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杨

　　东汉熹平四年（175年），汉灵帝诏令蔡邕等人校勘五经文字，刊刻于碑以相参检。8年后，也就是光和六年（183年），洛阳开阳门外的太学门前立起了46块石碑。这些碑是蔡邕等人用朱笔写在石面上，再由工匠照着凿刻而成的。《尚书》等7部经书，20多万字，一笔不苟的八分隶书。碑立起来后，整条街成了大型塞车现场。《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了那年那条街上的名场面：“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大规模“出版”行为。“出版物”所用的材料，却是如此特殊且不便携。
　　“出版物”只此一份，只能看，带不走。于是石碑前的人们铺开纸墨，挤在碑下抄，抄完了带回颍川，带回汝南，再由他们的门生继续抄第二轮、第三轮。这就是“出版物”的发行传播。石碑厚重，经书文字言之凿凿，不容辩驳。在此之前，经学最大的问题是异文：同一句话，欧阳氏的版本少一字，大夏侯氏的版本多一字，一字之差就能吵上几十年，互不相让，甚至成为一桩桩学案。石经的出版解决了哪一部才算“正版”的问题。
　　中国的出版史不只是复制史，也是定本史。重点是确定有异议的字哪个是对的，决定权在谁手上，这比刻工更重要。古代出版史就在这条路上走，走到国子监本，走到《四库全书》。


　　回过头往前看，是简牍的时代。
　　新制竹简要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防蠹防裂，这道工序叫“杀青”，那些渗出来的水痕，就是后来诗里的“汗青”。古时读书人随身佩一把小刀，不是文武双全，是为了刮去写错的字——简牍错讹以刀削之。“刀笔吏”的那把刀，类似橡皮修正液。用皮绳把简编起来，翻来覆去地读，绳子会断，孔子读《易》断过三次。
　　东方朔给汉武帝上书，用了三千片奏牍，两个壮汉才抬得动，武帝读了两个月。司马迁写完《史记》，说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进行了备份，正本副本各一，保护这部心血之作得以传播。一部书是否能流传下来，有时关键在于第二份，以及那第二份放在哪里。
　　抄写时代的“发行”，其实是通过人际网络展开的。学问跟着师承走，跟着门生故吏走，跟着姻亲走。一部书能不能传开，有时不一定取决于作品本身，而取决于作者是否找到推荐的人。左思写《三都赋》，写完没人关注，他去求皇甫谧作了一篇序，立刻爆火蹿红，豪贵人士竞相传抄，洛阳纸价因此上涨。后人用“洛阳纸贵”来记录这部文学作品的成功，其实那是一次十分现代化的图书推广。


　　纸的出现，方便了出版物的复制；而佛教，扩大了这种行为。在佛教的观念里，抄写经文和印造佛像是功德，数量越多，功德越大。这意味着复制的价值与内容的传播无关——印出来堆在塔里，也是有价值的。于是出现了成千上万枚捺印的小佛像，出现了在成都一带印制的陀罗尼经咒，出现了把整段经文雕版刷印施舍的做法。蜀地的雕版印刷书写了中国古代出版的重要一页。
　　现存早期印刷品有明确纪年的印本，是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卷末刻印有题字：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个孝子为父母祈福，印了一卷经散出去。他不会想到，这卷印刷品后来被封在敦煌的洞里近千年，再后来被人掠走，现存伦敦。这份印品出版不是商业目的，是孝心。
　　五代时冯道主持刻九经，历时22年，从后唐刻到后周。他启动的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采用雕版技术刊刻儒家经典。
　　宋人把出版做成了产业。宋代刻书分三个系统：官刻、私刻、坊刻。官刻求规范，国子监本、各路茶盐司本，纸墨考究，字大如钱，标准示范。私刻求质量，士大夫刻先人遗集、刻自家校定的旧籍，文集、笔记、诗话，讲究校勘，不惜工本。坊刻求效益，四大中心，汴梁、杭州、眉山各有气象，而福建建阳的麻沙、崇化两坊最特别：山里竹多，竹能造纸，纸贱；刻工多，工价低；木材质地松软，雕版省时。于是建阳的书便宜、出得快、铺得远，讹字也多。以至于“麻沙本”几乎成了劣本的代称。陆放翁《老学庵笔记》里就有一句：“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
　　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读物市场。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记述，市人竞相刊刻诸子百家之书，书籍流通日益广泛。他很不客气地说了一句话：如今书这么容易得到，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这篇文章值得思考。出版业的发展对社会有重要作用，印刷产业的发展使书多而易得，读书人的学习态度却不如从前，还需要强调认真读书的必要性。技术的进步却没带来文章词采和学术造诣的相应提高，也怨不得苏轼发文抱怨了。


　　一本书能卖钱，就会有人翻刻。南宋眉山刻《东都事略》，牌记上印着一行字：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被认为是中国书籍出版史上最早的版权声明。但仔细看这句话会发现，这并不是作者宣告“这是我的”，而是书坊出示的一纸行政批文：我已经向官府报备了，翻刻就是盗版。
　　书多起来了，于是有了藏书楼。
　　宁波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年间，范钦为藏书定了家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子孙分家可以分田分房，不能分书；书籍一律不得携出阁外，登楼须诸房子孙共同开锁，不得无故入阁。
　　这套制度使藏书得到保护，代价是书籍几乎不能传播。范钦去世百年后，黄宗羲成为第一个获准登楼的外姓人，这在当时是轰动性的新闻。同一时期，钱谦益的绛云楼“富甲东南”，宋元善本堆积如山，一场大火，半生心血化为烟尘。
　　藏书家的伦理里有一个难解的结：书的安全与书的流通，相背而行。爱书爱到极致，往往是把书锁起保存。真正让典籍流传下来的，常常不是最珍爱的人，而是那些不那么讲究、把书翻刻一遍卖出去的书坊主。麻沙本满纸讹字，可是麻沙本广泛流传，读者甚众。
　　出版这条路走到了清代的《四库全书》。3000多人埋头抄了10年，抄成七部，分藏七阁。七阁的结局各不相同。文源阁本在1860年随圆明园化为灰烬，文宗、文汇两阁毁于战火，文澜阁本散落民间，杭州丁氏兄弟后来一册一册寻回、一页一页补抄，历时多年才大体完成。
　　站在熹平石经前的人们不会想到，那种“必须有一个标准版本”的行动，1000多年后会以这样的规模体量再现一次。石经用凿刻石碑统一经文，四库用抄写统一全部典籍。方式变了，逻辑没变，彰显的还是出版权。
　　不过中国出版史还有一条更松散、更嘈杂的支流。
　　明代中后期的书坊里，真正走货的不是经史。是插图小说，是带着评点的《水浒》《西厢》，是《便民图纂》这类教人种地、治病、写信、择日的日用类书，是《万宝全书》那种把民间生活所需一锅烩的日常百科。这些书纸差字劣，图刻得歪歪扭扭，销量却大，被小市民、小商人、乡村塾师带回了家。一个识得几百字的人，靠着这类书，能查出黄豆应该什么时候下种，能照着抄一份像样的贺帖，还能找到常见病的民间草药治疗方法。
　　知识向下渗透的通道里，充斥的往往不是经典。弹词、宝卷、俗曲、唱本，不识字的人可以听故事，闺阁女子在闺中传抄弹词，这些都不在《四库》，却构成了当时绝大多数百姓所能接触到的全部“文本世界”。
　　书籍史如果只盯着善本，就只能看到一部精致的出版史。在麻沙的竹纸和书坊的劣墨上，能看见另外一番景象：粗糙的印刷出版，却决定了文明的传播效率。
　　从石碑到雕版，从卷轴到线装，中国人在两千年里用许多种方式和载体把文字留住。开阳门外太学门前那条被车马堵住的街早就没有了，但那个场景是出版最原初的样子：有人编纂校勘，刻出来，摆在公共的地方以供传播；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抄下带走。从石、竹、刀、纸、墨，变化的是技术，文字出版与文明传播从来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