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伟 白玛央措

　　“存心耿直不拜无妨，举念奸邪烧香无用”——湟水河畔，青海省西宁市土楼观飞檐下的楹联清晰醒目。让人奇怪的是，明明“不求香火”，殿前香客却排起长龙。好奇心驱使记者上前询问，得知殿内供奉的是西宁城隍——东汉名将邓训。
　　邓训（40年―92年），字平叔，南阳郡新野县（今河南省新野县）人，东汉名将，历任护乌桓校尉、张掖太守、护羌校尉，屡挫乌桓、羌胡。护羌校尉是邓训最后一职，任职所在地为今西宁市。他于88年临危受命，92年冬因病死于任上，时年52岁。
　　邓训，何以由人成“神”？翻阅史书、资料发现，史家对其记述颇有些惜墨如金，但寻访河湟百姓，却能在口口相传中勾画出邓训形象。更让人感慨的是，邓训仅仅在这里戍卫4年，却被世代传颂、供奉。这背后，究竟是为什么？


　　青藏高原东北部，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湟水河，自西北流向东南，与北部大通河汇合后，于甘肃省兰州市汇入黄河干流。巨大高差形成的湟水奔腾之势，与南部黄河共同冲刷出一片肥沃的土地——河湟谷地。
　　远古时代，这里便有人类活动，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如今，河湟之水依然滋养着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甘肃省兰州市等重要城市。
　　这里自古是拱卫河西走廊、通疆达藏的战略重地，有着“海藏咽喉”之称。汉武帝时期，在河西地区列四郡据两关，后逐步控制河湟谷地，并一步步向西域发展。
　　谈及这片土地，不得不先提一位西汉名将——赵充国。
　　汉宣帝时期，河湟地区诸羌变乱，年过七旬的赵充国临危受命，驻守河湟，征讨变乱。此后，老将军提出“顺天时，因地利”“罢兵屯田”的《屯田策》，为青海东部纳入郡县体制奠定了基础，也让河湟地区一度呈现“郡中乐业”的繁荣景象。
　　赵充国安羌定边，功垂千古。然而，西宁城隍之位缘何归于邓训？
　　如果说赵充国的功绩如巍峨高山，重在保境安民，护一方疆土，那么邓训的功业则似潺潺溪流，润物无声，专注于安民，因此被百姓口口相传，铭记于心。赵充国以屯田固边奠定制度框架，邓训则以柔性治理化解民族隔阂，二者形成“刚柔相济”的治边双璧。
　　青海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程起骏在《邓训安羌抚民被后人奉为西宁城隍爷》一文中写道，邓训任护羌校尉是临危受命。之前的护羌校尉多以征缴为主，视羌胡为异类。其中，邓训前任护羌校尉张纡更是诱杀了投降的烧当羌首领迷吾800余人，引得众羌大动，谋欲报怨。邓训出任护羌校尉，分析诸羌叛乱原因，力争以抚为主的政策，恩威并重，努力化解各族之间的矛盾，河湟地区的形势逐渐缓和。
　　不仅如此，邓训担任护羌校尉时，还改变了羌人的患病后自戕旧习，挽救了大量百姓性命。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重兵死，恶疾终”，所以每当有人病危，就会选择用刀刺死自己，结束生命。邓训不忍百姓因这样的习俗失去生命，于是派出医生，为羌人治病。对于那些病重的人，即便他们反抗，邓训也坚持派人将他们捆绑起来，强制治疗。起初，百姓不理解邓训的做法，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邓训的帮助下痊愈，大家渐渐明白了邓训的良苦用心。
　　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湟水流域的羌人村落发生一场大瘟疫，疾病如洪水猛兽般肆虐，无数人被病痛折磨，生命垂危。邓训得知后，心急如焚，亲自指挥抢救工作。他命人架起数十口锅，按照他指点采集的草药，日夜熬煮。当一碗碗冒着热气的草药汤送到病人手中，奇迹发生了，病人服药后，瘟病逐渐消退，大家都将邓训视为救命恩人。而那味在这场瘟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草药——西羌活，也因邓训拯救羌人生命的义举而得名，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他对老百姓好，所以老百姓信他。”这也是记者寻访邓训其人时，一些知道邓训故事的人给出的答案。


　　土楼观位于西宁市北山南坡，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悬空道观，石窟凿于山巅，殿宇沿坡底层层而上，设计奇巧。它始建于北魏明帝时期，最初是北禅寺，后来随着道教盛行，逐渐成为道观。如今，这里佛儒道并存，升腾弥散的香火在空中交织，形成了一幅独特而和谐的画面。游人到此，仿佛忘记了信仰的界限，他们心中信奉的，或许只是对善良、正义的追求。
　　邓训对人的爱，没有界限。他之所以能受到各族群众世代供奉，正是因为他摒弃了“他者”的视角，真心实意地对待每一个民族。他对羌人充满感情，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同时也将汉文化引入河湟地区，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河湟地区，自古就是汉、藏、回、蒙古、土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邓训到任时，面对的形势更为复杂。但他没有将少数民族看成异类，而是一视同仁，深入分析诸羌叛乱的原因，力主以抚为主的政策，始终坚持“以德怀之”，以恩信取民，恩威并重，努力化解各族之间的矛盾。
　　当时，羌人不敢攻打邓训，反而将矛头指向了对汉羌争斗作壁上观的小月氏胡。有人提议利用羌胡相斗，坐收渔翁之利。但邓训当场严厉批驳了这种提议，他认为这样做违背仁德，毫无道义可言。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打开城门，接纳小月氏胡妇孺，为他们提供住所和食物。
　　这个决定在护羌校尉府引发震动，却让小月氏胡看到了不一样的汉官。从此，小月氏胡人一心归汉，他们对邓训感恩戴德，组成了“义从胡”（自愿归附汉朝的胡人骑兵，取“义气相从”之意）骑兵队，跟随邓训保境安民。至于逃至塞外的羌人，邓训也没有放弃。他不断派人前去说和，还主动接济粮食，用自己的诚心打动他们。在邓训的努力下，不少羌人部落纷纷放下武器，归附于他，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院长先巴说：“作为地方官，邓训身上这种胸襟与大勇是各族百姓供奉的内核。”从史料中可以看到，东汉以后，尤其是少数民族在河湟地区建立吐谷浑、南凉、青唐政权期间，官方对邓训的宣传很少，但在明朝弘扬城隍文化时，百姓又将邓训从历史中请出来，作为城隍供奉。这充分证明，一个心中时刻装着百姓的官员，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百姓的心中。
　　当然，邓训的爱并非毫无原则的纵容。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丁柏峰认为，面对反叛势力，邓训展现出了杀伐果断的勇气。他深知，“恩不济，威不立”，只有恩威并举，才能真正维护地方的和平稳定。他一方面爱民如子，关心百姓的疾苦；另一方面，对反叛行为毫不迟疑地进行打击，在当地树立起崇高威望。
　　在西宁市湟源县丹噶尔古城，那座修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城隍庙中，邓训塑像两旁挂着一副对联：“沐风栉雨洞察民情，废寝忘食纵理曲直。”寥寥数语，正是后世百姓对邓训功绩最真挚的感怀，也是他一生为民操劳的真实写照。


　　城隍是人不是“神”。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城隍庙成了一座座城市文化传承的载体，以及人们纪念当地有功绩官员的特殊场所。当人们真正走进城隍庙，深入了解城隍文化，就会发现，其内核并非神灵崇拜，而是一个“仁”字，是对那些心怀仁德、为民奉献之人的敬仰与缅怀。
　　“城隍”二字，最早出自《易经》的“城复于隍”，“隍”指的是围城无水的沟堑，二者合起来，代表着城与护城的沟堑。西汉时期，城隍由物变成了神，成为一个地域的保护者。到了唐代初期，对城隍神的祭拜被正式列入国家祭典。宋代时，城隍已遍布天下，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隍神并非虚拟的偶像，每个地区都会将对当地有重大贡献的名人奉为保护神。比如郑州的城隍纪信，在荥阳围困中，为挽救刘邦，毅然牺牲自己，被项羽怒焚，百姓感念他的忠烈，尊推他为郑州城隍；北京的城隍杨椒山，明嘉靖年间任兵部员外郎，刚正不阿，曾代表民意弹劾权奸严嵩，历数其十大罪状，深受百姓敬仰，被推崇为北京城隍；杭州城隍周新，生前为明御史大夫，为官清廉，主持正义，因惩治贪官得罪权贵被陷害致死，百姓将他奉为城隍；绍兴的城隍庞玉，初为隋将，归顺大唐后任驻越州总管，平时宽厚仁慈，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死后被绍兴百姓尊为城隍。
　　邓训，同样以自己的仁德与功绩，赢得了百姓的尊崇，成了西宁的城隍。《后汉书·邓训传》记载，邓训去世后，每天早晚来哭吊的人多达几千。听说邓训去世的消息，他们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哭喊着：“邓使君没了，我们也和他一块死去罢了！”于是，家家户户为邓训立祠位，每当有人生病，就会在邓训祠位前祷告求福，希望能得到他的庇佑。
　　口口相传、家家立祠，邓训其人从未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随着城隍文化兴起，青海当地百姓将邓训奉为城隍爷，供奉在城隍庙的主殿上。西宁城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讲解员青禾说：“城隍文化的精华主要在于城隍神。城隍神以在当地历史上具有影响或有巨大贡献的清官、功臣及英雄人物为原型。各路城隍神皆是人不是神，对城隍的崇拜也是对忠烈的纪念。”城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是凝聚民族力量的传统文化之一，是民间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都说了解一座城，要去看看那里的博物馆。而城隍庙中的故事，同样是这座城市的宝贵记忆。如今的湟水河畔，回族的馓子香混着藏式酥油茶味飘在市集，土族的安昭舞与汉族的社火在广场交织。这或许就是邓训当年最想看到的图景，不是壁垒森严的边疆，而是人心相通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