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对于中国科幻而言，是特殊的一年。

　　那年7月28日，第二届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举办。这不仅是一次科幻迷期盼已久的“盛会”，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科幻热潮，被评为年度十大新闻。

　　1997年，对于郑军来说，也是特殊的一年。

　　作为科幻迷的他，不仅在大会现场见证了中国科幻的高光时刻，更是在年底发表处女作《资产评估》，正式踏上科幻创作道路。

　　25年过去，中国科幻走出小众圈层，走入大众视野，甚至在世界科幻领域刮起“中国风”；当年的青年科幻迷也已成为知名科幻作家、三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得主。

　　在中文科幻作家中，郑军可谓独树一帜：他自1999年起专职写作，成为科幻圈凤毛麟角的职业作家；他兼具科幻作家、评论家、研究者、科普作家等多重身份，写小说之外，他编纂科幻资料、撰写科幻史和评论著作——在他斩获“星云奖”的作品中，除了两部小说，还包括一部科幻理论著作。

　　在创作上他也很“另类”，比起如今流行的脑洞大开、建构异世界，他更喜欢以现实为背景，将科幻元素融入其中。他很注意为科学幻想找到现实依据，通过走进科研院所、了解科技工作者、追踪科技前沿动态，获取创作灵感。他认为：“作者一定要真正了解科学，而且不是坐在屋子里看一些二手资料，要真正和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去接触。这样的科幻小说才真正有质感。”

　　“对于国内很多科幻作家来说，写科幻是看重其中的‘幻’。而我写科幻，是看重其中的‘科’。”在历时20余年创作的《临界》系列小说中，他将“科”字重新定位于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主人公杨真就是一位既懂高科技又专攻心理学的“科学人”。小说中，她由青涩的新手警察，成长为“高科技犯罪侦查局”中独当一面的女侦探，面对形形色色的高科技犯罪案件，揭示人性的复杂与科技的边界。

　　“科幻圈一直强调想象力。”郑军认为，过度强调“想象力”对科幻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科幻最终还是要回归“人的故事”。“科幻小说和任何小说一样，来源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他的“精神导师”是前辈作家叶永烈。郑军从叶永烈身上吸收到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创作方法，还有他对中国科幻事业的满腔热情和使命感。

　　如今的科幻创作，亟待新鲜血液注入，但郑军对此表示乐观。采访中，他提到自己为一群五年级孩子讲课的经历：“一个孩子举手，问我人类什么时候能够达到‘第二文明层次’，让我很震惊，他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一位苏联宇宙学家提出的概念。这说明现在的孩子阅读面已经非常广了。”

　　在系列新作《科学少年三部曲》中，他描绘了一群高智商少年，探讨“面对更聪明的后代，社会有没有做好准备”。“他们需要的舞台远比我们宽广。”郑军说，“他们会创立自己的时代，而不仅仅是继承我们这个时代。”

　　在新华社全媒体栏目“大家悦读课”录制现场，郑军专门带来了一个装满科幻“年代记忆”的帆布包：有早期的科幻作品、科幻期刊，还有中国第一本科幻迷杂志《星云》。郑军笑着说：“和别的作家不一样，我除了要介绍我的作品，还要跟大家讲讲什么是科幻。”

　　草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科幻的？对您影响最大的科幻作家和作品都有哪些？

　　郑军：我10岁开始接触科幻，那是1979年，当时《科学画报》《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等杂志都开有科幻专栏。苏联作家叶菲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阿·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还有一些早期的日本、美国科幻，当然也有我们中国科幻前辈叶永烈、郑文光老师，那一代人的科幻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

　　特别是《仙女座星云》，它是真正从科学角度来设想未来的。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公元3000年，现在很多科幻作品，特别是好莱坞科幻片，如果写一千年后的未来，经常是一片阴暗，世界末日，房倒屋塌。当年叶菲列莫夫却描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并且完全是基于科学推测写出来的，他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有自己严谨的科学推理。

　　草地：您特别推崇凡尔纳等前辈科幻作家。他们面对外部世界的乐观进取精神，是不是当下科幻创作中比较缺少的？您的创作是否也在试图找回前辈们的乐观精神？

　　郑军：我小时候不太爱读凡尔纳，因为觉得不够神，写得太接地气了。但是成年以后重读，觉得他是真正扎扎实实讲科学进步，尤其是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知识怎样成为力量。现在很多科幻作品对未来充满悲观态度，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不知道人类未来要向何处去，比如面对人口爆炸、资源危机等问题，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才悲观。而当年的人们是通过科学找到自己的路。

　　中国科幻的老前辈叶永烈、郑文光、童恩正等人，他们年轻时国家是很贫弱的，他们希望科学能够改造自己周围的现实，能够富国强民，其实是带有一种很悲壮的责任感来写科幻的，并不是坐在屋子里，把它当成一种业余爱好和乐趣。我恰恰从这些前辈的作品中获得过这样的感受，希望把它延续下来。

　　草地：您认为优秀的科幻创作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郑军：科幻有很多流派，大家的标准不一样。我认为作者一定要真正了解科学，而且不是坐在屋子里看一些二手资料，要真正和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去接触，要走进科研院所，接触他们的实践，甚至要知道不同学科的实验室里都摆着什么东西，这样你写的科幻小说才真正有质感。我也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

　　草地：从1997年您发表第一部小说算起，至今已有25年。中国科幻在这25年间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

　　郑军：最大的变化就是受众群体在迅猛地增加，远远超过人口增长，也超过学生总数的增长。现在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基层干部、科学工作者等，几乎都是科幻迷，他们从小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载体接触科幻。我是“60后”，在我们同代人中间要是提科幻，到现在很多人仍然不知道，也不接触。年纪越小的后辈们，他们中间的科幻迷群体越大，这是我这25年来最明显的一个感受。

　　草地：除了写科幻小说，您也一直在从事科幻研究和科普工作，支持您不断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郑军：我们说得稍微远大一点，格局开一点，中国传统上是没有科学文化元素的，总得有一些人先把它引入中国文化的基因中来。如果需要的话，那么就由我们这代人开始，努力地把科学变成我们的主流文化。这是我20多年前的想法，也是我长期从事科幻最根本的动力。

　　草地：您曾经在2011年出版的科幻简史《第五类接触》后记里提到“下一个世界科幻文学的中心在中国”，而且您判断科幻在中国主流化的转折点是在10年后，也就是2021年。今年已经是2022年了，您当初的判断实现了吗？

　　郑军：当时我还有一个判断，在未来10年内中国科幻作品会获得世界大奖，这个已经实现了。现在是有史以来中国科幻作者和作品数量最大的阶段。不光涌现了很多科幻作家，社会各界的精英都在写科幻，比如悟空号的总工吴季老师、企业家梁建章等。科幻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草地：您在书中也特别关注了科幻迷群体，您怎么认识他们对中国科幻的推动作用？

　　郑军：科幻这种文学艺术门类，不像主流文学有中文系，大量学生都在研究世界文学经典，会有学术传承。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发科幻的文凭。那么现在从事科幻的这些人从哪里来？只能从当年的科幻迷中间来。今天的科幻作家、科幻编辑、科幻评论家、科幻导演都曾经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科幻迷。所以，科幻迷就是一个最大的科幻人才库。

　　草地：科幻创意有哪些来源？

　　郑军：有两类科幻创作方式，一类是“高概念”方式：先开脑洞，再把创意落地。现在流行的一些科幻创意比如时空旅行，科学界是不研究的，但科幻迷们每天在讨论。另一种，去当代科技前沿中寻找素材。比如凡尔纳，写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且尚未得出结论的东西。他的第一部作品《气球上的五星期》，写人类驾驶气球穿越整个非洲——当时有气球飞行，但飞不了那么长时间，只是理论上可以达到——他把理论上的推导变成了小说里的现实。这两种方法，我学习的是后一种。

　　草地：先吸收科学知识，然后转化为写作素材。具体有哪些方法？

　　郑军：只要一个人愿意去跟踪和收集科学前沿动态，总会在这方面有所成就。许多著名的科幻作家并非科班出身，比如《侏罗纪公园》的原作者迈克尔·克莱顿，学的是英语言文学专业，人们读他的作品会觉得是一个科学家写的。凡尔纳当年学的是法律，也是典型的文科专业。

　　我的方法是长期跟踪科技新闻，然后自己归类。科幻作家不隶属于任何专业，要把所有的科技前沿信息，从现代人的生活角度重新归类。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用“问题中心”原则来代替“学科中心”原则——把知识打散了，带着问题意识重新组合，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学问。

　　草地：2015年《三体》获得雨果奖，成为中国科幻的标志性事件，科幻突然间进入大众视野，并在海外引发巨大反响。您怎么看待科幻作品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的作用？

　　郑军：目前海外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几乎三分之一的论文是写中国科幻的。如果你在国外，甚至会觉得科幻在中国是个最流行的文学门类。比起传统文学，研究者可能更关注中国科幻文学。因为科幻有一个特点，它的基础是科学文化，比如我们聊起火星，说的都是同一个火星，我们的理解和美国人、日本人的理解一样，否则就没法沟通。各国的传统文化可能有门槛，但科学没有，因此中国的科幻文学更容易受到关注。我印象很深的是，有日本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系统地研究中国科幻文学，把中国科幻摆在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去解读，其资料搜集之翔实，连我们都做不到。

　　草地：可以说科幻文学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的主力军之一。回溯科幻进入中国的历史，它其实是一个舶来品。鲁迅和梁启超作为先驱，为激发国人的想象力，开始将科幻引入中国。在您看来，应该怎样把传统文化、中国元素融入科幻创作，讲好中国故事？

　　郑军：鲁迅和梁启超那代人把科幻引进来，主要是传播科学精神。而且鲁迅先生不光是翻译科幻小说，他早年是写科普的，后来才成为大家熟悉的那个鲁迅。

　　我认为讲好科学故事和讲好传统故事，还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录制现场这张背景照片，是“天问一号”获得的珍贵影像。很可能我们会是世界上最早把人送上火星，然后再带回来的国家。到那时，这就是中国故事的背景。所以我不觉得中国故事一定要从古代去寻找，当代的中国人正在创造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更应该用科幻来讲好当代人的故事。

　　草地：有观点认为，科幻文学中的杞人忧天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启迪作用。您怎么看待科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幻能预测未来吗？

　　郑军：未来学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对未来过于乐观，你就给他讲讲悲观的地方，如果他过于悲观，你就给他讲讲乐观的地方。总而言之，要给大家讲一个现实的、理性的未来。这样的结论同时也能运用到科幻中，我们要给人们塑造一种合理的未来预期，既不过于乐观也不过于悲观。

　　科幻不会预测未来，科幻是把别人预测过的未来写进文学作品。当我们构思科幻小说时，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文学方面，比如人物情节、对话、文学描写等。那些关于未来的预言，其实大部分都是同个时代的科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们所做的。

　　草地：您提到了文学表达，科幻作家是不是普遍在这方面相对薄弱？科学创意和文学表达之间，应该怎样平衡或取舍？

　　郑军：不光是中国科幻作家，全世界的科幻作家都一样，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学，而当代科学的本质是自然科学，是研究物的。一个人天天研究矿石、天文、地理，可能跟人接触的时间很少，不太去琢磨“人”的事情。如果科幻作家以这些素材来创作，就会不自觉地也对“人”比较忽视。当然很多科幻作家可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甚至有人认为科幻不需要有人物形象，只需要描述出一个科幻形象或是自然现象。当然这是不同的创作追求，我还是希望在科幻中描写活生生的人。

　　草地：您会不会从其他文艺门类里汲取经验？

　　郑军：跟科幻最接近的一个门类实际上是侦探小说，因为二者都是推理，只不过侦探小说最终解的谜是人类社会中的矛盾，而科幻解的谜可能是自然现象，或者历史之谜，等等。所以我很喜欢读侦探小说等烧脑的文学。讲历史的我也喜欢，因为未来就是历史的运用。你只有充分地研究历史，才能够去描述未来。像著名的科幻作家威尔斯，很多人读过的最早的科幻作品，前三名里就有他。但是他最早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是《世界史纲》，一本宏大的历史著作。

　　草地：您的《临界》系列小说，已经持续了20余年。您曾经指出“临界”不是一个物理概念，是指人类正在走向一个关键点，如果越过这个点，社会就会失去对科技的控制。您在书中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高科技犯罪侦查局”，试图阻止“临界”状态的到来。其实在很多的科幻作品中都能够看到人们对“临界”的担忧。您怎么理解这种担忧，又如何在作品中处理它？

　　郑军：首先这是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幻作家去担忧，其他人甚至整个社会都在担忧。我在小说中用到的素材并不来自科幻，而是根据现实中的担忧来创造这个故事的。很多科幻作品可能更多地着眼于戏剧性，并不真正去探讨现象怎样发生，或跟踪每个领域都有哪些比较危险的前沿动态。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比较扎实地讨论每一种高科技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这是我创作《临界》系列的初衷。

　　草地：您提到过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作“反科学的科幻”，能不能解释一下它的内涵？

　　郑军：“反科学的科幻”其实从科学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存在。反科学不是质疑某一个具体的科学知识，因为所有的科学家都在质疑自己领域的知识，否则科学就不能前进了。反科学是否定科学本身，认为科学作为一个事业不应该存在。最早的《格列佛游记》就有反科学的内容，再到十八、十九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等，很多作家其实都是反科学的。他们觉得科学越多，人性越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式。上世纪90年代，相关的创作进入中国，正巧中国的科幻迷几乎都是那时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多人甚至没看过以前还有另外一种科幻，这是我比较遗憾的。

　　一些写作者认为，写一个技术水平低于现在的背景，人性才能更多得到张扬。正好相反，我觉得将来如果技术得到发展，生活在一个高于现在的技术背景下，人性其实会更好。

　　草地：今年初热播的国产电视剧《开端》，把科幻小说中的“时间循环”等概念带进了大众视野。对于科幻元素在影视剧中的运用，您有什么期待或设想？

　　郑军：关于时间旅行和时间循环的故事，其实用到了“高概念”式的创作方法。“高概念”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电视电影界出现的名词，要求故事一定要稀奇古怪，要特别有想象力。时间循环其实是一帮电子游戏迷的生活感受，打游戏可以读档重来，就把这种感受带入科幻故事，不需要有现实的科学背景，就是一种开脑洞的行为。我们从《开端》受欢迎程度上来看，现在的人们完全能接受这样的创作。如果放在20年前，可能人们都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但我个人不创作这类作品，我还是希望回到凡尔纳的时代、叶永烈的时代，真正从科学前沿里找一找将来富国强民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