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金金

　　30多年来，从孩童到壮年，牧民各求从未离开过黄河源的草场。他日复一日用尺量草，一度为脚下的牧草疏薄而忧心，又喜看近10年来牧草重新挺拔。
　　朝朝暮暮守护，像各求一样的牧民，以平凡之举见证了三江源的不凡变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赴青海考察，始终高度重视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中之重是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
　　2016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作为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稳定向好、生态功能持续恢复。10年间，遥远、高冷的三江源成为公众观察美丽中国的重要窗口，人们不断谈论这里发生的可喜变化：水多了、草密了、动物多了。
　　作为“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孕育了壮阔的三江源。这片土地上，人与万物相依相生，命运紧密相连。曾几何时，湖泊萎缩、草场退化、动物消失，人与自然的纽带似乎断开了。
　　新时代以来，青海人民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们心中最质朴的生态理念被深深激发，人与自然的故事在三江源翻开新的一页。
　　牧民从草原的利用者转变为守护者，志愿者们从全国各地汇聚三江源守护“中华水塔”，不同条线的管理者携手呵护这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连接起众多守护江源的人们，承载起更丰富的生命意蕴。
　　我们走进大江大河的源头，走近那些可敬的守护者们，也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牧民各求五六岁时，就会拿着尺子去量草。
　　那时候，黄河源的草还能长到两尺高。他记得，父亲骑马带着他去开会，过河时，河水几乎漫到马脖子。夏天的草场里，到处都是鸟叫声，花开得比现在更多，草也更密。
　　各求今年38岁，是“黄河源头第一家”的守护者。在黄河源约古宗列盆地深处，他们一家人已经生活了几十年。
　　各求记得，父亲那一代人虽然不懂什么叫“生态保护”，但他们一直知道，要敬畏源头。
　　比如，晚上不能在源头大声喊叫，源头周边也不能杀生，宰了牛，不能去源头洗手。老人们告诉孩子，不能伤害野生动物，要保护草原和河流。
　　这些朴素的生活理念，扎根于这些质朴的人心中，一代代传承。如今，在国家公园建设实践中，这些文化资源被转化为群众自觉参与保护的内生动力。
　　大约十七八岁时，各求第一次明显感觉黄河源“不太好了”。
　　后来，他每年都能感觉到令人揪心的变化。草在变矮，河水在变浅。过去骑马才能过的河，后来人走着也能过了。再后来，很多河流在夏天都露出了大片河滩，甚至多次出现断流。
　　2009年，父亲去世。老人临终前留下一句话：“一定要守好黄河源，草场不能外包，人也不能离开。”
　　那年，各求20多岁，成了家里的户主，开始真正独自守着黄河源。
　　很多年里，他一个人骑着马、骑着摩托车巡护草原，捡拾垃圾、救助动物。
　　有时候，他并不被理解。以前他劝别人不要乱扔垃圾，总有人反问：“黄河源的垃圾跟我有什么关系？”
　　各求讲不出太多大道理。他只是觉得，黄河源是下游无数人的水源。源头脏了、坏了，“就是对国家不好”。
　　也有人来找过他。有人想在黄河源投资开发，有人想承包草场，甚至有人开出上千万元的价格。
　　但各求一次都没答应。“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卖。”
　　年近40岁，各求最后悔的是自己不识字、不太会说普通话，“没办法和外界好好讲黄河源”。
　　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约古宗列被纳入国家公园范围，各求也正式成为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
　　但他觉得，对于这片土地以及他个人而言，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人们心里。
　　在雪域高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牧民懂得，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就是守护子孙后代的生存根基。他们不仅是江源哺育的孩子，更应该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以前就我一个人守着，现在大家都在守护黄河源了。”各求说，过去，他一个人捡垃圾；现在，越来越多牧民开始主动保护草场和河流。发现垃圾了，会主动清理；看到陌生车辆进入源头区域，也会及时上报。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各求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已有上万名。通过制度参与和利益共享，这里的牧民从资源使用者转变为生态保护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生态保护也从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和行动自觉。
　　如今，三江源所在的青海省境内，黄河干流、长江干流、澜沧江干流水质均达到Ⅱ类及以上，每年向下游输送600亿至900亿立方米源头活水。
　　可各求最惦记的，依然是黄河源的水。“水位还没有完全涨回来。”他说，水多了，草就会长起来，动物也会回来，“那样的话，我这一辈子的坚持，就值了”。
　　现在，各求开始更多寄希望于下一代身上。一家人分成三个组：一组守护牧场，一组守护黄河源，还有一组在县城专门照顾孩子们读书。
　　“我不想自己的遗憾发生在下一代身上。”各求说，他希望孩子们能读更多书、能懂更多东西，将来更好地守护黄河源。


　　每年5月，肖虹都开始等雨。雨下来了，草籽才能发芽。
　　58岁的肖虹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管委会治多管理处生态保护站站长。1994年，他进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草原工作站工作，从最早的鼠虫害调查，到后来黑土滩治理、生态修复、草原监测，30多年里，他几乎一直都待在长江源。
　　从懵懂少年到年近六旬，他见证了很多变化。
　　小时候，肖虹见过草场退化，草已经不像老人们记忆里那样茂盛，但雨水还算充足，到了夏天，大片草场依然是连绵的绿色。
　　2000年前后，草场退化加剧，鼠害、虫害也越来越严重。长江源一些区域，大片草皮开始裸露，黑色土层被风一点点吹开，原本完整的草甸慢慢变成斑块状的“黑土滩”。
　　在当地，很多人把这种变化叫“草原烂掉了”。最严重的时候，长江源扎河、索加一带的退化草场大片蔓延。肖虹至今记得，一些地方已经看不到完整植被，只剩下裸露的黑土和沙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三江源进入大规模生态治理阶段，草场退化得到有效遏制。
　　站在重现生机的草场上，肖虹深有感触：“如果没有这些年的治理，很多草场可能早就变成黑土滩了。”
　　最早的时候，治理方式还很“笨”。人工翻地、撒草籽、覆土，很多工作只能靠人一点点完成。海拔高、天气冷，草原真正能种草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每年5月到9月，肖虹和同事们几乎都待在野外。
　　他们最怕的，是不下雨。“这里完全是在跟老天爷抢时间。”肖虹说。
　　这些年，生态治理不断走向科学化、智能化。无人机开始替代人工喷药，免耕机能够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和覆土，过去几十个人干的活，现在一台机器几天就能完成。
　　肖虹说，自己其实“就是个种草的”。“2018年、2019年那两年，我心里特别高兴。”肖虹记得，当地干部群众坚持不懈播种、补种，再加上雨水充足，种下去的草长得又高又密，“跟庄稼地一样，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这种高兴，并不只是因为治理项目完成，更像是一个长期守着土地的人，终于重见草原的生机。
　　草原具有涵养水源等重要功能。草长不好，水土保持就会出问题；黑土滩继续扩张，江河源头生态系统也会随之恶化。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三江源的生态治理是分散式的。草场退化了就补草，鼠害严重了就灭鼠，不同行政区域、不同部门之间，也长期存在各管一块的问题。
　　肖虹记得，过去不同部门治理同一片区域，有的只负责草地，有的只负责水源，缺乏统一协调。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三江源保护打出生态治理“组合拳”，从以单一要素或单一功能为中心的传统保护模式，变成以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为核心目标的整体治理方式。在管理实践中，通过整合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实施、协同推进生态修复工程，显著提升了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功能完整性。
　　“现在是系统性治理。”肖虹说。过去，人们可能只关注某一片退化草场；现在，整个三江源都会被视为一个完整生态系统，开展统一监测、统一规划、统一决策、统一治理。哪些区域需要治理？需要采取什么方式？这些问题不再由单一部门决定，而是多个部门共同研判、统一推进。
　　“如果不统筹，就会乱套。”肖虹举例，比如灭鼠，只有连片区域一起治理才有效，否则这边刚处理完，另一边的老鼠很快又会回来。草地修复也是一样，必须把山、水、草场放在同一个系统里考虑。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过去10年，越来越多牧民、管护员和基层生态工作者，参与到这场漫长的生态修复中，三江源的生机越来越盎然。
　　最新数据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以来，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达到36.8%，比10年前提高8.6%；水源涵养服务能力指数达到92.6，比10年前提升21.8。
　　这些年，肖虹始终待在草原上。直到今天，他依然觉得人要敬畏自然，“人，能做的是守护”。


　　朋友打来电话时，牧民次丁正在家里。朋友说，澜沧江源昂赛山谷出现一只雪豹。次丁没有犹豫，抓起相机就往外跑。
　　这样的消息，次丁已经听过太多次：有人在某个山口看见了雪豹，有人发现了脚印，也有人在河谷对岸远远望见一个灰白色的身影。
　　但更多时候，当他骑着摩托车走几十公里山路赶过去，雪豹早已离开了。
　　在高原，拍雪豹是一件极需要耐心的事。只要听说哪里有雪豹，次丁都会去。
　　经常天还没亮，次丁就背着相机进山，带上糌粑、干粮和水，在山坡上一蹲就是一天。有时直到天黑，山谷里除了风声和秃鹫，什么都没有，他只能空着手回家。
　　冬天更难熬。大雪封山，车开不进去，他就裹着衣服睡在车里，手脚冻得发麻。有时实在太远，他就去亲戚家借住，或者干脆在野外搭帐篷过夜。
　　“辛苦肯定辛苦。”他说，“可是真心喜欢，就不觉得累。”
　　如今，次丁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拍动物上。但很多年前，他只是一个草原上的放牛娃。
　　次丁是土生土长的牧民。小时候，位于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的家里，七口人靠养牦牛生活。他跟着家人放牧、挤奶、转场，日子一天天重复。
　　那时候，他家放牧的地方在昂赛垭口一带，草场开阔平坦，几乎没有岩石。狼、藏狐、棕熊偶尔能见到，但他从来没见过雪豹。
　　后来他才知道，雪豹喜欢岩石密布、地势险峻的地方。
　　小时候的他，从没想过“保护动物”这件事。动物只是草原上的生灵，和人并没有太多关系。
　　真正改变他的，是一部纪录片。
　　有一年，他在电视上看到有人拍摄野生动物。镜头里的画面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每天生活的地方，可以被这样记录；原来草原上的生命，也会被外面的人看见。
　　那一刻，他突然很想拍照。
　　2012年，次丁跟父母说，想买一台相机。家里条件并不好，但父母最终还是凑钱，给他买了一台卡片机。
　　那是次丁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没人教他摄影，他也不懂汉字，更不会什么光圈、白平衡。普通话不好，他不敢主动问来旅游的人，只能自己一点点摸索。
　　刚开始，他拍的全是身边最常见的动物：白马鸡、岩羊，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鸟。
　　但大多数照片都拍糊了。动物明明就在眼前，他举起相机，却半天对不上焦；等终于看清，动物已经跑远了。
　　这样的失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但他没有停下来。
　　2013年开始，次丁一边放牧，一边开始参与生态保护。他和朋友们捡垃圾、记录野生动物。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他正式成为生态管护员。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三江源这片曾经偏远寂静的高原腹地，逐渐走进公众视野。作为“中华水塔”，这里不仅承载着重要生态功能，也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研究的重要区域。
　　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摄影师和生态保护工作者来了。他们关注冰川、湿地与草原，也关注雪豹、藏羚羊和黑颈鹤。
　　外界对三江源的关注，也让人们开始关注这些来自牧民视角的记录。次丁拍摄的雪豹开始走出山谷，进入公众视野。而在一次次分享和交流中，次丁也重新认识了脚下的草原。过去，他看到动物留下的脚印和粪便，只知道“这里有动物来过”；现在，他能一眼认出雪豹、狼、藏狐、兔狲的脚印和粪便。
　　2013年，次丁第一次拍到雪豹。那时候，他还在用那台卡片机。雪豹离得很远，照片模糊得几乎看不清脸，但他还是激动得不行。
　　后来，他甚至拍到过两只雪豹围猎岩羊。一只从山坡上堵截，另一只从下面绕过去。这样的场景极其罕见，此后他再也没遇见过。
　　2016年冬天，他和朋友进山拍摄时，又遇见了一只小雪豹。
　　那是一只一岁多的雪豹幼崽，瘦得几乎站不起来。人走近，它也不躲。次丁和朋友很快意识到，它快饿死了。
　　他们用衣服把小雪豹裹起来，抱上车，一路开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联系工作人员。后来，小雪豹被送去救治，20多天后重新放归山野。
　　也正是这一次雪豹救助，让次丁结识了我国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后来很多年，奚志农一次次来到昂赛，把次丁带进更广阔的世界。
　　过去，次丁不会说普通话，更不会调相机参数，只会用自动档拍摄。跟着奚志农外出拍摄，他总是背着相机默默跟在后面，也一点点地学普通话。
　　曾经，关于三江源的影像，大多来自外来的摄影师和科考队；如今，越来越多生活在这里的人开始记录自己的家乡，牧民摄影师的队伍日益壮大。
　　后来，次丁和家乡的摄影师伙伴们参与了纪录片《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的拍摄。镜头里的雪豹、山谷和河流，都来自他们熟悉的土地。作品斩获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导演奚志农在领奖时说，这几位牧民摄影师是“我们电影团队中最重要的成员”。
　　语言不通、地域不同，挡不住人们对于美好自然的共同向往。在这一过程中，镜头成为跨越隔阂的“语言”，悄然改变了江源牧民的自然观。
　　作为“牧民摄影师”中的一员，次丁觉得：“以前我放牧的时候，看到动物，觉得跟我没关系，现在不一样了。”
　　随着国家公园建设深入推进，三江源生态系统持续向好。雪豹重现山脊，藏羚羊成群迁徙，越来越多曾经隐匿于高原深处的野生动物，重新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频频进入牧民的镜头里。
　　如今再看到受伤的动物，他会下意识去救；看到雪豹，他想拍下来；经过山谷时，他会留意有没有垃圾、有没有新的脚印。
　　现在次丁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摄影，其实是很花钱的，相机需要维护，出去拍摄需要费用。遇到困难时，他也会向亲戚朋友借钱。
　　但他还是想一直拍下去，想把昂赛的山、水、草原和雪豹一直拍下去，也想让更多人看见这片高原。
　　“摄影不是工作，”他说，“是我的命。”
　　很多年前，他只是一个在草原上放牧的孩子。那时候，他经过雪山，看不见雪豹。
　　现在，他开始一点点看见了。


　　当越来越多关于雪豹、冰川和江源的影像被带出高原，三江源也开始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连接。越来越多来自高原之外的人开始沿着江河逆流而上，走向源头。
　　但对很多人来说，三江源曾经只是远在天边的地理概念。
　　1986年，杨欣第一次进入长江源。那时的他，只是一个喜欢探险和摄影的人。高原反应一度让他“后脑勺疼得像被木棒敲击”，可几天后，为了拍摄长江源头冰川全貌，他竟爬上了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
　 “第一次进入长江源我并没有想清楚以后要做什么，只是隐隐觉得，我还会再来。”杨欣回忆道。
　　此后很多年，他一次次重返长江源。起初是为了摄影、探险，后来慢慢开始关注冰川、野生动物和高原生态变化。他发现，原本洁净的河谷开始出现垃圾，盗猎越来越严重，一些草场也开始退化、沙化。
　　更让他意外的是，外界对于这一切几乎毫无概念。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于同一片高原。
　　1994年，杨欣在治多县第一次听说了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的故事。那时，索南达杰刚刚牺牲，这位环保卫士带着几名队员，在可可西里长期打击盗猎，最后牺牲在无人区。
　　这个故事给了杨欣很大的触动。他后来回忆，那是自己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保护江源，光靠记录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人留下来保护，再壮阔的源头，也可能一点点消失。
　　杨欣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长江源保护中。
　　为了在可可西里筹建索南达杰保护站，他义卖书籍、发表演讲、到处筹款。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需要靠朋友接济，才能继续把保护站建下去。
　　那时候，很多人并不理解。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保护藏羚羊；也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要为“没人去的地方”投入这么大精力。
　　2000年，索南达杰保护站终于建成。之后，杨欣却慢慢发现，仅靠少数人留在高原守护自然，远远不够。
　　冰川退缩、垃圾污染、水源变化……这些问题看似发生在高原，却最终都会影响下游。
　　“保护长江源不是青海一个地方的事。”他说，“下游每个人都和源头有关系。”
　　他也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既要保护好三江源，还要让更多人理解三江源。
　　2001年开始，杨欣组建的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正式启动志愿者招募，并实行一个月一批的轮换。这项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很多人第一次进入长江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长江源的冬天尤其难熬。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30摄氏度，风吹过保护站，铁皮房整夜都在响。高原空气稀薄，水管经常冻住，很多时候连洗脸都困难。
　　那时候，很多志愿者愿意夏天来，却没人愿意在冬天留下来。
　　为了招募冬季志愿者，杨欣后来想出了特别计划——“两个人的冬天”，专门招募情侣或夫妻一起驻守长江源保护站，巡护、捡垃圾、记录野生动物，在漫长寒冷的冬天里相互作伴。
　　原本只是一次“没办法的尝试”，后来却意外火爆。高峰期“两个人的冬天”，平均100个申请者里只录取1个人，名额很紧俏。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保护“中华水塔”从专业领域的议题，逐渐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命题。曾经遥远、高冷的江源大地，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源头，而是不断进入公众日常认知的生态空间。
　　雪山草原的影像出现在电视荧屏上，雪豹与藏羚羊走进手机屏幕，关于三江源的知识进入课堂教材，也出现在地铁站、公交站的宣传栏里。
　　江源不再遥不可及。
　　在这种持续的“可见”之中，“守护源头”逐渐从少数人的行动，转化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意识。
　　现在来的志愿者，有人原本只是普通上班族，有人是大学生，也有人从没到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来到保护站之后，他们开始捡垃圾、记录野生动物，也第一次真正理解“源头”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第一次在长江源看见冰川，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每天使用的水，可能就来自高原深处的雪山与湿地。有人离开高原后，开始长期参与环保，也有人从此每年回到长江源。
　　人们一旦真正站在源头面前，很多观念会自然发生变化。“以前大家总觉得环保离自己很远。”杨欣说，“但当你真的看到冰川、看到河流，你会知道，源头和每个人都有关。”
　　回过头看，这些年无论是建设保护站、组织志愿者，还是发起“两个人的冬天”、布局长江主题邮局，杨欣始终在做同一件事——让更多人看见源头。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从各求坚守黄河源、肖虹守护草场，到次丁记录雪豹、杨欣连接源头与公众，在国家公园建设中，一个个守护故事，见证了系统保护、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实践，也见证了守护“中华水塔”的磅礴力量。
　　从守护一株草、一滴水、一只雪豹开始，到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三江源国家公园所探索的，不只是高原生态保护之路，更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份贯穿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正在国家公园建设的实践中不断生长。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实践价值已超越区域和国家层面，其形成的整体保护理念、制度化治理路径和价值引领模式，为完善全球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国际生态治理合作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
　　国家公园建设没有完成时。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仍在不断生长，黑土滩治理、野生动物监测、水源涵养……关于高原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和破解。
　　而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那种一度疏远的连接，需要慢慢重新建立、不断巩固。
　　这份扎根高原的坚守，没有止于一代人，而是在言传身教中走向下一代。
　　如今，各求开始带着正在上小学的外甥索南多杰一起守护三江源。放学回家后，索南多杰也会学着大人的样子去捡垃圾、查看草场，再让父母拍视频发给舅舅：“舅舅你不在家，所以我来捡垃圾了。”
　　屏幕外，风从黄河源吹过草地。远处，河水正慢慢流向下游。
　　　　 （海报设计：陈琰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