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玉洁 闫起磊

　　正定与敦煌，我国陆地版图中分居一东一西，两地相去数千里。但倘若你听过这样的故事，很难不为之惊奇：
　　千余年前，无名画工遥居大漠，在莫高窟中描绘着正定的山川风貌与市井繁华；
　　近百年前，仁人志士不惧战火，在两地残垣中寻找中国之美并为保护付诸一生；
　　而今，宝藏重绽华光，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们携手共进，在传承发展中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正值暑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博物馆中游人如织。穿行文物间，讲解员马思琪常带领游客在一幅壁画复制品前驻足。
　　这是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绘于五代时期。壁画面积约46平方米，人物达500多位，是莫高窟现存的最大壁画。“《五台山图》绘有‘河北道镇州’，正定古称镇州、真定等。这幅敦煌壁画是迄今发现最早描绘正定的图画。”马思琪说。
　　正定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千余年的建城史，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见证了悠悠不断的中华文明。
　　走进位于正定古城的开元寺南遗址，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7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层连续叠压。遗址内，错落的房址、道路、水井诉说历史的厚重；图片墙上，绿釉陶枕、白釉熏炉、红陶佛塔等出土文物彰显文明的多彩。
　　“考古发掘显示，正定古城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折射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光是出土瓷器，就涉及邢窑、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等6个省份的十余处窑口，足见古时正定的商路畅通。”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翟鹏飞博士说。
　　千年之前、千里之外，敦煌画师何以知晓正定？繁华之外，还有答案。
　　史书记载，汉武帝为经营西域，“列四郡、据两关”，敦煌郡便是其一。汉使张骞两出西域、“凿空”丝路，大国由此梦起。滋养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秉持着开放进取的气度，地处“丝路咽喉”的敦煌逐渐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佛、道、摩尼等多宗教并存，汉、回鹘、鲜卑等各民族共生。
　　沿着丝绸之路，胡椒、胡豆、胡萝卜等丰富的西域物产进入中原。轻柔如云的丝绸，则是令西方人追捧的东方礼物。而这，正是正定埋下的精妙伏笔。
　　“历史上，正定制陶业、纺织业发达，是丝绸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正定县古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于坪兰说。正定南杨庄遗址曾出土陶制蚕蛹，研究发现早在5000多年前，正定地区就已开始养蚕。唐代，阳和楼南侧便是热闹的集市，丝路商旅在此采购。在开元寺的石柱上，仍能看到以经商闻名欧亚的粟特人的名字。
　　透过古人之笔，盛景得以重现。元代诗人陈孚在《真定怀古》中写道：“千里桑麻绿荫城，万家灯火管弦清。”《马可·波罗行纪》则称赞这里“盛产丝织品，能织金锦丝罗，其额甚巨”，就连沿途驿站的床铺“皆以绸缎制成”。
　　回望历史，正定、敦煌无不在细节处书写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开放孕育出的繁华丝路，不仅成就了两地在内的诸多沿线城市，更让相距万里的东方与西方实现商贸交易、文化交往，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在不到9平方公里的正定古城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10处。在首批“国保”隆兴寺的东跨院，观看《梁思成文物保护史迹展》的游客络绎不绝。
　　梁思成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研究。如今，人们常说的现存“三座半”唐代木结构建筑，便源自他与正定、敦煌的传奇故事。
　　1931年，留学归来的梁思成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系统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一些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已无唐及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只能去日本的断言，更激发了他寻找唐构的决心。
　　“今春四月正定之游，虽在兵荒马乱之中，时间匆匆，但收获却意外的圆满。”1933年春，梁思成第一次到正定，而后根据考察情况，写下《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
　　正值战时，经过“糟不可言”的旅途，梁思成抵达正定。在始建于隋代的隆兴寺，转轮藏殿的精巧构架令他“高兴到发狂”。
　　转轮藏指可以转动的经书架。它始建于北宋、直径达7米，榫卯相嵌形成一座古朴的八角亭。八根方柱自顶部向下收缩，将重量汇至一点。“如此巨大的木建筑，一两人就能推动，常令游客惊叹。”正定县隆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讲解员王玮瑶说。
　　但在梁思成眼中，开元寺的钟楼才是“意外的收获”。“钟楼三间正方形，上层外部为后世重修，但内部及下层的雄大的斗拱，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他写道。
　　半个多世纪后，梁思成的观点得到印证。1988年，开元寺落架重修时发现了相关石刻。通过对石刻及史料的研究，学者们判断，唐乾宁五年(898年)重修开元寺时建了钟楼。如今，钟楼上层依照下层恢复了唐代风格，斗拱硕大、造型古朴。
　　“下层的‘半座’唐构，是我国现存唯一唐代钟楼，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唐代二层楼阁式建筑。这样的建筑如今只能在敦煌壁画中看到了。”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所长杜平说。
　　敦煌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在总面积达4.5万平方米的壁画中，绘有殿堂、宅邸、楼阁等各类建筑。在翻阅法国人伯希和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时，梁思成敏锐地发现，《五台山图》中有大量唐代风格的建筑。
　　“《五台山图》描绘了从正定、太原到五台山方圆五百里的山川风貌。‘大佛光之寺’等榜题，符合古代文献《广清凉传》记载的五台山有‘十大寺院’的说法。这表明敦煌壁画有‘以图证史’的历史价值。”甘肃鸿文艺术学校校长边磊说。
　　1937年，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按图索骥”，历经艰险，终于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唐代盛景尽现眼前，日本学者的不实断言就此打破。
　　从某种意义上说，《敦煌石窟图录》也是一本改变敦煌命运的书籍。
　　1935年，留法艺术家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偶然翻看此书。醉心油画的他从此为中国艺术倾倒，家国破碎战火纷飞更让他心系敦煌。9年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常书鸿任所长，莫高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的命运就此逆转。
　　常书鸿将一生献给敦煌。其女常沙娜后随林徽因学习，并将敦煌图案应用在人民大会堂等当代建筑设计上，古老敦煌绽放时代华彩。


　　隆兴寺摩尼殿是梁思成眼中的“艺臻极品”。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无疑是被誉为“东方美神”的倒坐观音塑像。
　　五彩悬山，祥云缭绕。端坐中央的观音面容恬静，左足踏莲、右腿踞起，眉眼之间尽显东方神韵。而在10年前，左脚与莲花却是分离受损的。
　　仙姿复原，来自正定与敦煌的当代缘。2016年至2017年，敦煌研究院对摩尼殿的壁画彩塑开展保护修复。这也是该院和河北省文物局共建“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工作站”后的首个项目。
　　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敦煌研究院，是我国文物保护的先行者。修复师刘涛初到隆兴寺，看到熟悉的起甲、裂隙等文物病害，首先开展试验，后因地制宜保护。如地仗层修复材料，莫高窟的沙土配比是1：3，隆兴寺则是1：2。面对“壁画癌症”酥碱，他们从水盐关系这一“致癌”诱因入手，以脱盐促保护。布设的探头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指标，为预防性保护打下基础。
　　最令刘涛难忘的，是保护修复五彩悬山。“脚手架最高搭到9米，离彩塑的最近距离不过四五厘米，真的很费劲。倒坐观音破损的左脚看不出修过的痕迹，如旧就是最好的评价。”刘涛说。
　　对隆兴寺的守护者而言，最难忘的则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他们修复壁画下绣花功夫，不仅技术精湛，还特别有耐心，酷暑天一坐就是一天。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执着敬业的工作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崔伟丽说。
　　从正定到敦煌，保护传承是共同心愿。“修过的壁画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管过去多少年都会持续关注。希望老祖先留下的宝贝能保存得越久越好，希望参与过修复的年轻人这辈子不用再参与隆兴寺的项目了。”刘涛感慨。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明不中断、不落后，关键在一个‘新’字。对历史，要做加法，让它不湮灭；对文化，做加法都不够，要做乘方。”谈及文化传承发展，耄耋之年的正定县古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志敏目光中充满了坚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开放心态促文旅融合，正是古城正定的“乘方之作”。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身着汉服的女孩徐行古迹之间。烈日当头，少年定坐在古老建筑旁安静临摹，笔下的雕梁画栋多了朴拙意趣。“正定的古建筑很美，画之前要细细观察，但不能原封不动地画。画得好，就很满意、很开心。”今年12岁、从北京前来研学的米腾飞说。
　　正定县副县长王素刚介绍，文物众多、文化深厚是正定的“本色”。多年来的保护，唤起了人们对古老文化的热爱。正定正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在活化利用中传承古老文化、赓续中华文脉。
　　千里之外的敦煌，同样期待再向前一步。
　　早在20世纪50年代，敦煌就以开放之姿开展国际合作。通过与日、美、英等国的持续合作，敦煌研究院在壁画及土遗址保护等领域逐步迈进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该院又与阿富汗、伊朗、吉尔吉斯斯坦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合作，为其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支持，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积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是我们的责任。今天更应发扬和平、合作的精神，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
　　正定与敦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灿烂篇章。它们历经数千年而延绵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如今，它们开放包容、守正创新，激荡出新的时代乐章，与千年繁华共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