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4岁的时候,高小毕业,家里就想办法让他参军。湘西很多青年都是走的当兵这条路,他能读到高小也算不错了。那时候的“当兵”和现在不一样,所谓的“兵”,其实是地方武装,换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就是军阀。

　　就这样,14岁的沈从文开始离家闯荡。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内心更为敏感,他在湘西的河面上观察船只,一看就是一天。两岸的吊脚楼、竹林以及峭壁,都让他出神。沿着江河行走,偶尔上岸,码头上又有各种让他好奇的故事。

　　那个时代的作家,大多数都是精英,都有着英美或者日本留学的经历,连在乐山的郭沫若,都想办法到日本留学。相比之下,沈从文所受的教育就少得可怜。他后来成了北漂,想考个大学念念,考试是口试,考官也认识,但是他仍一问三不知。最终,他打定主意,写他的农村,并成为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他的经历,给我们一种印象,似乎他真的没有什么“文化”。真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他在读高小的时候,字写得就很好,入伍后,靠“写字”吃饭,当然,不是写文章,而是抄写公文,他发现字写得好确实有用,于是就更勤奋地练习书法。后来,他成为了陈渠珍的文书,陈渠珍的偶像是王阳明和曾国藩,每天读书,就让沈从文管理一个大书房。那个时期,沈从文读了很多古代典籍。

　　事实上,沈从文在古代文化方面的造诣,可能比现在大学古代文学博士都要高。他刚当北漂的时候,在北京前门一带流连,看到很多文物,每天在那里揣摩。那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很多人认为这没有价值,但是沈从文是真正地喜欢。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写作了,沈从文转行做文物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写出《中国古代服饰史》,光这本书就能奠定他作为“学者”的地位。

　　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早年看待时间的方式。从14岁到20岁,他其实是处于半流浪状态,在湘西那片土地上到处走。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似乎是在浪费时间。等到20岁的时候,他突然下定决心,“拿自己这条命到外面的世界赌一赌”,于是就去了北京。20岁之前的他,处在一个半开化状态,物质生活上的困苦与精神上的敏感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独特的乡巴佬。

　　如果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看,他几乎是停止了成长。他的心智似乎不成熟,后来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但是,20岁之前的他,却又有着某种深刻的整体性:他喜欢音乐,喜欢绘画,喜欢书法。这些基本的艺术形式,他都没有专门学习,但却每天练习(也是一种玩)。他没有想过成为什么“家”,那只是他与自然和自己的内心沟通的方式。

　　这是一种蛮古老的应对时间的方式。“现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对时间进行了理性的分割。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每天分为“上班”和“休息”,后来又有了8小时工作制。为了应对现代工业体系,教育也开始细化。每个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合理利用时间,更理性地准备将来在社会上可能用到的知识。但是对沈从文来说,这些都不存在。严格说来,20岁之前的他,并没有这样的时间观念。他看待时间,仍然是日出日落,流水落花。他从自然中感受到了美丽与哀愁,他喜欢书法,就没日没夜地练字。

　　所以,我们最终才有了一个“整体的”沈从文,他去当北漂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和当时那个“现代”的世界进行对接。最开始的时候完全是游荡,胡乱看书,后来实在没钱了,才开始想靠写作谋生。当时的北京新文化圈,其实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圈,这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套路的“乡下人”,却因为其语言的活泼(没有规范)、想法的奇特(不多见)征服了徐志摩。

　　现代社会的教育已经非常完备,像这样在体系之外生活到20岁,几乎不太可能了。如果谁这么做,一定会成为新闻人物,社会把他看作异类,会检讨其父母教育的得失。即便是韩寒这样的人,可以不读大学,也要读到高中毕业。这种现代的、成体系的教育,确保大多数受教育者都达到某个基本的水准,理解现代时间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性地对待挫折,但是,却永远不可能有像沈从文这样的“赤子”了。

　　当然,这就是历史。我们没法回到那个时代,也不必回到那个时代。只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他对待时间的方式上学到一些东西,获得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更好地亲近自然,并且像他那样保留一份天真和美好,这倒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