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扎丽努尔

　　第一次“见”王蒙先生，是在《这边风景》的书页间。1963年，王蒙远赴新疆，在新疆生活了16年，其间，在伊犁农村扎根6年之久。这本书正是以他的这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勾勒出一幅饱满生动的新疆民俗画卷。
　　“这位异乡客，何以能如此深入地‘融’进那片土地？”这是采访前我对他最大的好奇。
　　真正见到王蒙先生，是在专访当天。一句带着笑意的维吾尔语问候：“美丽的女士”，先声夺人，瞬间消解了初见的局促。王蒙先生今年91岁了，但精气神十足。简单寒暄后，话题从新疆切入，我们聊到文学、再聊到人生。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在热烈的气氛中，悄然延至2个小时。
　　我开始的疑问也在他的一言一语中逐渐寻得答案。
　　王蒙先生很谦逊，他将“学生”作为他人生的关键词。“我终身是学生”，他这样讲。刚到新疆不久，他从字母开始系统学习维吾尔语，捧着课本请教当地农民，苦练发音。他说：“一种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种生活的韵味，是一种奇妙的风光。”
　　语言的习成，是他“融入”的第一步。
　　熟通维吾尔语后，先生参加丧葬乃孜尔、歌舞聚会、倾听家长里短，甚至加入到男人们的喝酒侃山，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词带双关的戏谑中深入理解语言承载的传统、幽默与智慧，实现了他所期望的“与新疆各族人民打成一片”。
　　王蒙先生对生活细节有着近乎本能的敏锐。“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他一边比划着动作，一边饶有兴致地说，“我们缝扣子，针向右外侧拉，而当地人是往左肩方向内侧拉。”
　　类似的细节在《这边风景》中并不少见，从乌甫尔打钐镰收割苜蓿，到阿卜都热合曼抖毡子、再到米琪儿婉和雪林姑丽打馕。他像一位“本地人”一样，将边疆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嫁娓娓道来。正如王蒙所述“我在新疆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把这个地方视作出生地”。这些描写绝非浮光掠影的浅层记录，而是对真实生命体验的定格；不是简单的写作素材堆砌，而是他用心扎根土地、与这里的百姓深度相融的有力见证。
　　用心感受、去共情、去热爱。
　　谈到自己的写作缘起，王蒙先生在采访中两次提到“热烈”。“热烈”一词背后是他对笔下事物的情感共振。
　　一次是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在北京，青年人在工作之余，“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唱歌跳舞”。他说，“这种热烈在人生当中是很难得的，并非每日可寻。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新生活的开始写下来。”于是，便有了第一部作品《青春万岁》，这一年，他19岁。
　　另一次“热烈”，则深植于新疆岁月。先生说新疆的歌舞是热烈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优美动人、民族风情浓郁的新疆歌舞就曾在全国风靡一时。“我们尽情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王蒙即兴哼唱起解放初期维吾尔人民用木卡姆曲调创作的新中国颂歌。先生说新疆人民是热烈的。在那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王蒙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便在生活拮据、以粗粮为主的年代，他们也坚持用珍贵的“白面馕”和淡茶款待他。这份质朴而浓烈的情谊，连同那片土地的热歌热舞、火热生活，都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正是这份对“热烈”的感知，驱动着他主动拥抱语言，潜入生活肌理，成为其“融入”的内在引擎。
　　他将这些独属于生命的炽热体验，定格在文字之中。王蒙先生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长河，他与共和国发展历史相伴、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作品，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如今，先生依然笔耕不辍，每天阅读、写作、锻炼，甚至坚持游泳。今年上半年，他出版了新书《诗词中国》，发表中篇小说《夏天的念想》，他的《品读聊斋》也将出版。
　　告别王蒙先生，再回望那本《这边风景》。书页间的边疆风情依旧鲜活，但书页外的王蒙，形象却更加丰盈、立体——一位终身求索的“学生”，一位扎根大地的作家，一位永葆“热烈”的生命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