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
渗透到灵魂深处的孤独，从来是最有力量的诗。在一个意兴阑珊的下午，诗人李商隐来到长安城最高点乐游原，落日融融，城郭巍然。看着这又爱又恨的长安城，一生困顿、抑郁寡欢的李商隐，突然百感交集，写下千古名句：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怅立乐游原的李商隐并不知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语成谶，成了大唐最后命运的写照；而他眼前这座伟大的长安城，即将王气散尽，在时光中衰落破败。
是什么，决定了长安的命运？可以列出一串决定性因素，但绕不开一座山——
秦岭。
一
早在李商隐之前的盛唐时代，秦岭的大树就已经被砍光了。
《新唐书·裴延龄传》记载：唐开元年间，“近山无巨木，远求之岚、胜间”。“近山”，指的是秦岭北坡；“岚”，即唐时岚州，今天山西岢岚一带；“胜”，是唐代的胜州，城址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乌兰不浪林场场部附近的十二连城，东隔黄河与岚州相邻。大树被砍伐后，顺黄河漂流至渭河口，再溯渭河口向上，运到长安城。当年在黄河漂放木材，是一大景观，也是沿河两岸老百姓的重要营生。
跑这么老远，费这么大劲，运回木材干什么？当然是各种“建建建”，宫殿、官府、豪宅、庙宇，各种楼堂馆所——都需要大量的木材。需求量如此之大，八百里秦川，秦岭，本来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经日复一日、经年累月的砍伐，大树都给砍光了，只能跑到山西、内蒙古去“砍砍砍”。
当时的木材消耗量有多大？学者崔玲、周若祁曾撰写过一篇论文《长安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关系研究》，对唐长安大明宫、兴庆宫木材用量首次进行定量估算，进而分析唐长安城大规模建设对周边森林植被、河流水系等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结论是很惊人的：要建成史籍中记载的唐长安大明宫、兴庆宫，需要砍伐25.5平方公里的森林（高大乔木）面积，按整个长安城的面积来估算，建设长安城至少需要消耗1530平方公里的森林。
作者认为，这两个数字还是保守估计。随着长安人口的逐渐增加，城内建筑不断增多，唐代后期统治者营缮制度的松懈以及奢侈之风的蔓延，官僚贵族大肆营建豪宅，实际上长安城的建设所需林木，远远大于上述数字。
唐朝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创作有寓言诗《行路难三首》，其中第二首就是借“栋梁之材”被肆意砍伐批判朝廷对人才的浪费，但这首诗，无疑为后人还原了当时秦岭森林遭到毁灭性开采的景象——
“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土翦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遗余毫末不见保，躏跞涧壑何当存。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硣豁空岩峦。柏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
当然，秦岭大树被砍光这个锅，不能只由唐人来背。跟欧洲古代建筑以石头为主不同，中国古代建筑以木为本，高大的梁柱全为木材。今天的西安，被称为“自古帝王都”，有十几个朝代在此建都，改朝换代，都要大兴木土，“城头变幻大王旗”，秦岭的森林，“你方砍罢我登场”。
最可怕的是改朝换代的战火，木质建筑，哪堪大火？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写了阿房宫的恢宏雄伟：“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阿房宫的建设，成本极高，“蜀山兀，阿房出”。但是，如此建筑奇迹，被西楚霸王项羽一把火给烧掉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后人考证，项羽烧掉的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咸阳宫规模比阿房宫要大得多，《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项羽自刎，刘邦笑到最后，开始营造大汉宫殿，木头哪里来？上秦岭砍树。这样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发生。
真可谓“项羽一把火，秦岭千年泪”！
二
长安城，向秦岭索要的，还不仅仅是巨木良材。
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不朽之作《卖炭翁》，开头就是“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这个“南山”，即终南山，秦岭山脉主峰之一。
“秦岭”地名之最初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秦岭，天下之大阻。”早在有人类存在的数亿年前，剧烈的造山运动，在大地上崛起了秦岭的雄伟身躯。狭义上的秦岭，介于关中平原和南面的汉江谷地之间，是嘉陵江、洛河、渭河、汉江四条河流的分水岭；而广义的秦岭，西起昆仑，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大别山以及蚌埠附近的张八岭，是长江和黄河、淮河流域的分水岭。
长期以来，人们把秦岭看作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南北，气候迥异，在冬天，秦岭南边的汉中盆地，依然青山绿水。但仅一山之隔的秦岭以北关中地区，却是寒风凛冽。冬天取暖，是关中人的头等大事。
如何取暖？有钱人烧炭，穷苦人烧柴。唐代诗人元稹有首诗叫《咏廿四气诗·大寒十二月中》：“腊酒自盈樽，金炉兽炭温。大寒宜近火，无事莫开门。”说的是有钱人的冬天惬意生活，炭火烧得旺旺的，任外面寒风呼啸，一室温暖如春，人们宅在家中，喝着温好的酒。诗中的“金炉”“兽炭”，是指铜制暖炉和做成兽形的木炭。史载，长安城里的富贵人家，事事讲究，连冬天烧的木炭，都会捏成鸟兽的形状。譬如杨贵妃的兄长、宰相杨国忠，家中取暖，铜炉里燃的，都是用蜜和炭屑捏成的双凤鸟。真是穷奢极欲。
在唐朝，帮助人们过冬的木炭是刚需，为确保长安城里的木炭供应，唐玄宗在位时，朝廷还特别增设了“木炭使”的官职，专门负责购买、烧制木炭，供给长安皇室和官员使用。朝廷还给有身份地位的胡人发放木炭，让他们在寒冬季节能够感受到大唐的温暖。
在秦岭砍柴烧炭，到长安赶车卖炭，当年是个热门职业。没钱买炭的寻常百姓，就烧地炉——在自己家的屋子里挖一个深坑，在坑里堆满木柴，点火取暖，全家围坐在地炉边，身心俱暖，也蛮有幸福感的。
当然，没有幸福感的，是秦岭。当时满秦岭转悠的，不是隐士，而是樵夫。
相比于建筑需要对巨木良材的砍伐，这种燃薪做饭、取暖的生活方式，对于秦岭森林的破坏，同样巨大。后者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直至燃煤的普及。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出生于秦岭东段南麓的丹凤县，他的新作，是以秦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山本》。贾平凹在谈及《山本》创作心得的文章《秦岭和秦岭中的我》中写道：
“十四五岁时我开始跟着大人去山上砍柴，我们那不产煤，做饭取暖全靠烧柴火，世世代代把周边山上的树都砍完了，再砍就得到三四十里更远的山上去。砍了柴，用竹篓背着回来的路全在半山腰上，路窄，窄细如绳，一边是陡崖，一边是万丈深沟，路上有固定的歇息处，那是一堆大石头和几个土台子，可以把背篓放在上面，那些歇息处是以大人的体力和耐力设定的，而我年龄小，力气不够，背六十多斤的柴常常是赶不到歇息处，就实在走不动了，但我必须要赶到歇息处，否则你就会倒下来，掉进深沟。我每次都不说话，说话那要费力气，你就是说了也没人听。咬紧牙关，自己给自己鼓劲：我行，我能赶到那里！真的我都成功地到达了歇息处。虽然那时汗水模糊了双眼，只要腿一抖，那就抖得哗哗地停不下来。当年背柴赶路的经历使我在以后做什么事情，只要我喜欢做的，或我必须做的，再苦再累都能坚持……”
千百年来，在秦岭中伐木砍柴的人很辛苦，但最苦的，还是秦岭。
三
秦岭的大树、小树都给砍光了，后果很严重。长安，曾经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最明显的警兆是：长安开始缺水了。今人说“天府之国”，指的是四川盆地，但史籍记载最早的天府之国，却是关中地区。要知道，在秦岭的庇护下，先秦时期，关中地区河流、湖泊众多，森林繁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长安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真是天造地设的福地。但随着秦岭的森林资源遭到年复一年的破坏，失去了涵养水源的能力。在中唐以后的史料中，长安周边河流断流的记录越来越多。直到今天，西安还是中国最缺水的城市之一。
水一旦枯竭，巨大的危机便接踵而来。首先，是耕地的减少，唐朝《通典·州郡四》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有灌溉农田4.45万顷；但到了唐朝大历年间（766-779），这个数字锐减到了0.62万顷，一方面，是长安人口的几何倍数增长，另一方面，却是可灌溉面积耕地减少近九成。粮食危机，考验着长安城，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影响力日益衰退，长安，逐渐变成一座饥饿的城市。
随着关中地区产粮能力的衰退，要想维持这么一座巨大城市的运转，只能依靠漕运从外地运粮，但随着秦岭生态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漕运也越来越艰难，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黄河和渭水泥沙淤塞越来越严重，极大影响了外地粮食通过漕运运进长安的效率。从史料上来看，在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更要命的是藩镇与唐王朝的博弈。漕运系统要运行畅通，前提是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内，中央政府对地方有足够控制能力。“安史之乱”后，藩镇崛起，拥兵自重，日益骄奢，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具体到漕运，藩镇开始与朝廷“争水”。《哈佛中国史》之《唐朝：世界性的帝国》一书写道：“‘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黄河中游灌溉与运输之间的紧张状态加剧。为了供养军队，节度使拒绝缴税粮给朝廷，把更大量的水源转作灌溉之用。有时这种行为令运河水平面降低以致无法行船运输。而且，由于灌溉工程没有得到有效维护，很多水从工程漏洞流失了，进一步减少了整体的可利用量。在朝廷和藩镇间围绕这种稀缺资源而进行斗争成为理解9世纪政治的关键。”
可以说，秦岭因森林被肆意砍伐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将长安无可挽回地推入劫难。更多的打击接踵而来，比如越来越频繁的旱涝灾害，没有了森林涵养，一场大雨，就能带来一场洪水。更多的是旱灾，据史料统计，公元八世纪，唐代中期，关中地区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末年，地球进入“小冰河期”，因为气候变化，各种天灾频发，加速了大明的覆亡。但与明朝末年不同的是，有唐一朝，是关中气候条件最好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但此时期的旱灾、水涝却极为频繁，尤其是唐朝中期，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水旱灾害高发期，这种灾害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的不一致，其原因只能说是“不作不死”，这就是对秦岭森林资源长期大肆破坏带来的恶果，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终于到了临界点，脆弱的生态系统再也支撑不下去，崩溃了。《长安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关系研究》一文沉痛写道：
“唐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建设最华丽，人口最多的都城，在城市建设史中有重要地位，但同时也是长安周边生态环境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时期。”
四
公元904年正月，长安城最后的时刻到了。
军阀朱温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杀死一批唐朝大臣，逼迫唐昭宗迁到洛阳，唐昭宗不得不从。《旧唐书·昭宗纪》载：朱温下令长安百姓按籍迁移，在长安人的悲泣声中，朱温军队“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那些在唐末一场场战火中侥幸得存的皇皇建筑，被拆毁了；那些构建起一个雄伟长安的栋梁之材，沿河漂流，无声地诉说历史的巨大悲哀。
长安，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作为中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伟大城市，从此消失于历史舞台中央，以残破不堪的形象退居到边缘地带。直到公元1644年1月，李自成攻破长安，在此登基，号称“大顺帝”，随即率军北上，打下北京城，又从北京城败走，回到长安，但旋即又放弃了这座城市。
时光流逝，人来人往，生生灭灭，秦岭始终在那里，看着人类的愚昧、贪婪、疯狂和不可避免的悲剧，沉默无语。
近年来，让秦岭得到极大关注的，是违建别墅事件。是的，只要了解秦岭在保护中国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地位，了解历史对秦岭巨大的生态欠账，就会明白，在秦岭毁林挖山建别墅，是何等恶劣，何等缺乏敬畏之心。
今人无法穿越到过去，告诉长安城里的人：别再到秦岭砍树了，否则长安城也会跟着遭殃。但今人能够做到的是，敬畏秦岭，敬畏自然，敬畏历史。
令人欣慰的是，在唐朝时期开始由水草丰美之地变成不毛之地的毛乌素沙漠，在今天已得到完善治理，昔日荒漠，变成了树林、草地和良田，黄河的年输沙量，因此足足减少了四亿吨。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
而对秦岭违建别墅的查处，人们看到了中央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强决心，秦岭生态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传递美好希望的信号。
历史无法改变，但明天的历史，是今天可以创造的。
2019/10/25
草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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