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莉娟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抗日战争时期无疑是最为惨烈也最为悲壮的一页。那是一段被鲜血与硝烟浸透的日子，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然而，就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却上演了一场人类教育史上罕见的奇迹——一场为了保存文明火种而进行的大规模迁徙。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位移，更是一次民族精神的淬火与重生。当战火吞噬了华北、华东的大片河山，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浩劫。为了不让五千年文明的血脉中断，为了不让民族复兴的希望泯灭，百余所高等学府的师生们，背负着沉重的书籍与仪器，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迁的漫漫长路。这被后世称为“文军长征”的壮举，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篇章。这不仅仅是学校的搬迁，更是一场关于生存与尊严、知识与救亡的伟大抗争。在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正是这些倔强的身影，用他们单薄的身躯，在血火中迁徙，在废墟上播种，为中华民族撑起了一片不屈的天空，铸就了一座巍峨的教育丰碑。
　　这场壮丽史诗的记录者，是知名作家聂作平。他的创作之路，始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却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长达数年的精神苦旅。时间回溯到2016年，当时央视编导苏洋为拍摄一部关于竺可桢及其《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纪录片，邀请聂作平撰稿。正是这次合作，让聂作平接触到竺可桢之子竺安，并认真阅读了几百万字的竺可桢日记。那些泛黄纸页间流淌的，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一个校长在战火中对教育的执着坚守。这深深触动了聂作平，一个强烈的念头在他心中萌发：重走这条路，用脚步去丈量那段历史的厚度，用笔触去还原那段岁月的温度。于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开启。聂作平没有选择闭门造车，而是采取“手脚并用”的独特方式——一半在田野上走完，一半在书斋里写成。他不仅阅读了近千万字的史料、上百本校史与回忆录，更循着内迁师生的足迹，自驾穿梭于广袤的大地。聂作平的足迹遍布当年十所内迁大学的驻地。他在现实的废墟与遗迹中，寻找着历史的回响；在当下的阳光与风雨中，感受着先辈的悲欢。这种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写作手法，让《山河万里》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回忆录，更是一部充满生命质感的行走笔记。它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跟随作者的脚步，重新走过了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目睹了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身影。
　　在这部作品中，聂作平以细腻的笔触和宏大的视野，生动翔实地记述了十所著名大学艰难辗转的迁徙之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西北联合大学与国立浙江大学的传奇经历。西北联大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奇迹。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一个设立临时大学的纲要草案，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也就是后来的西北联大。然而，随着战火的进一步蔓延，一千多名联大师生不得不背着干粮长途步行穿越秦岭，在汉中这片土地上坚持办学。在汉中的8年时光里，联大师生们居住在简陋的茅草屋中，忍受着物质的极度匮乏，却创造出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成就，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在西北的黄土之上。而浙江大学的西迁之路，则更加曲折漫长。从1937年杭州沦陷开始，竺可桢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历经杭州西天目、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最终抵达贵州遵义与湄潭。这是一条长达数千里的漫漫长路，他们跨越了半个中国，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最终将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发展为民国四大名校之一。聂作平在书中不仅记录了这些宏大的历史轨迹，更深入到具体的空间与细节之中。他在贵州湄潭冒着春雨踏入浙大西迁陈列馆，那一刻，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在广西宜州，为了寻找浙大旧址“标营”的确切位置，他根据竺可桢留下的照片，最终发现了那道锈迹斑斑的铁门和竺可桢当年所立的石碑。这些具体的地理坐标，这些鲜活的场景描写，让那段遥远的历史变得触手可及，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亲眼看到了师生们在战火中跋涉的身影。
　　《山河万里》之所以感人至深，不仅在于它还原了历史的轨迹，更在于它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知识分子群像。聂作平采用了“以人带事”的叙事策略，将宏大的历史叙事，溶解在具体的人物命运之中。书中，王星拱、竺可桢、叶圣陶、孙寒冰、朱光潜、赵纪彬、陈嘉庚、萨本栋、黄侃等大师级人物，不再是教科书中冷冰冰的名字，而是一个个有喜怒哀乐的鲜活生命。王星拱执掌武大，坚持理论与应用并重，不仅主持创建了中国顶尖的细菌学与电离层实验室，更将学术力量注入乐山丝绸、盐业等民生工业，且礼贤下士，广纳英才。复旦大学的孙寒冰，既是身居要职的教务长，也是为真理而战的文化斗士，他创办黎明书局与《文摘》杂志，在思想界激浊扬清，被评价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文化战士”。而东北大学的赵纪彬，作为著名的哲学家与思想史家，却在困顿中展现出铮铮铁骨。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厦门大学的缔造者陈嘉庚。作为一位爱国华侨领袖，他以一己之力倾资兴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高等教育撑起一片天。他亲自为厦大定下的校训“自强不息”，不仅是他对学子的殷切期望，更是他本人在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甚至面临破产时，依然坚持“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的真实写照。这种毁家兴学的决绝与坚韧，与王星拱、孙寒冰、赵纪彬等人的事迹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生动注脚。
　　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大师，聂作平在书中还记录了许多普通师生鲜为人知的际遇，以及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充满温情的生活细节。他写到在吉安，竺可桢忍痛送别执意投笔从戎的长子，作为父亲的柔情与作为校长的坚毅，在那一刻交织成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在乐山，朱光潜在英诗课堂上泪流满面，那是因为诗歌中对美的追求与现实中的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触动了这位美学家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在重庆，王酉亭一行赶着中央大学农学院的一百多只动物历尽艰辛抵达，创造了“鸡犬不留”的壮举。这些生动的血肉与温热的呼吸，还包括那些在绝境中保持乐观的日常：浙大教授苏步青在湄潭开荒种菜，在艰苦的生活中寻找诗意；同济大学学生在李庄组建合唱队和篮球队，省吃俭用去重庆比赛，在苦难中绽放青春的光芒。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串联起了大学内迁这一宏大事件，让读者在平淡的叙述中，体会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和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他们不仅仅是被动地躲避战火，更是在主动地创造生活，用文化的韧性对抗战争的暴力。
　　从写作特色来看，《山河万里》是一部兼具历史深度与文学温度的佳作。聂作平在书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叙事才华，他将实地寻访的见闻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没有采用枯燥的编年体，而是以空间的转换和人物的命运为线索，将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读者在阅读时，既能感受到现实的触感，又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同时，他的语言风格平实而克制，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渲染，只是用白描的手法，静静地讲述着那些发生过的故事。这种平缓叙事、无波澜的语言风格，却往往能产生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他写师生们在简陋的教室里上课，没有过多的形容词，只是简单描述他们的神态、动作，却让读者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他写教授们为生活所迫做兼职的窘迫，也只是白描般地叙述，却触动人心，让人看到他们在困境中对教育事业的坚守和对生活的热爱。正是这种“以小事勾勒出大事”的笔法，让这部书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组成的，每一个在战火中坚持读书的学子，每一个在旧舍中坚持授课的教师，都是这部壮丽史诗的主角。
　　《山河万里》的出版，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教育价值。从历史角度看，它还原了抗战时期大学内迁的壮丽史诗，为研究那一段特殊历史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素材。它填补了宏大叙事中关于个体命运的空白，让那段历史变得更加立体、更加丰满。从文学角度看，它以独特的视角和质朴的语言，将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交织，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它是一部非虚构写作的典范，展现了文学在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方面的独特魅力。而从教育价值来看，书中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坚守与奉献，更是激励当代师生珍惜当下、努力学习、为国奉献的生动教材。它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极端困难的年代，先辈们如何创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奇迹。这种精神，对于今天的教育界，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它提醒我们，教育的本质不是大楼，不是设备，而是人，是精神，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纵然光阴无情，过尽千帆，但终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融入后来者的灵魂。聂作平希望，只要还有人愿意去走、去看、去写、去读，那不辍的弦歌便永不会消散。
　　阅读《山河万里》，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也是一次精神的朝圣。作为一名四川“211”大学的教师，我曾经历过母校120年和所在单位100年的校庆，虽有对学校历史的回溯，却并未深深激起我对学校辉煌历史的强烈情愫。而《山河万里》却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敬畏，对那些知识人充满了无尽的敬仰。在战火纷飞中，他们以坚韧之躯守护着文明火种，用知识的光芒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如同一记重锤，敲打着我的心，让我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知识的追求、对文化的传承，都不应停止。《山河万里》不仅是一部书，更是一座丰碑，它记录了过去，也启示着未来。它告诉我们，只要精神不灭，弦歌不辍，中华民族就永远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