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又到端午，这一千古名句在长江边响起，这是一座城对一个人的追思，更是世人对一种精神的传扬。
　　浩荡长江流到湖北秭归，被三峡大坝揽住，高峡出平湖。江面龙舟竞渡，街巷艾粽飘香。秭归老人许克英说，我们屈乡人从小就知道，粽子的棱角是屈原的刚直，雪白的糯米是他的清白，那颗红枣是他的忠贞。
　　与粽子一同根植于秭归记忆的，还有柑橘。自古峡江氤氲滋养出满坡金黄，屈原早年写下《橘颂》，立志以橘树为榜样，坚守节操、忠于故土。2300多年后，三峡大坝兴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长江大保护，秭归历经沧桑巨变。果农诗人宋文兴说，当代人用奋斗续写“橘颂”和“求索”，是对屈原最好的纪念。
　　顺江而下百余公里，便是楚国故都荆州。屈原在此践行理想，也历经沉浮。遭放逐后，他行吟江畔，留下传世《离骚》——“哀民生之多艰”是心系苍生，“虽九死其犹未悔”是认定正道不回头。
　　滔滔江水带走了他的身躯，却带不走他的风骨。如今，大江南北都以端午追忆屈原、激励今人。其实，端午源自上古祭礼，早于屈原。但正如闻一多所言，中国人民愿意把这样一个重要节日转让给他，足见其人格在百姓生活中的分量。
　　如果说屈原让人们看见何为初心和理想，那么他身后400多年，同样扎根荆州的一位超级英雄——关羽，则把高远的家国大义，化作了有温度的实干担当。
　　镇守荆州十年，关羽安抚百姓、整军固防，以一己之力保一方平安。如今，巍巍城垣仍在江畔矗立，历史的涛声从未远去。
　　得胜街、点将台、刮骨疗毒的故事口耳相传，关羽祠的香火绵延不绝。在“荆州十二时辰”文旅活动中，专人扮演的关羽着金甲、骑赤兔马穿过古城门，满街观众翘首以盼。1800多年的等待，仿佛在这一刻有了回响。
　　在许多荆州人的讲述里，“大意失荆州”常被释为“大义失荆州”。据说关羽本可一战夺城，却因不忍伤及城中百姓而选择调转马头，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局。面对劝降，他只留下一句：“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
　　英雄在当阳陨落。如今在关陵，人们会注意到一尊“四好碑”，上刻“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作好人”。相传这是关羽教子育人的话语，没有高深道理，却道尽做人的根本。
　　关羽并非完人，有史家论其刚愎。“但人们敬他，正是因为他是有血有肉的大丈夫，在绝境中依然守住了最珍贵的东西。”荆州文史专家张卫平说，对关羽的尊崇之所以跨越时空、国界和信仰，归根结底，是一代代人对忠、义、仁、勇的向往。
　　告别荆州，江水裹挟着荆楚大地千年的忠烈之气，继续一路奔腾。前方是黄州，一处曾让一位失意文人完成自我救赎的渡口。
　　这位文人便是苏轼。他一生崇敬屈原，20多岁时从四川沿长江东下赶考，途中见一座屈原塔，有感而发：“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这首诗像一个预言，宣示了他未来的志节。
　　20年后，苏轼从京城朝堂跌到黄州僻地，于人生谷底开荒东坡，“东坡居士”自此而生。他夜游赤壁，感叹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他凭吊三国，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面对滚滚长江和苍茫天地，他终于顿悟，一己得失轻如鸿毛。而从屈原身上，他早已读懂，那份与山水共生、与百姓同在的赤子之心，却可以穿越千载依然滚烫。
　　他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与自己和解，却从未消极避世。救弃婴、革陋习、兴文教、修水利，无论走到哪里，为民实事就办到哪里。如今，在他曾驻足的十多座城市，到处都有苏东坡研究会、纪念馆。
　　有学者说，中国古人的人格理想，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两条，苏轼都完完全全做到了。勤政爱民、乐观旷达、热爱生活、诙谐天真、从容不迫……所有这些品质融于一身，成就了人们心中不朽的苏东坡。
　　江流千载，何为“顶流”？
　　若以世俗成败论，屈原、关羽、苏轼三人生前可能都算不上“赢家”。然而，身后千年，他们却活在亿万人的心里，融入节令风俗、日常言谈。正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三人隔代相望，境遇各有不同，精神却一脉贯通。他们无论身处何境，都守住了做人的道德与气节；无论位居何职，都把忠于国家、服务人民刻进了骨髓。这样的“顶流”，之所以不朽，还因为他们来自人民、归于人民。
　　历史从来不是由少数英雄写就的，那些在田间地头劳作、在江河两岸生息的普通百姓，才是大地真正的主人。他们用最朴素的情感和良知，在一代代的传颂中，把那些真正配得上“顶流”二字的人，请进了民族记忆的殿堂，使之成为永恒的精神坐标。
　　千年江流早已告诉我们：真正的“顶流”，从来不是一时的功名利禄，而是岁月冲刷之后依然留在人心深处的敬重；最大的政绩，从来不是速成的显功，而是久久为功为民造福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