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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瓮小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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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11-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说人解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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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英杰
曾几何时，粮瓮的多少是庄稼人家底的象征，它见证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迁。对我们家来说，粮瓮无疑是一段酸甜苦辣的生活史。母亲曾讲，和父亲结婚三四年后，祖母才分家，当时我们家只有一口大瓮、一口小瓮和一个小瓦罐。粮瓮虽不多，困难年代瓮里却空空如也，一敲当当响。那些年，母亲总是发愁粮瓮何年何月才能盛满粮食。
后来，国家允许有自留地，以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一下子唤起了母亲向往美好生活的劲头。母亲针线活计比较笨拙，庄稼活却是个“好把式”。她和父亲白天给生产队干活，闲余经营自留地，队里工分挣得多，自留地里庄稼也长势喜人，一口大瓮怎么也装不下。外祖父母得知后，送来两口光溜溜的大瓮，家中余粮才有了安顿之所。
当老人的谁不愿让孩子们过上殷实的日子。后来，家里出了事，小院的平静被打破，两口大瓮也被人抬走了。以至后来，每次队里分粮，母亲就指着仓库里的两口瓮反复念叨，那是咱家的，是你姥姥给的。说来也怪，从此我家再也没有为盛粮发愁过。家里姊妹多，只有父亲一人挣工分，口粮常常被扣，哪有粮食储存。记得一次家中快要断顿，母亲领着我和大妹妹，怀里抱着二妹子，乞求分点粮食来糊口……每当忆起那痛心的一幕，泪水犹如泉涌，生活的艰辛和磨难成了日后我努力学习与工作的动力。
时针很快转到了1976年，队里夏粮秋粮获得少有的丰收，我家分的粮食估计有1000多斤，人均虽不多，毕竟能吃上饱饭了。也是从那年开始，连续三年丰收，全家人把前所未有的兴奋化成一个急迫的念头，赶快买瓮制瓮。那年头村里掀起了抹制水泥瓮的热潮，这种瓮虽不结实可花钱少，我家便先后找人抹了五口大瓮，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家产。也是从那年起，我家隔三岔五能吃上白面条，过年还能蒸上两三锅馒头，我们姊妹七个别提有多高兴了，天天盼着过年。
1979年的冬天格外冷，人们的心头却热泉涌动。在村民半信半疑的议论中，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春风一路吹到了泜河岸边，吹进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吹到庄稼人的炕头上。第二年包产到户变成现实，农民蕴藏的生产积极性一夜之间得以爆发。我家因为人多，分了12亩地，母亲带领一家老小披星戴月，辛勤耕作，打的粮食库仓里实在盛不下，干脆放到了屋里炕上、地上，家里简直成了粮食的世界，一家人都看傻眼了。
1984年，我家有史以来全年吃上暄腾腾、香喷喷的大馒头，一举告别了吃窝窝、红薯干的艰苦生活。母亲满含深情地说，旧社会连大户人家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那几年，一股买瓮热又闹翻了小村，每至夏日傍晚，拉瓮的车子一到街上，就被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东家两个、西家三个，不大会儿工夫，三四车瓮卖得一干二净。几年间我家粮瓮达到了20多口，库房里一圈光溜溜的大瓮就像威武的罗汉那么壮观。生活的欢乐、日子的香甜，原先仓库里我家那两口大瓮，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1999年，村里又重新调整了责任田，家中人少了，地也少了，打的粮食自然也就少了，可日子却像开花的芝麻节节高。屋里那么多的闲瓮成了家中的累赘、碍事的东西，父亲和弟弟索性将多余的瓮丢到房前空地上，一任风吹雨打。不知是我生性多愁善感，还是瓮的命运牵着太多情感，每次回家看着、摸着伴我二三十年的粮瓮，心里总不是滋味。感情的潮水催促着我写下这段文字，来珍藏内心深处的记忆。
2020/11/27
说人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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