就越好。”这一方案具体化了“公私兼顾”的思想，很好地解决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其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尖锐批判了当时根据地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1950年7月，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公布会议计划，其中“劳动模范名额分配注意事项”部分提出，“必须包括私营企业、私营农业部门的适当名额”以及“必须包括工农业技术人员”。前一个“必须”显示出当时政策制定注意到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实际情况，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待建设者；后一个“必须”则体现出在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该计划还提出，“劳动模范代表之评选，必须为群众所公认者”，这一“必须”则强调了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劳动模范应在群众中具有威信，为群众信赖和拥护。此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劳动模范的称号”，中央还提出“要把评选劳模形成固定的制度”。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签署批准《关于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报告对会议组织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敷衍、不推诿、不泛泛而谈”，而是“坦诚明确”地作了汇报。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来自各条战线的优秀科学工作者、技术革新能手等5586名代表参会。邓小平作重要讲话，深入论述“如何认识科学是生产力”等三个问题，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严肃批判了“文革”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他们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被视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知识分子最彻底的一次脱帽加冕”，引起强烈反响。

　　上述具体制度梳理显示，劳模评选与表彰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方法，其构建不是偶然的，是党和政府契合革命和建设形势需要不断创新与实践而形成的，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从中央苏区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一书对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劳模运动（现象）历史状况，进行了一个总括的呈现，整体风格偏向宏阔。历史是关于人的学问，劳模何以成为劳模、其间张力如何调适，需要更深入、多元的考察，毕竟人是具体历史时空中的行动者。社会学家米尔斯强调：“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我们期待有更多这一面向的劳模史研究，以更好地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