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合大学学生在校名影壁前合影。 　　　　张在军供图

　　与西南联合大学的“南渡北归”不尽相同，西北联大的众多院系专业在抗战后扎下根来，把一大批实用型人才留在了西北，也塑造出如今高校林立的陕西这一教育大省的雏形
　　西北联大从秦巴山区走出了202位两院院士和近百名文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完成了70余项有重大影响的人文与科技成就

 

　　本报记者郑昕

　　在西安古城墙西南角，相对而立的是古朴素雅的西北大学博物馆。负一层的校史馆内，一口八寸的古钟摆放在一隅。与它呼应的“原型”是另一件文物——产于20世纪初、双臂合抱不住的意大利制铜钟，在距这里240公里外的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博物馆中静静沉睡着。
　　85年前，每当空袭警报发出或大型活动举办时，这口意大利制铜钟就发出经久不息的低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在秦巴山区苦苦寻得一张安静的课桌，由北平大学（西北大学前身）、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前身）等高等院校千余名师生西迁、南渡所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在分分合合中走过了抗战岁月。
　　“北凭秦岭、南倚巴山，弦歌不复辍响，绛帐于焉重开”，“蜗居”秦巴山区的西北联大，为民族保留下曾一度如风中之烛的高等教育火种，更为开启当地民智作出了巨大贡献。与西南联合大学的“南渡北归”不尽相同，西北联大的众多院系专业在抗战后扎下根来，把一大批实用型人才留在了西北，也塑造出如今高校林立的陕西这一教育大省的雏形。

　　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侵华日军炮击宛平县城，千年古都北平危若累卵。
　　为彻底摧毁中国，进犯华北的日军将炮火瞄准了文化教育机构。7月下旬，南开大学遭遇长达4个小时的轮番轰炸，图书馆与秀山堂、思源堂两座教学楼损毁严重；同样位于天津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500余间楼房、平房和数十万册图书隳于战火；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焚毁。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国91所专科以上的高校中，平津就占据三分之一。华北文教中心遭铁蹄蹂躏，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于7月31日拟定《战区内易受敌人攻击地点之处置方法》，指出为挽救教育、保留文脉、坚持抗战，经过讨论权衡，令即刻迁出北平与天津几所最重要的公私立高校，在长沙和西安成立两所临时大学。
　　彼时，陇海铁路线尚未完全修通，另一座千年古都西安仍是个相对遥远的存在，且陕西在抗战前夕仅存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一所从本土诞生的大学，高等教育基础薄弱。1935年12月，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曾建议“北平大学迁陕改为西北大学”。当地对高等人才求贤若渴，急需在陕建起一座高校，以保留火种，开启民智，辐射大西北，服务大后方。
　　就在这样各有需求的“双向奔赴”之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提前结束暑假，陆续踏上了西迁旅途。
　　借用先前已迁来西安的东北大学校园当作教学场地，在城内仅有的几座旅店或自寻民房居住，旅途劳顿的东来师生们费尽千辛万苦，落下脚来。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并于11月1日开启了迟到的新学期。此时全校共有文理、商法、教育、工、农、医6个学院23个系，在院系数量上还多过日后迁至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的长沙临时大学（4个学院17个系）。
　　“合平大、师大、北洋极有历史之三校院，经过不少曲折历程，始在西北之重镇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实为一创举。”《西安临大校刊》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虽曰“合”，但各校实际上依旧独立办学，开学时既给学生发西安临大校徽，又发各自学校的校徽。这也成为日后该校继续南迁并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后“联而未合”的肇始。

　　在城固县博物馆陈列的一张张褪了色的历史照片里，衣着朴素、精神昂扬的青年正成群结队地行走在满是碎石子的山路上。1937年2月，打破“蜀道难”的川陕公路全线贯通，才让13个月后又一次启程的临大师生不必“以手抚膺坐长叹”，昂首阔步抵达秦巴山区腹地。
　　再度面临迁校，盖因山河破碎。1938年3月初，日军侵占陕晋豫三省交界的风陵渡，直逼关中东大门潼关，西安城内早已人心惶惶。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国民政府下令西安临大南迁汉中盆地。
　　3月16日，古城正是春寒料峭，才开学13周的西安临时大学并中学部共两千多人先乘火车向西抵达宝鸡，随后徒步南行穿越秦岭。一路上，师生分成3个中队，唱着救国歌曲前进，在野外生火做饭，和衣而眠，也曾遭遇土匪洗劫。临大学生刘艺民日后回忆，颠沛流离的他看到眼前的崇山峻岭，以及沿途寥寥几户居民原始的生活状态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就浮现在脑海。
　　“但假设真有再大的雪，也阻碍不了我们的前进，因为我们有目的，抱着最后胜利的决心。”
　　3月底至4月初，3个中队陆续进驻汉中褒城，停留在原地待命。
　　“当时的汉中也并不安宁。”城固县博物馆原馆长苟保平告诉记者，抗战爆发后，汉中因联结川陕而成为战略要地，是越秦岭进入大西南的咽喉。国民政府许多机关和军队早早进驻这里，在小城里占据了大量房舍。同时，日军自3月起对汉中展开轰炸，将校址放在城区目标大、风险高。校高层经商议，将各学院分置于城固县、沔县（今勉县）和南郑县（现址在汉中市汉台区）3个县的六处教学点。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巴山北麓的城固古路坝，接纳了体育系、地理系、地质地理系及高中部的师生。
　　“所谓古路坝，就是从陕西汉中通往四川万源古官道上的一个坝子。”苟保平站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旧址（工学院）前说，这里如今虽被农田环绕，但在当时人流熙攘，随着临大学生的到来更是有了些集镇的样子。
　　如今在原址上还完整保留着的，只剩一座古路坝教堂。这片起建于1888年、中式飞檐与西式廊柱相辉映的宗教建筑群，最多时曾有500多间房屋，经岁月风霜洗礼如今已十不存一。指着不远处因汶川大地震坍塌的修女院原址，苟保平说，那里就是学生们的教室兼宿舍。
　　城固和沔县的教学点，也大多数借用了当地已有的文教场所。如教育学院就在城固县文庙响起弦歌；农学院一部分在沔县县城中纪念诸葛孔明的武侯祠上课，一部分则在不远处与由山西迁来的铭贤中学共用校舍。
　　既然在汉中扎下根来，“西安”校名就不宜沿用。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临大找寻校址的同时电令其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会则在一周后正式产生更名决议。5月2日，西北联大在校本部举行开学仪式。主持仪式的校常委李书田回忆了西迁、南渡全过程，随后激动地说，“在我们学界，（迁校）却是破天荒的大举动。”

　　“本校现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3所院校合组而成。”另一位校常委陈剑翛在开学仪式上的致辞，仿佛道出了西北联大日后两个层次的命运走向。
　　如今只存在于照片和人们记忆里的西北联大建筑中，位于城固考院的校本部，影壁上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大字；走进考院，门楼上高悬“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三块校牌。效仿西安临大时期，各校还是给学生发联大与本校两种校徽和毕业证。
　　“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发展流程的迥异，就在于前者‘联而未合’。”中国高校迁徙史研究者、《西迁南渡未北归：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一书作者张在军告诉记者，相比西南联大三校长的互通有无，西北联大校委会组成人员则各怀心思，还不乏国民政府出于不同目的的“掺沙子”之举。
　　1938年6月29日，也就是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的58天后，教育部突发电令，命联大农学院与坚守在秦岭以北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西北农学院。正当校方一番交涉无果时，又接到命令要求古路坝的工学院分立，与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学院。命令中称，此举实为“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之计”。
　　自7月起，西北联合大学只留下4个学院19个系。一年后的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决定将其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让西北大学这座肇始于1902年的学府在中断办学十余年后重生。同时，师范学院与医学院各自独立设置，西北联合大学自此进入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年代。
　　对于西北联大过于急促地由“合”转“分”，史学界有“内部分裂说”“政府介入说”“反共防左说”等多种分析角度。张在军认为，探究这所学校改组分立最重要、最深层次的原因，还须从建校的初衷谈起。
　　“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开发西北、调整高校区域布局的考虑。”他说，“从结果来看，联大分出的农学院在武功（今陕西杨凌）重组为日后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后升为大学），医学院几经周折并入西安交通大学，工学院本定在工业重镇宝鸡、后在西安建起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则坐镇西安。如果没有西北联大作为一个节点让北平迁来的高校纷纷打上了‘西北’烙印，就很难有随后它们在西北的落地生花。”
　　尽管像流星一样划过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夜空，西北联大却成为坚守在这里的师生们难忘的记忆。中国材料科学之父、已故的师昌绪院士曾谈起在古路坝透过屋顶缝隙看到星月高悬而自己仍在为通过考试熬灯苦读时，眼中泛起了泪光。在宿舍与蚊子、虱子、跳蚤所组成的“海陆空三军”周旋，到县城餐馆点了鱼肉“打牙祭”却偶遇邻桌上出手寒酸的教授，遭遇日军空袭四散奔逃……这些苦中作乐的情景，更是在西北联大师生的回忆文章中被反复提及。
　　“这是我毕生不可忘记的一段。”曾任西北联大体育系主任的袁敦礼是中国体育教育奠基人之一，他在1939年所作的自传中这样回忆汉中时光，“这个地方是在深山之中，每天与学生共同生活，风景优美，共同欣赏，大有‘世事遥望空云山’的气概。”
　　“袁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像做人一样堂堂正正做事。”已是米寿高龄的中国体育史学泰斗、西安体育学院教授王增明这样回忆自己的恩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西北师范学院做了袁敦礼两年学生，后又留校与其共事近七年。据他回忆，袁先生每每遇到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都会用西北联大时期的筚路蓝缕来勉励自己与身边的人。

　　在世界文化遗产城固县张骞墓前的一座石碑上，碑文刚劲的隶书兼有标点符号，显示其历史并非十分久远。然而，这块碑却有着非凡的历史价值。
　　“南郑屏山襟川，炎汉以兴，灵秀所钟，实生人杰，博望之故里、陵墓，胥在城固。”由后来成为红学大家的西北联大讲师吴世昌撰写、文字改革先驱黎锦熙手书的碑文，句句都是张骞流离西域仍不辱使命的壮举，也句句都是西北联大师生寓居汉中保留中华文脉的坚持。
　　1938年7月至9月，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展开对张骞墓的发掘维护，开掘出汉代遗物和博望封泥，证实墓主乃张骞无误。
　　“封泥的出土，为张骞墓后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提供了关键性佐证。”城固县张骞纪念馆馆长崔纪军说。
　　张骞墓也成为西北大学考古学这一国家“双一流”学科的诞生之地，以及丝绸之路中国段考古活动的起点。
　　尽管西北联合大学完整存续的时间仅有3个月，但人们一般还是把各校随后合作办学的岁月也算进联大历史中。即便如此，从第一批学生抵达汉中盆地，到抗战后最后一批师生离开，也只有8年时间。“这短短8年，对城固、对汉中的影响都是变革性的。”苟保平说。
　　在他看来，西北联大几乎向这里倾囊付出了所有。
　　国文系教授黎锦熙完成《城固县志》（《方志今议》）的续修，提出了新修方志的体例、原则与方法，至今仍是国内方志编修当代志书的重要理论参考。

　　工学院师生对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城固五门堰展开修缮保护，并对已规划好的湑惠渠工程进行了测绘，两处工程如今仍对农业灌溉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质组师生走遍秦岭南麓到巴山北坡的沟沟坎坎，完成《汉中地质志》；教授张伯声重新厘定了“汉南板块”概念，由此生发出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成为中国地质学界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体育系师生们带来了垒球等当时新兴的运动项目，邀请篮球国手打表演赛，还将在汉江上游泳办成了广泛参与的活动。
　　西北医学院设置门诊部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院长侯宗濂对产于汉中的鹿寿草展开专门研究，并发表其药理作用的科研论文，为该药材在治疗心脑血管病和风湿关节痛等方面的临床使用提供了确切可靠的资料。
　　进步师生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当地抗日氛围异常浓郁，共产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至1940年底，城固县中共党员人数已达140多人，为坚持抗战及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有思想、有理想的无产阶级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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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平津各院校迁移汉中城固后，陕南顿成文化中心。”张在军说，联大在汉八年间，不仅让当地的文化教育风貌焕然一新，更为西北奠定了人才基础。“如工学院培养出的大批技术人员去往西部油田、煤矿，充实了抗战后方工矿、交通企业的技术力量。至新中国建立，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国家重要工业部门的骨干。”
　　更不用说在博物馆、校史馆中悬挂的一幅幅院士、学部委员和人文大师的肖像。西北联大从秦巴山区走出了202位两院院士和近百位文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完成了70余项有重大影响的人文与科技成就。
　　正如曾在古路坝读西北联大高中部的思想史学家张岂之先生所言：“无论是西南联大的‘南渡北归’，还是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都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
　　伴随着抗战胜利的爆竹声声，全国高校的复校与迁校陆续成行。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陆续北迁。而农学院早先已去往武功，西北师范学院则自1940年起就陆续搬去了兰州。
　　曾在西安、汉中暂居的东北大学、北洋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等也纷纷“复员”；主体留在西北的北平师范大学则在北平原址上复校；北平大学虽未获复校许可，然而其余脉分散在西北各院校，成为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坚实基础。
　　迟至1946年9月，西北大学城固留守处最后一批职员任务完成返回西安，西北联大及其余脉的迁移工作宣告结束。古路坝、七星寺、大成殿、武侯祠，琅琅读书声归于沉寂。

　　在拥有99年历史的城固县第一中学，有一座满园桂树伸向二层回廊的漂亮小院。利用课间，校党办主任、高三语文老师杨启明在小院中，向几名学生讲述80多年前黎锦熙、许寿裳、罗章龙等名师在此克服困难，坚持授课的故事，为即将迎来高考的同学加油鼓劲。
　　“我们在协助保护这座校内文物的同时，也尽可能使其‘活化’利用，丰富校园文教生活。”杨启明说，他也是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旧址的文保员，“学校利用开学第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组织师生走进旧址，感知西北联大历史，厚植爱国主义沃土。”
　　位于县城中心的联大旧址——城固文庙大成殿安静肃穆，与几米外一座幼儿园的嬉闹相映成趣。
　　“在西北联大的带动和引领下，城固成为抗战时期全国三大文教中心之一。当时县内共有8所中学，在陕西各县独占鳌头。城固的首位大学生，也是联大时期培养的。”崔纪军说，“尽管西北联大留存于世的史料和遗迹远远算不上丰富，但影响却是深植人心的。”
　　在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的西北联大汉中办学纪念馆里，该校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陈海儒正端详一张西北联大时期的毕业证。发起布展已历十年，他与校内专家不断挖掘、抢救出新的史料，如今正致力于完成口述西北联大历史的项目。
　　“我是在云南师范大学上学时，因为接触母校对西南联大历史的挖掘过程，而对西北联大历史产生兴趣的。”他说，西北联大因其短暂的办学史，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应该用更大力度、更多元的形式挖掘并呈现这段尘封的历史。
　　2019年10月，位于城固县的三处西北联合大学旧址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20年9月，旧址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为相关建筑物带来了更妥善的修复与维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等对各自校内老专家、老干部及其后辈的访谈，加上定期举办的学术交流，使得新的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
　　“西北联合大学写下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光辉一页。它虽办学时间短暂，但基本完成了这一区域未来几十年高等教育版图的擘画，在汉中、陕西乃至全国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汉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屈占权表示，汉中将在继续做好文物保护与史料收集的同时，进一步与相关单位协同，充分挖掘西北联大背后的红色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文化内核，让西北联大的办学精神和理念薪火相传、生命永续。
　　参考文献：
　　《国黉播迁：西北联大通史》姚远著
　　《西迁南渡未北归：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张在军著
　　《古路坝：抗战烽火中的教育圣地》西北工业大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