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若辰

　　“我和二十几个村民被日军抓去了。我当时只有14岁，个子也小。有人训我们，说见到日本人要喊‘太君’，要弯腰鞠躬，不然就要杀头。日本人来了，别人都弯下腰去，把我露了出来——我腰板挺直，坚决不向烧了我们全村的日寇鞠躬。”

　　“我是家里的独儿子，就在心里使劲儿盘算如何脱身。一个日本兵把我叫出来，让我拉运他们抢来的东西。我一看，日本兵穿着皮靴，靴上还有钉子，而我穿着布鞋，这里又是石头山，跑起来肯定比大钉靴利索。瞅准机会，我撂下东西就往山里跑。日本兵追了好几里路，没追上我，还打了三枪，也没打中。”

　　“‘严传梅回来了！’十里八村都传开了。我不鞠躬、不喊‘太君’的事也传开了。在这之后，我就被派去侦察日军的布防情况，凡是有日本人出入的地方，我都想方设法去侦察情况。”

　　谁是严传梅？

　　直到去年在病中以为自己时日无多、拿出珍藏一生的皮箱，人们才第一次知道，这位已94岁高龄的老人，不仅仅是工作认真、受人尊敬的武汉大学离休干部，更是一位在淮海战役中荣立特等功，获得过“人民功臣”奖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的战斗英雄！

　　为了保家卫国，他15岁入党，16岁上战场，深入虎穴活捉汉奸，随时准备牺牲；

　　在淮海战役中，他以“现身说法”教育感化俘虏，为连队在减员严重的情况下迅速补充兵力、持续保持战斗力立下汗马功劳；

　　打仗落下腰伤，因为“当军官不能身先士卒怎么能行”，他转业到了高校，岗位不停“跨界”，他始终“得高分”，还善于给大学生讲党史，一讲就是一辈子；

　　如今，因为“自己老了不能再作贡献”，他给老伴留下必需的生活费后，把毕生积蓄交给了党。

　　这就是严传梅。

　　1926年，严传梅出生于湖北钟祥。从4岁起，父亲白天干活，晚上教他读书写字，母亲就在一旁纺纱、做鞋。1939年，钟祥沦陷。严传梅“除了偷和抢，什么能挣到生活就干什么”。

　　每次赶集，严传梅都去看拉洋片。“洋片放的是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严传梅闭上眼睛，那段生灵涂炭、悲惨屈辱的岁月仿佛又涌到眼前，良久，眼里淌出了泪。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拉洋片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严传梅睁开湿润的眼睛，接着说。

　　在地下党员的介绍下，14岁的严传梅加入了抗日十人团。这是中共党员发动群众抗日的组织，没枪可配，每个人往袜子里藏一把匕首，作为武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袜子。”严传梅说。

　　1941年11月，严传梅宣誓入党。新四军办的小学，让他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可战火的燎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我不能只顾自己读书，把侵略者打跑了，才能让更多人读上书。”1942年8月，严传梅放下书，拿起枪，当兵上战场。

　　说到枪，严传梅最“馋”的是子弹。1943年1月的一次战斗中，严传梅担任突击任务，可步枪里只有3颗子弹。连长毛世发说：“同志们，别看咱们枪里子弹少，敌人的枪里有75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就有子弹了！”战士们被连长这样激励，作战非常英勇。

　　子弹少，就要打得准。战士们只要有空就进行军事训练，用古代“神箭手”的标准练习瞄准，子弹要能“穿叶间”。

　　真没子弹了，就要徒手搏击。除了刺杀术、搏击术，战士们还要训练“自身保存隐藏术”，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首先要观察，哪里能隐蔽，哪里能掩护，哪里可能藏匿敌人，哪里可能遇到突然袭击。然后要考虑怎么打枪、怎么用刀……”这位95岁的老人滔滔不绝，岁月不曾泯灭抗日记忆。

　　“有人说当兵的都是大老粗，我不赞同。武术也是一种技术，怎么出拳出腿，打腰还是打腿，用膝盖还是用肘击，这一切如果不靠缜密又迅捷的思维，怎么能打倒敌人？”严传梅青筋盘虬的手紧握成拳，仿佛攥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严传梅从没给儿女讲过自己的战功，却反反复复讲过战友的故事。每次讲，都和着泪与叹息。

　　1943年，钟祥。严传梅所在的新四军游击队，离最近的日军仅3公里远，有时一天要打响好几次战斗。

　　战士们一个月吃一次肉。那天，是吃肉的日子，全班都围过来。严传梅的战友陆国安，刚夹起一块肉，还没放进嘴里，枪响了，敌人来了！陆国安放下筷子就冲上去，却再也没回来。他牺牲了。

　　“陆国安比我大两岁，是我的老乡，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家里还有一位老父亲。”严传梅语速变得很慢，“那口肉，他终究没吃进嘴里”。

　　严传梅出色完成过一次颇为传奇的行动。他带着4名战士深入日军据点，活捉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然后全身而退。

　　那个汉奸常引着日军到周围村庄扫荡、奸淫妇女，百姓恨透了他。严传梅见过他的面，主动申请执行刺杀任务。出发前，严传梅和战友们每人各带一颗手榴弹，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没打算活着回来。

　　那是1943年11月，据点东西长、南北短，有4条路可进出——老人记得很清楚。他们想方设法，巧妙地绕过了日军哨兵，捉住了汉奸。先把汉奸的嘴堵住，拿刺刀对着他，让他不要动，然后掳着汉奸轻轻往外转移。

　　一名哨兵发现了他们！危急之中，侦察通讯班班长孔传国给了对方一刀。听到动静，军营一片喧哗，严传梅和战友拾起倒地哨兵的枪，边打枪边撤离，撤出后，把一颗手榴弹投向了敌军据点。

　　锄奸之后，位于今天湖北荆门东宝区和钟祥交界处的北山革命根据地，安生了很长时间。

　　打跑了侵略者，严传梅又参加了淮海战役，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直属解放大队第二连连长兼指导员。在百余天的战斗中，第二连伤亡严重，却始终保持着一个连的战斗力，甚至打垮了敌军一个营。他，立了特等功。

　　彼时，敌军主要配备美式武器装备，地上坦克轮番进攻，天上飞机俯冲扫射。而我军的装备大部分是落后的老式枪。战士们往瓶子里灌满汽油，再备好炸药，专朝坦克的铰链投掷，来砍断“铁乌龟”的“腿”；行军时刻注意隐蔽，来欺骗“空中堡垒”的“眼”……战士们虽绞尽脑汁，但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伤亡很大。

　　一场硬仗下来，连队把俘虏集中起来教育。严传梅也不照本宣科，直接拿身边的战士当“教材”。许多战士都是解放区的农民，讲起自己翻身做了主人的经历。“我解放了，来当兵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解放！”

　　往往几番话，就说得俘虏们痛哭流涕，擦干眼泪，就说要加入共产党军队，要“报仇”。没有新军装，就扯个布条，写上部队、姓名，领上枪弹，立刻就上前线。

　　第十一旅属于主攻部队，战斗一旦打响就只能攻上去、不能撤下来，必须打到底。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补充兵员、保持部队战斗力就异常重要。打双堆集战役时，严传梅任侦察连连长兼指导员，他的连去了约140人，最后“初始队伍”只剩下约10人。但靠着解放战士，依然撑起了一个连的战斗力，一直打到战役胜利。

　　严传梅荣膺特等功，并获得一枚宝贵的“人民功臣”奖章。

　　渡江战役中，作为侦察连连长的严传梅，让渡江战士们用双手划水，使船只加速通过江面，降低中弹风险。经此重要一役，侦察连未受大的损失，严传梅的军功簿上，又多了一张“大功”奖状。

　　严传梅的档案里，记载着13次军功，但大部分奖章、奖状，都因过长江时战马牺牲、跌入江中，随水而逝。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拼来的荣誉“没了”，严传梅并不心疼。

　　“我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人，哪还在乎奖章丢没丢呢？”

　　严传梅总说自己是“该死没死掉的”。双堆集战役中，一天半夜，战士们挖工事，严传梅让一个战士往战壕里面站，自己在最外面站岗。那位战士却把严传梅往里面护，还打趣说：就你不怕死啊？“‘怕死’对我们当兵的来说，是最侮辱人、最难听的一句话。”严传梅当时一听，只好连连说，“好好好，你来站岗”。

　　结果，突如其来的敌机扫射，击穿了那位战士的生命。“本来应该我死的。”严传梅喃喃地重复着。

　　“我的通讯员、司号员都救过我的命，自己却中弹牺牲。他们推开我、用胸脯挡住我时喊的‘危险’，是我听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严传梅又一次老泪盈眶，“我是战争的幸存者，我替战友们而活！”

　　抗日战争时，严传梅经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淮海战役时反而吃得上饭，因为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

　　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支持与拥护。在严传梅的记忆中，还能看得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支前“板车大军”，听得到村庄里日夜响起的磨面声，闻得到烙饼香，“老百姓把饼包好，一刻不停送到前线来，饼到嘴边还是热乎乎的”。

　　“我们打胜仗，多亏了老百姓。人民就是江山，这话说得太对了！”这位老党员激动起来，“共产党永远不能忘了人民”。

　　由于“随时准备牺牲”，严传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才结婚，妻子余从智当年是一名女炮兵。“后年就是我们结婚70周年了，今年是我们相识70周年。我们俩一直很好。”铁汉心中亦有浪漫柔情。

　　在20世纪50年代的金门炮战中，严传梅的腰椎断裂，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到坑道里去”。打仗不到坑道里去？还准备活多久啊？严传梅这样想着，照样下坑道，落下终身风湿关节炎，并且再不能负重。

　　不久，已任团宣传教育股股长的严传梅，上级有意提拔其为政治部主任，当团级干部。严传梅诚恳地向组织说：不行。

　　“我有腰伤，不能负重。营级干部算是中层领导，直接面向基层战士，我不能身先士卒，怎么能行！”战功赫赫的英雄，说到这里满面羞惭。

　　1959年，严传梅不舍地脱下军装。转业时，能填报三个志愿，严传梅第一个写的是去新疆，因为“那里条件艰苦”；第二个写的是去河南平顶山，因为“那里有煤矿，能建设祖国”；第三个写的是服从分配。

　　组织考虑到余从智早已分配到武汉工作，将严传梅分配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并入武汉大学）。严传梅修了“武”，又开始修“文”。

　　在武水，严传梅主持过政治工作，负责过干部审查，当过档案科科长；后来校部党支部改选，他被大家选为支部书记，三年困难时期，还抓过食堂工作。后来调任农田水利工程系党总支书记，他协调学校资源，为地方解决了水患问题，泽被至今。

　　无论在哪个战场、哪个岗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试卷”，严传梅都力争“得高分”。

　　而自己功绩斐然的军旅生涯，随着仅存的军功状，一起被严传梅尘封在皮箱中，对妻子儿女也绝口不提。直到2020年病情一度恶化，严传梅才将皮箱托付给儿女：“这是我一生的纪念。”

　　只留下“纪念”，不留下钱——这位一双80元的皮鞋穿了十几年、和老伴旅游只住过一次三星级酒店就嫌“太奢侈”的老干部，给老伴留下生活费后，为武汉抗疫捐出3万元，又嘱咐儿女把其余全部积蓄交给党组织。

　　说到捐款，老人反而很惭愧，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够了。“这些钱，就是一点点心意，不知怎么，被大家知道了。”

　　严传梅曾在党史教员训练班中专门学过党史，还系统学过中国通史，善于结合现实，给同学们上党史课。直到现在，严传梅还会在自己所住的武汉大学职工宿舍内，给研究生讲党史。白发苍苍的“90后”和青春勃勃的“90后”，聊得津津有味。

　　今年“七一”，严传梅戴着眼镜，全程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听到这句话，严传梅高兴得直流眼泪。“我当年在云南巍山驻防时，老百姓挑着柴火去集市上卖，女的穿两件棕树皮，男的穿一件棕树皮。有户人家，没米没菜，只有一点甜面酱，全家老少一人舔一口。”严传梅说，“短短百年，天翻地覆！现在再去云南，想不到啊，发展这么快啊！大街上的姑娘小伙真漂亮啊！过去缺吃少穿，现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许多国家响应。这太了不起了，我心里太高兴了！”

　　几十年来，严传梅不提自己的战功，却把战友们的英勇无畏记得清清楚楚。许多战友牺牲了，严传梅替他们看到了如今盛世。“我想对他们说：你们没白牺牲，你们是如今幸福生活的奠基人！过去再苦，值得！再累，值得！”

　　采访最后，这位女儿眼中“非常了不起的父亲”、儿子心中“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郑重地对记者说：“我入党时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做到了。到了我这个年纪，回首一生，自己心里能过得去，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