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走进长峪城，它又恢复了安静祥和的模样。犹记得正月十五那日，当天光落幕、彩灯亮起，长峪城村的灯会迎来高潮。
　　秧歌、锣鼓、旱船，社火队伍从村委会出发，沿着公路巡游贺岁。队尾扮演“县令”的最威风，坐在一根杠子上，一路“查街”，逗得众人发笑。
　　等到远山只看得清轮廓的时候，男女老少便涌入“九曲黄河灯阵”转灯祈福，古寺里的戏台上，老戏骨们也“咿咿呀呀”起来。
　　这是一座地处北京市昌平区西部群山深处的古村落，2013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上一次它这么热闹，还是20年前。


　　在37岁村支书陈明哲的记忆中，长峪城正月里的“九曲黄河灯会”在十里八乡颇有名声，后因种种原因，灯会一度停办。去年接任村支书后，他决定恢复这一传统。
　　九曲，即用木杆扎成弯弯曲曲的道路，有出入口，形成如“迷魂阵”一般的“灯场”。每根杆上点一盏灯碗，共三百六十余盏，中心竖起一根高达七至十米的灯杆。人们转至中心灯杆下，“摸摸老杆，祛病延年”。
　　并非地处黄河流域，“九曲黄河灯会”却在长峪城流传至今，这与五百多年前的一场迁徙有关。
　　长峪城地处北京西北太行山东麓与燕山交汇处的山口地带，是民间俗称的“大风口”。两山夹一沟的地理特征让这里成为天然的军事防御隘口。明代，来自山西、陕西等地的将士背井离乡，到此戍边屯田。
　　村志显示，明代长峪城驻军三百至五百人，同时有军人家属、逃难群众居住。正德十五年（1520年），居庸关总兵指挥修建长峪城旧城，后被洪水冲毁，50年后，又在旧城南侧建新城。
　　如今，大部分城墙早已坍塌不见，但新旧两个瓮城尚存。旧城城墙遗迹绵延至东西两侧的高山上，形似一双挥动的雁翅。
　　再往北，一段明长城在千米高山上蜿蜒，昌平区海拔最高的明长城敌楼“高楼”便坐落于此。
　　因军成城、因堡成村，来自黄土高原的游民栖居于这群山深处，生生不息。清代失去边关功能后，驻军撤离，百姓迁入，关城逐渐演变成自然村落，延续着烟火与文明。
　　“山陕来的军民，把梆子戏也带过来了，久而久之地方化，形成了山梆子戏。”罗世民是长峪城山梆子戏班的老班主，主攻刀马旦。他自小随爷爷学戏，如今已年过古稀，还热衷于张罗戏班的事。他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脚下的一方老戏台。
　　在长峪城新旧城之间的山坡上，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永兴寺，寺的前院有钟鼓楼，后院有古戏台。戏台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前台唱戏，后台化妆。
　　山梆子戏，明永乐年间就已形成，戏班则始于19世纪末，是长峪城活着的历史。
　　《登殿》《汴梁图》《断桥》……老祖宗传下来的剧目仍在传唱。2020年，山梆子戏被评为昌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社火、转灯阵、听大戏……从正月十四到十六，平日里不怎么出声的长峪城，抖出了“家底儿”，吸引约1300名游客。
　　这个数字，是村子里常住人口的十倍。


　　在社交媒体上，长峪城常与户外徒步联系在一起。灯会期间，有游人从八十多公里外的北京城区自驾过来，白天在山野中消遣时光，晚上在村庄里感受风俗。
　　然而，自古作为兵家必争之地，长峪城虽被大山环抱，这里的先民却不享有偏安一隅的命运。
　　若要问起村民们长峪城的起源，不少老人会从更久远的杨家将讲起。相传北宋时期，土匪王百万盘踞于此，村庄民不聊生，杨六郎到来后，铲除了王百万。至今，村里还保留着杨六郎安营扎寨的遗迹——“六郎城”。
　　实际上，老人们也知道，这类故事多为附会。但保家卫国的烽火传奇口耳相传，总是符合一个关城的气质，如同山梆子戏中，总不缺英雄儿女。
　　长峪城可考的历史，其实比这些英雄传奇还要波澜壮阔。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沿平绥路西进，企图占领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北，长峪城不远处的南口，便是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门户。
　　8月8日，南口战役爆发，历时近20天。据《长峪城村志》记载，中方死伤三万余人，日方死伤一万余人。中国军人阻滞了日军西进南下的计划，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华的妄想。
　　长峪城就是这场战役的战场之一。
　　戏班前板胡乐师牛春田回忆：“山上高楼那里，尸体堆成山，鲜血流成河。”这座敌楼上，密密麻麻的弹孔至今清晰可见。
　　那时，山梆子戏无奈停演，但戏中的千军万马、忠奸善恶却在现实里上演。
　　老班主罗世民的太爷爷罗忠义曾是戏班里的大衣箱官，“一次，他听说鬼子要来，便放下手中的活，不顾一切跑回家中，抄起被单，跑去戏楼将值钱的戏衣包裹起来，藏在了山洞中”。
　　守住城、守住家、守住戏，还有人，在守住一种精神。
　　61岁的陈万会住在40公里外的阳坊镇，从事丧葬业。近15年里，除了跑业务和探亲友，他回长峪城老家还有一个目的。
　　“我来看看牺牲的中国将士。”
　　旧城以北的水库下方，是不少人登山徒步的起点。2012年清明，陈万会与友人在此立碑，上书“抗日英魂”“永垂不朽”——这里也是通往昔日战场的起点，沿着步道攀登，便可到达当年的骡子圈、老虎头战场。
　　同年夏天，明长城上出土一具中国战士遗骸，陈万会和友人将其成殓，葬于青山。为此，他和友人花了四个小时，把一块120斤的石碑送上山，立于埋棺处。
　　碑上刻着：致无名英雄——长城卫士，长城儿女敬立。
　　如今，这片昔日的战场被更多人称作“黄花坡”，每年7月中下旬，这里开满黄花，多雨的年份花期会推迟十天。
　　陈万会说，1937年正是个多雨的年份，或许黄花见证了长峪城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久违的灯会，让长峪城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也让长峪城人重拾起乡土记忆。
　　“小时候我最喜欢凑到戏台跟前，看我妈、我姨演出。”37岁的左玉新自上大学后，就不怎么看村里的戏了。她在50公里外的沙河镇工作定居，平时很少回家乡。
　　左玉新的姨妈牛春芝是台上扮演王宝钏的青衣，24岁第一次登台的她如今年过花甲，嗓音依然清亮。
　　“很多年没见这么多人来看戏了。”在牛春芝印象中，20世纪80年代是山梆子戏繁盛的时候，回回演出举村来看，还吸引许多外村人。长峪城的山梆子既有山西梆子的高亢，又近似河北梆子的曲味，戏腔据说能在戏台十里外听得清楚。
　　过去，山梆子戏能从正月初三唱到二月二，此外年中遇上庙会、九九重阳节等也会上演。然而，这次灯会过后，戏班里的人，还不知下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
　　和众多乡村一样，长峪城村也面临着老龄化、空心化的问题，人们担心，它承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民俗免不了愈发沉寂。
　　“戏是长峪城的魂。”老班主罗世民说，长峪城人从小看戏，几乎村里人人都能哼上个几段。戏能成风化人，村民们从红白脸的角色之分中悟出了是非善恶，让长峪城的民风有口皆碑。
　　如今，戏班里的“老戏骨”们平均年龄已过六十，农村人口的流失使戏的传承出现断代危机。村里青壮年们都去平原地区的城镇谋生，随着一些老人相继离世，戏班后继乏人。
　　“2018年戏班里还有28人，去年就剩19个了。”罗世民很无奈。
　　45岁的邱震宇是戏班里最年轻的成员，也是唯一一个从小就拜师学戏的年轻人。小时候放暑假，邱震宇在水库边帮家里放牛，戏班里的乐师见他无聊，便教给他吹唢呐的手艺。
　　元宵节那晚，邱震宇从40公里外的居住地南口镇赶回来，演奏武场乐器，即锣、鼓等。老戏骨们在台上比画出肌肉记忆里的一招一式，吃力的样子也让他尝到了心酸。
　　“几百年的戏，不应该断了。”
　　2020年，邱震宇牵头成立了戏班的青年社，吸纳了十余名在村外务工的年轻人向罗世民学习唱戏，力图解决山梆子戏的传承问题。镇政府、村委会也在想办法，让长峪城的戏走进校园，培养可能的传承者。
　　这几年，罗世民将口口相传的戏谱一出出地写了下来，手绘了封面，影印成册。邱震宇拍摄了每出戏从扮相到演出的细节，存满三个手机。工作之余，他仍保留着吹吹唢呐、练练嗓的习惯。
　　邱震宇说，等他退休了，他一定会回到长峪城。“人回去，戏就回去了。”
　　在乡愁的罅隙中，长峪城找到了它存在的方法。
　　元宵灯会里，还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一听说今年正月长峪城村要“大办一场”，他们纷纷从远方回来，扭秧歌、跑竹马、转灯场、听大戏。
　　长峪城的厚土，依旧是他们的摇篮。
　　（本报记者陈钟昊 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