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际根

　　3200年前，中国历史进入商王朝后期。一名被称为“妇好”的女子，活跃在政坛。她巡察收成、主持祭祀、接待政要、领兵征讨。勇气、智慧，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妇好，是中国考古学“认出”的最早一位称谓明确、事迹清晰的真实人物。我们今天能如此细致地描述这位上古人物，皆因一位现代女学者——郑振香。
　　郑振香，1929年生，河北东光县人。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博物馆专科。两年后北大院系调整，她转入考古专业。1955年成为这所中国著名大学的研究生，攻读商周考古。1959年郑振香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入所后，她先是在河南洛阳、郑州等地参加田野发掘，随后转入该所安阳考古工作站，从此再未离开过殷墟事业。
　　安阳，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这里曾经是商王朝后期都邑，学术界称之为殷墟。1928年至1937年，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发掘。大量的商朝刻辞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被清理出来。
　　来到殷墟的郑振香，立即投入田野工作中。她将发掘地点选在殷墟遗址东部的大司空村。多年的历练，使郑振香养成了通过发掘解决学术问题的习惯。这次她思考的是殷墟的分期问题。对于殷墟这样的遗址，分期几乎是展开一切研究的基础。倘若分期不能解决，数百年的殷墟堆积便被“挤压”在一起，无法描述其形成过程。1962年至1964年，郑振香通过大司空村发掘，观察到不同时期商遗存叠层堆积的现象，并据此将这里的商代地层分为四期。而且，郑振香在大司空村观察到的地层关系在殷墟遗址具有普遍性，几乎能够代表整个殷墟的堆积历史。换句话说，基于大司空村建立的分期体系适用于整个殷墟。在郑振香的分期理论中，第一期早于第二期，第二期早于第三期，第三期早于第四期。每期都有自己的典型标本，总体与盘庚迁殷以后的二百余年历史相对应。此前，北京大学的另一位学者邹衡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考古资料，提出了有关殷墟分期的类似结论。两位学者的工作相互印证，直到今天，四期分期体系仍然是研究殷墟和商代考古的基石。
　　大司空村的分期成果，冥冥之中又关联着郑振香的下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1975年，郑振香将自己的田野工作安排在与大司空村隔河相望的小屯。她先是在小屯北地发掘了两座殷代房基，继而又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勘探显示，这是一座随葬品丰富、等级极高的贵族墓。于是她决定暂时收工，等来年准备充分之后再来清理这座墓葬。1976年春，郑振香再次来到小屯。墓葬打开的时候，她震惊了。墓内居然埋藏了210件青铜容器，加上大批兵器、工具等，青铜器总重量达到1.6吨。此外，还有750余件玉石器和数百件骨器。
　　这会是谁的墓葬呢？郑振香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墓内109件青铜器上的“妇好”或“好”字铭文。墓主会不会是甲骨文中频繁提到的王后“妇好”？
　　要判定墓主身份，必须先确认下葬年代，而且必须精确到王。因为甲骨文中有两位“妇好”，年代相差百年以上。凑巧的是，这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批陶器。虽然数量不多，却特征明显。陶器是墓葬中年代最“敏感”的断代器物。郑振香观察了这些陶器，立即想起当年大司空村的发掘。在她建立的殷墟分期体系中，墓中的陶器明显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既然是殷墟二期，则该座墓主人所在的时代，必是殷墟商王中年代距商王盘庚不远的一位。盘庚是商王朝的第20位国王，而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八代十二王留下的遗迹。核算下来，墓主人应该正是生存在盘庚的下一代，即第23位商王武丁时代的妇好。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郑振香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的学者开了一次座谈会。学者们围绕墓主人身份展开了论证。讨论过程十分热烈，但大家的结论却出奇一致：墓主正是商王武丁的王后。这是殷墟发掘史上首次发现没有被盗掘的王后墓。综合各种证据，郑振香认为“妇好”是墓主人的“专指”，“妇”是其身份，“好”（或“子”）是其姓。在商王的祀谱中，妇好被称为妣辛，“辛”是其在祀谱中的“庙号”。
　　一位沉睡3200年的伟大女性，就这样被另一位女性唤醒！
　　妇好的考古故事并未完结。
　　1989年，花甲之年的郑振香仍然坚守在田野一线。命运让她继续与妇好结缘。这一年，安阳殷墟博物苑为扩建办公场所，在妇好墓东部约300米处征地。郑振香按照惯例，在征地范围内布方发掘。这次发掘持续了两年，结果清理出一处四合院——郑振香将其编号为54号基址。当郑振香发掘这座四合院的主殿基址时，在一处台阶下方清理出1件青铜盉，进而又发现多处有随葬陶器的祭祀坑。这些陶器居然又是殷墟文化二期的产品。再打量那件青铜盉，上面赫然有“武父乙”三字。在甲骨文中，武丁的父亲死后谥号是“小乙”。祭祀坑是殷墟二期，铜器上有“父乙”称谓，足可证郑振香发掘的这处四合院是武丁时期建造。这座建筑大概率是当年妇好和武丁并肩而行的宫殿。
　　郑振香的学术贡献，当然不止于妇好墓的发掘和研究，但她主要的发掘工作的确是围绕妇好展开。两位女性跨越三千多年，在殷墟结下了长达三十年的田野考古情缘。郑振香为这个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奉献了极其重要的资料。通过妇好墓的发掘，我们关于商王朝的认识变得有血有肉，生动而富有细节。
　　我写作本文的时候，是郑振香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再过四个小时我将搭飞机从深圳前往北京。这是参加郑振香先生的告别仪式的专程之旅。心情沉痛，难以言表。
　　郑振香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她对我的指导，从来不是漫无边际的侃侃而谈，而是关键处的悉心指点。郑先生原本打算让我在殷墟外围的渔洋村找个遗址发掘，然后整理资料写论文。我理解，郑先生的意思是想让我经历独立整理资料的全过程。但最终郑先生还是决定让我研究殷墟与郑州商城的关系，于是便有了1993年我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的《殷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以及后来《考古学报》上的《中商文化研究》。可以说，没有郑振香先生指导的论文，便不会有我后来提出的“中商”概念，甚至可能不会有洹北商城的发现。
　　至今我还记得在安阳向郑振香先生请教问题的细节。我记得冬日里走进郑老师在安阳考古队的宿舍，看到简易的木板床上叠着的那床略显干硬的被子。那张笨重而斑驳的书桌上，成片脱落的朱漆，桌面粘着的蜡烛残迹，都在告诉我老师前夜曾秉烛而读。望着单薄的砖墙，我甚至能感受到夜幕来临时，穿过缝隙呼啸而来的刺骨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