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雨


　　“我决定北上了。”他摆了摆青灰大褂，苏州的湿气仍黏在周身，而此时北平的初秋应是清朗舒畅的。
　　钱穆最后还是拒绝了中山大学的邀约，接受顾颉刚的推荐，去了燕京任教。
　　许多年后，在钱穆先生作品集《中国历史精神》中，我再次遇见了钱老，问及“北上”原由，他答曰：江浙沿海一带，虽是今天经济文化之重要地区，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树繁花，已经发到烂漫极盛之时，快该凋谢了。“早宜积极寻找新生命，诱导成新力量，决不当苟安姑息，只顾目前。”
　　“我们该再来复兴北方！”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南方人，钱穆还未踏上北方的土地就已豪情万丈，迫切希望北方人可跑上舞台扮演新的角色。
　　在他眼中，历史好像演戏，地理是舞台，人物是角色。
　　——宾四，你想扮演什么角色？
　　——田园将芜胡不归。
　　——归哪里？
　　——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拉过头来，向内地跑，跑向内地。在国家立场上，至少该用些力量，引导文化经济逆转跑回黄河流域，由此继续向西北前进。在这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产生新力量！
　　船靠岸了，钱穆下了船，立在民国十九年的那个码头。这是他第3个本命年。


　　入春来，值雨季，连旬滂沱，湖水皆盈，一派蒙自春光。
　　空袭的警报总是划破静谧时光，来不及放下手中的讲义，钱穆跌跌撞撞地往防空洞走去。路遇一同赶路的联大师生只能眼神交汇一下，旁的也顾不上了。
　　不时，土坡下传出教师的讲课声，像是清华的冯芝生。这让众人逐渐平复了下来，钱穆摊开手中紧握的通史随笔，找到刚才打算添写的部分，又研读起来。
　　自那日陈梦家离开，关于《国史大纲》的撰写框架就一直盘踞着他的大脑，支配着可以利用的一切空闲。
　　“史学是生命之学。”钱穆从《中国历史精神》的纸堆中探出头来，镜片后的双瞳闪着光芒，似乎比桌前的台灯还亮几瓦。“犹如要消灭一个人的生命，必先消灭他的记忆般。要灭亡一个国家，定要先灭亡他们的历史。”
　　泉声嘤噎且入夜愈响，老钱最近总梦见自己在苏州无锡乡下之水船中。梦里不知身是客，钱穆以往生命之积累演变，又开展到下一个平面。“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他唠叨着《孟子》书中的话，想为今天的自己做一个注解：历史就是要我们看这一段人生的经验，看这一番人生的事业，直从过去透达现在，再透达到将来。而历史精神，就是要把握这一点，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
　　这是生命才有的力量。
　　“若要认识自己，则该用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我捻着书页的手仿佛被扼腕一握，感受到那份恳切。
　　从抗战到胜利，钱穆一直坚信中国历史的独特精神，那是中国不亡的原因。


　　“中华民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但中华民族也极有战斗精神。富有很坚强很优越的战斗精神！”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反复与我诉说。层层叠叠的文字，讲国防、讲军队、讲制度，就是想告诉我，不该看轻了我们民族传统的强韧战斗精神。
　　书生亦有报国志。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的万言长文已为钱穆言明，同时坚定了无数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的信念。
　　“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奋起。”
　　要是再早几年，钱穆是不会这么说的。彼时他曾与冯芝生争辩，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前线的事情自有前线的人去负责。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他皆谢不往。
　　但自抗战军兴，钱穆对时局国事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在学生眼中，钱穆已不再是“世外人”。
　　惨烈的战事让钱穆的思想产生了重大转变，他在后方著书立说、奔走讲演，以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
　　“可知每一个好制度，必须有一种良好精神来维持。若精神一衰，最好的制度也要崩溃的。”钱穆在书页上写道。
　　他心底有一个声音：一个国家武力之根源，必然归宿到这一国家之文化整体，与其民族性之独特优越处。


　　在香港的夜月下赶路，隐隐能尝到海风的湿咸。转过街角霓虹闪烁的小舞厅，经过结束白日喧嚣的纺织厂，钱穆止步于九龙桂林街61号，门口的“新亚书院大学部”的牌匾，给他疲惫的神经带来了一丝安慰。
　　楼梯间三三两两睡着一些回不去的学生，钱穆撩起长褂，小心翼翼跨过他们上楼。回到宿舍，将外出授课用的公文包收好，他坐在桌旁，为正创作的《新亚校歌》补了两句：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白手起家，创办大学，并非不顾现实，而是认清了现实——救国要从教育着手。
　　钱穆从民国元年便开始教书，50来年的教学生涯，一直没有离开过天真活泼的青年人。初次接触，他总给人以严肃的导师感，但在他操着无锡官话的课堂上却又不乏畅快的笑声。
　　“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自己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钱穆知道，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局势中，迷途的青年人若走进教堂，或可有暂时慰藉；但倘能走进书院，则能让整个心灵获得寄托。
　　在最艰难和烦闷的日子里，钱穆又拾起戒了十几年的烟斗。吐出的氤氲伴随愁绪升腾、弥散，他叹息：若不能给青年人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各自找不到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渐渐烟消云散。
　　“教育之失败，便失败在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了。教育与整个人生脱了节。”钱穆在此后不久的讲演中说道，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自己传统下的“广义”教育吧。中国文化，是一向看重“人文精神”的。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
　　钱穆谈及教育的话被整理改定，收录在《中国历史精神》中。虽不同其以往学术性论文，但均是人生经历、肺腑之言。


　　“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浓缩于钱穆的一生，这些他死死守卫的珍宝，终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通行证。
　　擦身而过时，他微笑着回应我们的致敬：历史时间过去的未过去，依然存在；未来的早来到，早存在着。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