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几位乡村干部向记者吐槽了三件“荒唐事”。
　　一是村干部接到任务推广某款政务App，有关部门还要考核下载注册率。而当地农村留守老人多、青壮劳力少，一些老人连智能手机都没有，村干部很难完成任务。刚开始，一些村干部找村民要来手机号，帮他们挨个注册，后来村民对此也很反感，就有村干部自掏腰包找到专业商家，花钱完成下载和注册的任务，久而久之，竟然“催生”了一门生意。
　　二是有地方为了提高辖区商业主体数量，给村干部摊派营业执照办理指标。村干部只能找村民说好话，动员他们办理营业执照，可笑的是，少数村民本身并没有经营活动，也被拉来凑数。由于办理营业执照需要身份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一些村民对此十分反感。
　　三是有村庄为了方便完成上级各项任务，一些“公益岗”和“配合户”几乎成了村里的“专业”演员。凡是需要群众参与的活动，比如政策宣讲、志愿活动，都找这些人配合“演出”、拍照留痕。长此以往，很多本来有实效的活动，也都成了“走过场”。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复读式”开会、“打卡式”调研、“挂牌式”服务、“表演式”留痕、“教条式”评比、“表态式”工作等形式主义问题，曾是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反映强烈的痛点问题，不仅挤占基层干部的时间和精力，也消耗基层的物力和财力，导致“政策空转”“执行空转”“责任空转”的歪风邪气。
　　但从村干部的吐槽中可以看到，吐槽对象已经从开会填表、检查评比等折腾基层干部的事项，蔓延至推广注册、出席凑数等折腾群众的领域。这种由上而下传导至基层的乱作为、假作为现象，更加令人忧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45000余件，其中占比最高的问题类型是，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占查处总数的86.9%。而“文山会海反弹回潮，文风会风不实不正，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的查处问题数量共310件。
　　面对形式主义屡禁不止，一些乡村干部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由“反感”到“适应”，再到“迎合”。甚至少数干部习惯了形式主义显身手，相信“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演得好”。
　　剖析一些地方形式主义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从工作传导方面看，上级决策时，部分部署安排过于功利，目标过高，贪大求全，一些执行者明知完不成任务，只能投机取巧搞形式，涂脂抹粉出成绩。中间流转时，一些干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惯往下压任务，向上表功绩，但又不愿真抓实干，只能用形形色色的报表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包装掩饰空洞无物的内容。基层落实时，抬头都是上级，身后顶着问责，明知事不可为，却又人微言轻，唯有俯首干活，应付交差了事。
　　从责任分担方面看，一方面，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客观上能规避责任。“事事建档报表，处处拍照留痕”等过程管理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一定程度上成为基层证明“我重视了，我落实了”的佐证材料，对上对下都有交代。
　　另一方面，形式主义能包装政绩。一些领导干部缺乏“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耐心，也缺乏“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不愿下苦功干事情，又想要赶时间出政绩，形式主义就会成为自然选择，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虚假创新便层出不穷。
　　从利弊权衡方面看，由于上级掌握考核和问责权力，对上负责成为部分基层干部的优选项。面对形式主义问题，一些基层干部也抱怨：“不是我想干，上级要我干，考评逼着干，你不能不干。”一方面，确实存在“形势所迫，不得不为”，另一方面，也存在“琢磨上级，投其所好”，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背后都有权衡利弊后的利益驱动。
　　“用人导向，决定干部作为。”要根治形式主义，仍要在健全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制度和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上下功夫，使干部在工作中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更好地统一起来，切断大搞形式主义的利益链条，通过用人导向来引导形式主义问题改善。
　　　　　　 （本报评论员韩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