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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6-09-0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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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虹
开学了,华南农业大学昭阳湖畔又热闹起来。
湖边树木葱茏。时代楷模卢永根院士的雕像静静立在树影里。几名农学院学生伫立雕像前。
他们有人刚从今年暑假的田间实践回来,有人已经连续两个暑假把脚步留在乡村。
雕像基座上,刻着卢永根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坚持实事求是,提倡独立思考;不赶浪头,不随风倒;有三分事实,作三分结论。”
过去,这些话他们在课堂上听过,在书里读过。
去过田野,再回来,体会不太一样了。
不远处,卢永根事迹展览室里,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这位“布衣院士”的一生。墙上有一首诗,是卢永根16岁时写下的: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书读……”
近80年前,一个少年写下这样的愿望。
今天,一群学农的年轻人,在真实的田野里重新读懂这些诗句。
大四学生谭学圣第一次真正走进乡村,是在2024年暑假。
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农学专业学生,此前接触乡村,更多是研学、参观。那一年,他跟着团队来到广东河源调研。
当地一种特色油茶品质不错,却遇到销售难题。农户会种、会做,却为销路发愁。
几个年轻人开始想办法。
开社媒账号,做短视频,在平台直播……他们把自己熟悉的新媒体手段带进村里,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藏在乡间的农产品。
第二年再下乡,谭学圣更多地和农民谈收入、谈种植成本,也开始留意那些过去不会特别注意的细节。
有一位农户承包土地,种植农产品,还养蜂。谭学圣记得,在田间走路,年轻人没多久已经满头是汗,那位农户却脚步轻快,“步履生风”。
“给我的感觉,他特别有生命力。”他说,“谈起土地和庄稼,眼里特有光。”
两次下乡之后,谭学圣开始思考怎样让有限的土地和人力创造更多价值,思考能不能通过育种和生物技术培育更高产、更抗病的作物。
这些问题过去也出现在课本里,如今,与土地有了更紧密的联结。
“农村需要更多年轻人去了解。”他说。过去学习卢永根的事迹,更多是知道一位科学家的故事;真正走进田间地头以后,再听“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有了更深的共鸣。
对于2025级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李浩楠来说,这个暑假,他面对的问题更加具体。
今年7月,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超级香稻”团队来到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那里有一片等待复耕的土地,当地希望引进新的水稻品种试种。
第一次走到田边,李浩楠有点意外。
“以前总觉得番禺已经很城市化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稻田,也有新品种落地的需求。”他说。
取土、取水、检测土壤肥力和水环境,再根据检测结果制定种植方案。课堂和实验室里熟悉的那些名词,到了田里,都有了具体的模样。
种植户围过来,问题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播种?肥怎么配?水怎么管?什么时候收获?
李浩楠发现,真正面对农民时,一句“这是个好品种”远远不够。
“他们问得很细。”
团队把航天育种丝苗米超级稻“华航香银针”送到农户手里,并围绕育秧、播种、水肥管理、农药施用等环节进行指导。到了8月,秧苗插进田里。
那一天,还有30多名中小学生来到田间。
李浩楠给孩子们讲,一碗米饭最初是怎样从一颗种子开始的。讲完,他带着大家下田插秧。
孩子们站在田埂边,有些犹豫,不太敢脱鞋。
李浩楠先踩了下去。
泥浆没过脚面。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跟下来,很快,田里热闹起来。
这让他想起自己第一次下田。小时候生活在城市,真正赤脚踩进水田的机会并不多。读了本科,又读到博士,现在再踩进泥里,他觉得“挺舒服”。
机器越来越先进,为什么还要亲自下田?
这个问题,他在田里找到了答案。
插秧机可以插秧,智能设备可以监测土壤,北斗导航可以帮助农机作业,但水肥怎么配、秧苗插多深、一个品种究竟适不适合这块土地,还是需要踩进田里去观察、调整。
“很多东西还是得自己去感受。”
更重要的变化,是他开始重新理解“科研成果”这四个字。
以前,做育种更多想到的是品种、论文、数据。现在,他越来越关心一个新品种最后能不能真正种到地里,农民愿不愿意种,收成怎么样,能不能带来收益。
“我们常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说,“现在我觉得,不光要写在大地上,还要写在产业链上。”在他看来,不光要育出一个新品种,还要想怎么推广、怎么种好、怎么让农户增加收益,“真正服务‘三农’”。
站在一旁的博士生赵哲,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从2020年读硕士算起,他已经在学校航天育种中心待了6年。实验室里的水稻,他熟;大田里的水稻,他也越来越熟。
这些年,他跟着老师一次次往河源跑。
当地高温多雨,稻瘟病一旦暴发,轻则减产,重则绝收。团队研发出高产、优质、抗病的水稻品种后,却发现实验室里证明“好”,并不意味着农民马上愿意种。
新品种太多了,农户也有自己的顾虑。
“你告诉他这个品种好,他不一定信。”赵哲说。
怎么办?先找种植大户试。
2023年,当地稻瘟病比较严重,一些稻田出现明显减产,而试种新品种的田块长势则对比鲜明。农民从田埂这头望到那头,慢慢开始相信了。
还有一次,新米收获晾晒,米香四溢。路过的村民闻到了,停下来问:“这是什么米?”
人传人,村传村。赵哲觉得,这样的推广,比实验数据更有说服力。
这些年,“华航香银针”等品种逐渐从河源走向广东更多地方。华农相关实践项目还推广“稻稻麦”种植模式3000多亩,推动1000多亩撂荒地复耕。
“我们研究水稻,最终是要给农民种的。”赵哲说,“那就一定要回到大田,回到自然。实验室的盆栽可以控制温度、水分、肥料,大田却不会完全按照实验条件生长。”
风、雨、病虫害,甚至农户的种植习惯,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只有到田里,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他说。
这句话,让他想到卢永根。
卢永根一生从事作物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作物新品种33个,累计推广面积1000万亩以上;年过七旬,他仍到野外寻找野生稻种质资源。
过去学习这些事迹,赵哲觉得那是一位老科学家的故事。
现在,他自己在烈日下站过田埂,进过泥田,也一次次面对农户最具体的问题,再读这些故事时,他开始明白另一层意思。
科研不能只在纸上。“只有自己去田里,实际去做,才能感同身受。”他说。
三个人,经历并不完全相同。
谭学圣从走村入户中知道,农民关心的不只是“能不能种”,还有农产品卖不卖得出去、收入能不能增加;李浩楠第一次更具体地面对新品种从实验室走向一块田的全过程;赵哲则用了几年时间,看着一个新品种从少数农户试种,到慢慢被更多人接受。
从田野回来,他们谈起卢永根时,都不约而同说到同一个词——“实事求是”。
它不再只是雕像基座上的一句话,可能是弯腰取的一抔土,是农户追问的一句话,是一株遭遇病害的水稻,也可能是一份在实验室里得不到的答案。
新学期已经开始。
从卢永根事迹展览室出来,几个年轻人又从那块写着“卢永根办公室”的牌子前经过。白色走廊很安静,窗外是华农人熟悉的树木和校园。
水稻,还在几十公里外的番禺田里生长。
到10月,李浩楠和队员们还要再回去。
那时稻子成熟,他们要和农户一起收割、测产,看这个从实验室走出的新品种,究竟能交出怎样的答卷。
开学,似乎意味着从田野回到课堂。
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那片田并没有被留在暑假。
它变成了新的问题,也变成了新的课本。
农学院里,那首写于近80年前的诗还在那里:
“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
16岁的卢永根写下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今天,当几个年轻人真正走进乡村,看见农民怎样种一块田、怎样盼一个好收成,又带着所学试着回答那些来自土地的问题,他们似乎比过去更懂得,这几句朴素的诗,为什么会被一名研究水稻的科学家记了一辈子。
而新的学期,他们要做的,仍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