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京雪

　　江南，是中国人的一种乡愁，中华文明里一组水润灵秀、备受青睐的意象群。
　　正如诗人余光中思恋故土时的慨叹：“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于是，江南的文化魅力突破了时间空间，诸多宜人之地，都被冠以“江南”之名：宁夏平原是“塞上江南”，新疆伊犁是“塞外江南”，西藏林芝是“西藏江南”，吉林集安是“东北小江南”……今日华夏大地，四处可见“江南”。
　　于是，对江南的向往、对江南文化的钻研、对江南文化传承创新的呼声与实践，经年累月，绵延不绝。
　　而在真正的江南地区，“德清”的名字，相较一众声名显赫的名城古镇，略显低调。人们谈及“江南”时，它并不常被第一时间想起。
　　因此，当这个隶属浙江湖州的县开启“源文化”溯源工程，提出打造“江南之源”的课题时，不免引起人们的惊讶。
　　毋庸置疑，德清在江南。尽管江南的地域界定在历史中不断变化，但其核心区域大体被公认为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和太仓州）。坐落于杭嘉湖平原西部、苏杭之间的德清，正处于这片区域的腹心。
　　但是，江南在德清有何体现？德清凭什么打造“江南之源”呢？
　　从两年前在德清举行的江南文化传承与发展（德清）论坛，到建设中的“江南之源”文化遗址公园，再到今年11月中旬，先后在德清举办的江南文化源起与创造座谈会暨“源文化”价值特色研究论证会和“江南之源”文化艺术周……近年来，德清正付出种种努力，讲述自己还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江南故事。
　　一次次展现和构建中，一个作为“江南文化重要起源地和承载地”的德清，犹如一幅被重新认识和欣赏的江南画卷，从历史深处展露于人们的视野。


　　2023年4月的一个晚上，德清县文保所的退休老所长朱建明在观看一期关于邾国故城遗址考古的电视节目时，腾地“跳起来”。
　　节目中介绍，几年前，考古队从山东济宁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里，发现了一个倒扣的原始瓷碗。碗内填充土存在茎叶状植物残留，经检测分析，是煮泡过的茶叶残渣——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茶叶遗存，将茶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追溯到战国早期偏早阶段，提前了300多年。
　　研究者们推测，茶叶可能来自古越国地区，特别是考虑到包括盛茶的瓷碗在内，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可能都来自浙江北部东苕溪流域越国的窑址”。
　　“实际就是我们这里！”朱建明觉得有必要去看看。当晚9点，这个年近七十的文物工作者从德清出发，开了一宿夜车，赶往700公里外的邹城。第二天，在当地博物馆，他亲眼见到了节目中提到的茶叶遗存和原始瓷碗。
　　古早的茶，存于古早的“瓷”里。如今回想，依旧能勾起朱建明的无限思绪。
　　众所周知，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一般认为，瓷器脱胎于陶器，成熟于东汉。而在由陶到瓷的转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未成熟”阶段，对应产物被称为“原始瓷”。
　　原始瓷已经脱离陶器范畴，但与成熟瓷器比，胎釉等性状还较为原始，属于瓷的“初级阶段”，后世闻名世界的中国瓷器，正肇始于此。
　　上世纪80年代，朱建明和同事们在德清做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包括火烧山、亭子桥在内的8处原始瓷窑址。受条件所限，当时没有进行深入发掘。
　　朱建明对采集的标本进行梳理，在文章中首次构建了德清原始瓷发展的年代框架。他没想到的是，这些初步发现日后将牵出一系列规模更大、意义更深远的考古成果，并被写入中国陶瓷史。
　　对德清原始瓷窑的正式考古发掘，始于20多年后。
　　2007年至2008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德清火烧山西周至春秋时期窑址和亭子桥战国时期窑址进行发掘，一批类型丰富、制作精美的原始瓷器标本重见天日。其中，亭子桥窑址出土了大量仿青铜原始瓷礼乐器，有不少质量甚至达到成熟青瓷的水平，且类型几乎涵盖江浙大型越国贵族墓已出土的各类原始瓷礼乐器器类，引起广泛关注。
　　2009年，围绕中国瓷器的起源问题，“瓷之源——浙江早期瓷窑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课题启动。几年后，该课题作为一个项目被纳入国家“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价值挖掘与展示”，由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项目负责人、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郑建明介绍，他们当时对以德清为中心、包括湖州南部地区在内的东苕溪流域进行了历时6年多的专题调查，主要收获包括：发现原始瓷窑址近150处，“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群”；首次发现夏商时期窑址，将原始瓷的烧造时间上溯到了夏代；建立起原始瓷窑址从夏商至战国时期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
　　郑建明认为，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窑区无论从生产时间、窑址规模，还是产品种类、产品质量、装烧工艺等方面，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探索瓷器起源的最理想区域，对探索江南地区越文化的发展也非常重要。使用原始瓷礼器而非青铜器随葬是越文化墓葬的重要特征。“原始瓷是一个重要抓手，通过建立瓷器发展演变的序列，可以基本复原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瓷之源’的确立和命名经过几次专家论证会，是有充分考古依据的。”亭子桥窑址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陈元甫强调，“放在更大的背景来看，以德清为中心的这片地区不仅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也是世界瓷器的发源地。已发掘窑址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重要窑址应该保护好、研究好、展示好、利用好。”
　　这也是关心“瓷之源”的人们共同的心声。
　　退休后，朱建明有时还会到年轻时踏查过的瓷窑遗址走走转转。很长时间里，他都怀揣一个愿望，就是把德清“瓷之源”的名号打得更响，比如在原始瓷窑址所在区域建一个遗址公园。
　　2022年，德清“江南之源”文化遗址公园动工。公园占地约2.5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350个标准足球场，旨在打造包含德清县博物馆（瓷之源博物馆）、江南地理人文馆，瓷文化、茶文化、珍珠文化等江南文化主题馆群的体验式博物馆群落，亭子桥原始瓷窑遗址是其中的重要展示点。目前，公园正在加紧建设，部分场馆已向游客开放。
　　对文化传统的珍重唤醒了深埋地下的古老记忆。今天，提到“瓷都”，世人皆知景德镇；未来，提到“瓷之源”，或许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德清。
　　而像“瓷之源”这样的文化瑰宝，在德清还有不少。


　　1967年，19岁的德清养鱼工沈志荣开始钻研怎么养珍珠。一次次失败后，他收获了第一批成功养出的珍珠，又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带动村民把珍珠养殖的事业越做越大。
　　1979年，沈志荣受邀赴日本考察，在当地博物馆，他第一次听说，珍珠养殖技术竟起源于自己的家乡、中国湖州德清一带。回国后，沈志荣组建团队，专门挖掘相关史料，英国领事海格和美国博士麦嘉湖的两篇论文就是其中的重要发现。
　　两篇文章记述了同一次旅程。1851年冬，海格与麦嘉湖结伴从宁波赴德清的钟管和十字港一带调查，此行初衷是“对于中国‘人工养殖珍珠’的生产方法非常感兴趣”。
　　在德清，他们“大范围展开工作”，详细考察了珍珠养殖产业和养殖方法，并从当地人口中获知，这种养殖法的发明者是生活于公元十三四世纪的湖州人叶金扬。“为纪念他，后人在距离湖州26英里的一个叫小山的地方为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寺庙。这座寺庙至今存在，且每年都会举办纪念活动。”海格写道。
　　根据现存资料，研究者们认为，南宋时期，湖州府人士叶金扬首创了附壳珍珠养殖方法，这是现有记载最早的规模化珍珠养殖技术。
　　这种技术后来传至欧洲和日本。1867年，著名作家狄更斯在文学周刊《一年四季》中提到，中国人将小型青铜佛像植入珍珠蚌体，蚌体分泌珍珠质层将佛像覆盖，得到佛像珍珠，作为奇物出售。
　　德清一带是中国人工珍珠养殖的重要产地和发源地。民国时期的《德清县新志》中记载，当地的人工养殖珍珠“近销苏浙，远贩四川，独钟管人能为之”。
　　步入现代，德清养珠人继续推动珍珠养殖技术和产业发展。沈志荣后来转向珍珠深加工技术研究，创立欧诗漫集团，探索珍珠由单一饰品向药品、化妆品等领域的应用。他创办的欧诗漫珍珠博物院也成为国内展示珍珠文化的重要窗口。
　　2017年，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该系统入选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今年已进入全球申遗的冲刺阶段。
　　“申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提高认识的过程，从地方政府、企业到珠农，大家慢慢形成了共识。”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闵庆文介绍，不同于其他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强调“活态性”——诞生于过去，但至今“活着”，仍在使用。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要挖掘它的文化，通过文化来带动更好的发展。”
　　闵庆文认为，德清所属的太湖流域是中国淡水养殖的发源地。春秋时期，范蠡曾寓居德清，写下中国最早的养鱼专著《养鱼经》。湖州又是桑基鱼塘系统的发源地，鱼、珍珠、桑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粮桑鱼畜蚌的复合种养殖系统。“这种系统正符合今天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体现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智慧，形成特殊的生态文化景观，是德清对世界的贡献。”
　　后人考证，海格笔下纪念叶金扬的“小山”，位于今德清阜溪街道龙胜村一带，又名翠峰山。明清时的德清县志记载，山中有翠峰寺，旧称小山寺。
　　小山寺现只存遗址，倒是与龙胜村相邻的砂村，有个看上去像座普通农家小院的“珠祖神庙”，人们每年庙会时到此祭祀叶金扬。小山寺遗址南面，还有片叫“小山漾”的宽阔水域，是珍珠养殖示范基地，与小山寺遗址一样，都是“江南之源”文化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起来，小山寺所在的龙胜村，也是亭子桥原始瓷窑址所在村，小山漾或许曾是原始瓷器水路运输的集散地。而在《茶经》中，唐代茶圣陆羽提过一段小山寺茶事，说南朝宋时，法瑶和尚在这里修行，饮食以茶为主，很少生病，79岁时被皇帝召见。小山寺因此吸引了众多爱茶之人。
　　一个“小山”，便串起珍珠、瓷器、茶等诸多江南故事的古往今来。德清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宛如明珠，从中可以窥见江南文化各类典型气象的华彩。
　　例如丝。杭嘉湖平原是世界桑蚕丝织文化的发源地，德清是其中的重要产区。三国时，这里的永安丝就是贡品。到“湖丝遍天下”的明代，《湖州府志》称湖州丝绸“出归安、德清者佳”。今天的德清，仍保留着独特的传统桑蚕风俗，如新市古镇每年举办的蚕花庙会，人群熙攘，热闹非常。
　　例如舞。东晋、南朝时，起源于德清的前溪舞，是富有江南风格特色的汉民族歌舞源流之一。南宋《苕溪渔隐丛话》引《大唐传》载，“江南声伎，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
　　例如诗。南朝时期，德清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提出“四声八病”的声律论，为之后律诗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德清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故里，写下“慈母手中线”时，年至半百的诗人刚谋得一个县尉官职，准备将母亲从老家接去奉养。
　　例如桥。德清是宋元古桥文化的集中展示地，这里的武康石是江浙地区建造宋桥的重要材料，这里的造桥技术也通过江南密布的水网影响过江浙各地……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是这样说的，德清的这些“源文化”是江南文化中一些具体元素的“单项冠军”，“‘单项冠军’多了，自然就成为一个比较综合的‘冠军’了”。


　　德清何以拥有多个“单项冠军”，成为江南文化的交汇点？
　　首先，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条件。
　　处于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德清，西部是低山丘陵，有因干将莫邪在此铸剑而得名的莫干山，东部是水系发达、交通便利的河网平原。葛剑雄指出，早期人类往往会选择这种兼具丘陵和平原优势的地带作为定居点，容易获得水源，又能抵御洪水灾害，还有较为丰富的物产，为经济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上古时期，德清就是人类宜居之所，其悠久历史可上溯至马家浜文化。先民们历经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创造了各种文化技艺，留下许多遗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一方的文化。古越人曾以勇武好剑闻名，秦汉以来，特别是经历了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以及唐代“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难”引发的北人大举南迁，财富、技术、人才和文化随之南移，促使江南由尚武转向崇文，也推动了江南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葛剑雄认为，德清武康一带曾是王谢南迁的交通枢纽，人流和物流汇集。
　　德清丰富多样的江南风物，见证了江南的发展变迁，也映射出江南人的文化性格。
　　以原始瓷为例，有学者推测，越人以原始瓷仿制青铜礼乐器随葬，是为了节约紧缺的青铜资源，将之用于更重要的兵器制造，体现了节俭务实的性格特点。而在陈元甫看来，原始瓷凝聚了德清先民在瓷器生产实践中“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探索和高度的创新”，他希望当下的人们从先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里汲取智慧和创造力。
　　说到底，历史与文化因人而存在，因人而延续。
　　德清人历来重视挖掘和保护本地历史文化资源，乐于记录和从历史中学习。二十四史中，《宋书》《梁书》《陈书》三史，出自德清人之手。《四库全书》采入的德清籍作者之书，多达42种。
　　长期从事地方文化研究和写作的德清青年作家朱炜说，德清虽是江南小邑，却是文献彰著的重镇。“要有著述传世是德清文化人的一个明显特点，我们当地很多人都会写家史、地方史。很典型的像新市，从明朝开始，历代都重视修地方史志，被称为‘方志之乡’。”
　　在“江南之源”文化遗址公园，江南地理人文馆的一块展板上，有朱炜的一段文字。他写道，作为德清一地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人文智慧的结晶，德清的地方学著述，特别是德清人写作的关于丝、茶、瓷、珍珠、古桥、诗方面的作品，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加审视，自不难发现，恰恰是这类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吾辈寄希望在新技术的庇护下，这些著述获得永久性的储存，为历史‘备份’，亦为未来‘备份’……使优秀的传统资源转化为现代建设的积极因素，为德清一地的发展，为江南文化的繁盛提供助力。”
　　这或者正是今天德清全力挖掘“源文化”，为江南文化溯源的根由所在。将历史文脉延续下去，让古老的传说和技艺不被遗忘，使珍贵的文化基因得以传承和更新，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篇章。
　　葛剑雄指出，江南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文明，今天，对江南文化之源的探讨，更要重视其应用和推广价值，把它作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
　　在今年11月举办的江南文化源起与创造座谈会上，几乎每个与会专家都会提到，我们今天对江南文化源头的追溯和探究，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为了唤醒人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增强文化自信，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动力与根基。
　　毕竟，就像“江南”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江南文化也总是“活”于当下，因人们的代代传承与创新而历久弥新。
　　历史与当代的交汇间，很多新故事正在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