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强晓玲 雷琨 王京雪

　　作为生死学的探索者，年近70的陆晓娅有很多身份：新闻人，心理、教育和公益工作者。退休前，她是《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曾获韬奋新闻奖。
　　数十年来，从创办中青报“青春热线”，到退休后与朋友一起创建公益机构“歌路营”；从“第二次退休”回家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到走入安宁病房担任心理支持志愿者……她始终在探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探索如何直面死亡，更好地生活。
　　她给大学生们上生死课。在《影像中的生死课》一书中，她说：这堂课学到什么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轻人找回自己，开始思考“我是谁”。
　　她照顾得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在《给妈妈当妈妈》一书中，她写道：“如果视老病死为残酷的话，谁的生活能逃离这份残酷呢？当我们能在残酷中学习、思考，淬炼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份残酷中就渗透了充实与快乐吧！”
　　陪伴和照顾妈妈让她感慨，“趁着还走得动，赶紧去看看世界”。于是，在《旅行中的生死课》一书中，她记录鲜活的旅途，重新构建自我，解构生命难题。
　　正如钱理群教授评价的那样，陆晓娅这样一位生死学的探索者，“重新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过程，使“生”与“死”的“过渡”变成“一段精彩而非乏味的旅程”。
　　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认为“生死的沉重话题”在陆晓娅的思索中“有了别样的意味”，并且能感受到她的“从容、坦然和潇洒”。
　　接受采访时，坐在我们对面的陆晓娅瘦小柔软，被学生称为“后现代老太太”的她，顶着一头飒丽的灰色短发，有着一双弯弯的会笑的眼睛。
　　直面生命与死亡，她的语言却相当有力量：“当我们能够体验到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独特性时，渺小的生命似乎就拥有了价值，短暂的人生似乎就有了意义，茫茫宇宙的这粒微尘就有了分量。”


　　陆晓娅人生中第一次面对死亡，是在15岁时，遭遇好友连连的死。
　　那是1970年的夏天，她和连连到陕北插队的第二年。一场疾病让高烧不退的连连登上返京的列车，随后，永远消失在她的世界里。在父亲寄来的家信中，陆晓娅第一次知道了一个词——“夭折”。
　　那是陆晓娅最好的朋友，陆晓娅去陕北插队也是因为她。然而，连连最后死于陕北感染的伤寒。
　　连续一个多星期，陆晓娅无法合眼。再后来，知青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足以颠覆一个小孩的内心”。这些都是她后来探究生死的一个原因，她认为“探究是为了更好地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复刊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怀揣“记者梦”的陆晓娅，以初试第二名的成绩圆梦。
　　她真正关注“生命意义”这一课题，始于对1991年在西单出现的北京第一家心理咨询中心的采访。“那是一颗火种”，陆晓娅采访后有了创办“青春热线”的冲动。
　　“做起来不是很难，只需要一间办公室和一部电话，再招募一些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她开始游说领导。
　　很快，一个专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青春热线”成了中青报的名牌栏目，一办就是19年。陆晓娅为此联系了一群医生、编辑、记者、会计等不同职业背景的志愿者，并依托北京高校建立起一支以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专业教师为主的培训团队。
　　“活着有什么意义？”每天晚上6点半至9点半的来电中，总有年轻人问。
　　在他问和自问中，陆晓娅一遍遍经历价值观的重塑。“人生没有一个现成的意义。其实当你投入地做某件事，觉得很值得，甚至忘了‘意义’，那就是你获得生命意义的时候。”
　　正是对“青春热线”的投入，让陆晓娅在报人生涯之外有了新的方向。
　　1998年她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林孟平教授，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系统学习心理学，并一口气从硕士班读到了博士班。“上学那一段时间很艰难，孩子小，先生在国外，工作也不能耽误，压力真的挺大。”她说幸亏当年要强，为自己的后半生做了最重要的一笔投资，这些都成为了她退休后的“转型资产”。
　　2010年前后，北京师范大学邀请陆晓娅来学校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但当时的她忙于公益机构的工作，也没有考虑好用什么形式开课最适合校园里的年轻人，直到2012年，准备“第二次退休”照顾妈妈的陆晓娅，又想起当年的邀约，于是决定用可观、可感的电影作为思考和讨论的素材，以激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给课程起名“影像中的生死学”。
　　“没听说过，改成‘影像中的生命教育’吧。”校方一听，连忙建议。
　　“不！第一，一定要把‘死’字提出来；第二，绝不用‘教育’这个词。”陆晓娅解释，“‘生命教育’这个词会让学生产生这样的想象：不就是让我们‘珍爱生命’吗？‘生死学’不一样，它聚焦死亡这个谁都无法绕开的话题。”
　　结果没想到选课名额不仅“秒光”，还有不少来蹭课的学生坐在教室门口不走，更有一些外校学生奔袭过来，就为听一堂闻所未闻的“生死课”。
　　除了播放影像，陆晓娅还会在课堂上设计一些游戏环节。从一开始无人提问到后来讨论停不下来，她发现“学生不是不会提问，而是在平等对话的氛围里才有了表达的欲望”。
　　“生死课”让同学们学会用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沟通交流，相互启发，相互激荡。
　　播放《泰坦尼克号》影像时，学生们的讨论让陆晓娅兴奋。
　　“‘妇女儿童先走’是约定俗成的吗？”“如何让下船更有秩序，还可能怎么走？”“头等舱先走，还是经济舱先走？”“如果我是妇女，我不想先走呢？”
　　陆晓娅笑问记者：“你不觉得有意思吗？生死课不是只谈死亡，发散的思维下，这种讨论开始有了意义。”


　　55岁从中青报退休时，陆晓娅完成了一个心愿：创办一个旨在服务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公益机构“歌路营”。
　　“对不起了，我只能干5年，因为我妈妈的认知症已经发展到快要不认识我的程度了。”5年后，陆晓娅转身、挥手，向共同创建“歌路营”的伙伴们道别。
　　2007年，母亲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之前，陆晓娅从没想过，那位曾经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能讲一口流利法语，参与编纂过一部《法汉大辞典》的妈妈，有一天会倒着看报纸，会被邻居“投诉”：“你妈妈又把锅烧糊啦！”
　　“委屈”，在《给妈妈当妈妈》的手记里，陆晓娅坦承自己的内心。从2013年妈妈进入认知症中期开始，陆晓娅用文字记录下照护母亲的心情，并集结成书。“一个没有体验过多少母爱的人，却要给妈妈当妈妈”。
　　作为三个孩子中的大姐，陆晓娅随了母姓，但她和妈妈的关系，却谈不上亲近。一岁多被寄养到江苏的外婆家，5岁回北京上“全托”幼儿园。父母的工作地点从非洲换到欧洲，陪在孩子身边的时间屈指可数。陆晓娅长大成人之后，除了临产前一个月，妈妈叫她回娘家休养，母女间少有互相陪伴的亲昵。
　　“‘亲情’这两个字，有没有过‘一把屎一把尿’的过程，意义是不一样的。”当妈妈逐渐被认知症夺走记忆力、语言组织能力、人际交往甚至自理能力，自己也已步入老年的陆晓娅却只能反过来，学着“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逐渐退回“婴儿状态”的母亲。小心伺候、百般迁就，哄着、陪着、逗着，妈妈却还是生气、不满，甚至用拍床拍门来表达愤怒……
　　陆晓娅尝试着了解母亲的成长历程，发现妈妈之所以不善与人建立亲密关系，是因为小时候她也是一个被忽视、被冷落的女儿，除了出色的学习成绩，再没有什么事能让她得到关注、受到肯定。她刻苦努力，成为一个学霸、一个投身革命工作的知识女性，却再没能治愈由于幼年“缺爱”导致的“亲情失血症”。她确实和其他妈妈不太一样，但至少陆晓娅知道，“她不是故意的”。
　　与母亲达成某种和解的陆晓娅，常常领着妈妈在大院里散步。她发现记忆逐渐模糊的老妈，竟然变得更爱笑了。坐在沙发上聊天时，母女俩也拉着手。妈妈说的话，已经没了逻辑，陆晓娅给这种碎片般拼不出意义的语言取名AD语（AD是阿尔茨海默症的简称），尝试着破译和回应AD语，她能陪妈妈饶有兴致地聊上40分钟。
　　学心理辅导的时候，导师曾对陆晓娅和同学们说：“心理辅导就是触抚生命。”
　　她很喜欢“触抚”这个动词，触及心灵、抚慰伤痛，带着温柔的力量。帮妈妈洗澡擦背的过程，让她有机会触碰母亲的身体，亲眼看着、亲手感受着妈妈的皮肤从开始的光滑有弹性，慢慢变得干枯消瘦、皱纹密布，她心底渐渐滋生出一种怜惜之情。
　　“这怜惜每每在我给她涂润肤露时开始变得强烈”。在书里，陆晓娅描述得很动情，“我的手触抚着妈妈的身体，一点点把润肤露涂匀，再轻轻地揉进她的皮肤里。我好像不再仅仅是为了减少皮肤的干燥而给她涂润肤露，也把我的怜惜之情，一点点地揉进这个躯体中……让我手中的温热，慢慢地捂，慢慢地捂，捂热这颗缺少情感滋养的心吧。”
　　陆晓娅心中那份委屈，也在触抚妈妈肌肤与心灵的过程中得以舒缓。她带着妈妈在涂色书上涂色、陪妈妈下跳棋、不断变更母女俩的遛弯路线，让妈妈尽可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她帮妈妈一点点拼凑过往的回忆，甚至为她安排了一次与初恋男友的重聚……曾经排斥与人发生身体接触的妈妈，后来会用力攥住女儿的手不肯松开。
　　照顾、陪伴妈妈的过程也是陆晓娅与自己、与母亲和缺爱的童年和解的过程，更让她对患有认知症的老人和照护者有了更深的共情，她希望自己如实的书写能帮助到他们，疗愈自己的文字也能疗愈他人。
　　像她一样，这些护理者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数据显示，这一群体的抑郁症率高达60%。北师大老年心理学教授王大华在《给妈妈当妈妈》的推荐语中写道：“它更像一本生动的认知症陪护教科书，字里行间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方法和技巧，乃至智慧和启迪。”
　　陆晓娅自己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她曾出过车祸，腰椎压缩性骨折，还因为乳腺肿瘤做过手术，“给妈妈当妈妈”实质上变成了“小老人”扶着“老老人”在磕磕绊绊中前行的苦旅。后来，陆晓娅和弟弟、妹妹一起，为妈妈找到了一家离三个孩子足够近，且有认知症老人护理经验的养老院。
　　认知症的晚期，妈妈已经不再认得陆晓娅，不能回应儿女的呼唤。更令她和弟弟妹妹难以接受的是，母亲开始保持低头的姿势，她的脖子好像忽然不能挺直，“仿佛一夜之间，妈妈就决定再也不抬头正眼看这个世界了。”
　　告别的时刻还是来了。2019年末，高龄体弱的妈妈突发心梗。在医院的CCU，陆晓娅趴在妈妈身上，轻轻地对她说：“妈妈，这些年你太辛苦了，你要是太累了，就放心地去吧，去和爸爸团聚吧！你的三个孩子都很好，我们都能自立。你的孙子、外孙女，还有你的重孙子也都很好。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生命……”没有插管和任何有创的抢救手段，母亲走得很平静，陆晓娅和妹妹亲手为母亲穿上事先选好的丝绒旗袍和点缀着红花的丝巾，作为妈妈89岁人生谢幕时的“礼服”。那是一场虽有不舍，却少有遗憾的“告别演出”。
　　从此之后，一直研究生死学的陆晓娅对尊严死的概念有了切身的了解。与至亲告别，像一堂更为深刻的“生死课”，让她产生了尽可能帮助更多人“体面离场”的念头。


　　研究了这么多年生死学，陆晓娅知道，走出课堂，“死亡”两个字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是种“忌讳”。不少养老院会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位老人从我们这里‘走了’”为荣，陆晓娅疑惑：“不从这里‘走’，该从哪里‘走’呢？一定要从医院的抢救室吗？”
　　她希望用讲台之外的“生死课”推动一点有益的改变——
　　从2021年7月开始，每周一、周四两个整天，陆晓娅要坐50分钟地铁，赶到医院的安宁病房，以心理师的身份为行至生命尽头的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志愿服务。她所做的事非常具体实在，比如协助老人立下遗嘱，让他们在意识尚且清醒的时候，决定自己的身后事。
　　在安宁病房，陆晓娅遇到过一位患有肺癌合并哮喘、需要持续吸氧的老人。老人晚年一直独居，得病之后，因为担心“睡着睡着人就没了”，常常害怕得整夜不肯合眼。陆晓娅来到他的病房，看到他疲惫的样子，就想，“今天如果能让他和护工都踏踏实实地睡一觉，哪怕只是半个小时就行。”
　　她像当初哄妈妈时一样，将老人的手放到自己手中。她让他闭上眼睛去想象，想象自己回到了深爱的东北故乡，回到雪后空气清新的童年，“深呼吸，把这凉凉的空气深深地吸进去……”她平静和缓的叙述充满安全感，让老人暂时放下了心中的焦虑，“没一会儿，我就听见他和护工都开始打呼噜了。”陆晓娅觉得很有成就感。
　　在安宁病房里，她会和患者聊天，了解他们的生命故事，并且通过一些有趣的问题，让患者回顾和发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她曾问一位患有肝癌的老教师：“假如有下辈子，你可以带三样东西去，你会带什么？”感受到陆晓娅的真诚后，老人给出了答案，“我的三样东西是笔杆子、嘴巴子、脑瓜子”——能写、会讲、善于思考，那是老人在三尺讲台站了一辈子，回头望去最引以为傲的本事，“里面暗含着他生命的独特价值”。陆晓娅愿意用这种看似“荒唐”的提问，去帮助老人回溯人生，寻找“自己的意义”。
　　聊天中，陆晓娅常常惊异于这些高龄患者只言片语间闪烁的智慧。“编筐编篓，重在收口。”这朴素的生命哲学，是安宁病房的一位患者告诉陆晓娅的，她听后深感震撼，也更确定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是有必要的——她在试着帮助那些年迈孱弱的“编织者”，平静郑重地为自己的人生作品“收口”。
　　2022年，曾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的剧作家刘树纲因为肺腺癌转移，住进了陆晓娅服务的安宁病房。家属送给她一本刘树纲先生的剧作集，她发现了一个细节——作家史铁生双腿残疾后第一次出远门参加笔会，就是刘树纲背着他走过一节节车厢，坐上火车的。
　　再去病房，陆晓娅弯腰贴近刘树纲，默默地诉说。已经病重的老人家，思绪似乎忽然被“激活”，陆晓娅听到他说，“我……我……我是刘树纲，我是好人。”
　　“‘好人’，两个简单的字。可是，在经历一生的风霜雨雪后，多少人能问心无愧、如此笃定地宣布自己是个好人？”陆晓娅再一次贴在刘树纲耳边说：“您是好人，您不仅有才华，做人也做得特别好。”这一次，刘树纲停了一阵，艰难地说出：“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还没有走完，如果有时间，我还要继续走……”
　　“一个人能在生命快要结束时，肯定自己是个好人，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事。”为了帮助病房的患者完成这些重要的事，陆晓娅愿意花时间去观察、去倾听、去阅读、去交流。但有一件事她从来不会做，“我不会跟病人讲‘死亡哲学’，说什么‘勇敢地去死’……”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如果完全以别人为参照系，那真是太惨了。”陆晓娅始终认为，人的自我认识是一个慢慢生成，并不断得到外界回馈、不断迭代的过程。
　　她曾翻看过一名轻生大学生的日记。这是一位来自小城市的非常优秀的大学生，在日记的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这个孩子所承受的来自校园生活的各种压力，“甚至别人难以量化的‘气质’都足以压垮他。”
　　当年陆晓娅为入学三个月的大学新生做心理工作坊时，就常常发现学生们的负面感受远远大于正面感受。很多学生原本在中学是佼佼者，可是到了大学，许多生活细节似乎都在提醒他们：自己不如别人。比如在大学校园里迷路，普通话说不好，英语的发音不准，没有大城市孩子文体方面的才华和见识，羡慕同学思考时把玩在手上的那支会转的笔……“他们写的这些细节，看上去都无关紧要，但是堆积起来，就会使人自惭形秽。假如再有外界刺激，就容易形成发展性的心理危机。”
　　陆晓娅曾请学生们用“我”为开头写诗。一名刚进入某名牌大学高分专业的学生写下“我是一个卑微的人”。陆晓娅认为这不是他的谦虚，而是突然看到巨大差距而产生的自我怀疑，“而这些心理状态，及时发现都可以引导。”
　　她深信：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建构自己的故事，找到新的自我认同，发掘出生命新的可能性。
　　如今，看到社会上出现“死亡咖啡馆”等关于生死讨论的主题活动，陆晓娅十分欣慰，“让‘不可言说’变得‘可以言说’，这显然是一件好事。”
　　“那时候我们去思考，我要怎样活着？如果现在我的生命就要结束，我会是一种什么心情？我会觉得很遗憾吗？还是觉得，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也有很多满足：我很好地领略过生活。”
　　记得当年在台湾慈济医院的安宁病房参访时，她在门口见过一幅宣传画，上面写着：对于生死，要说！要听！要看！
　　“好的告别是人生的圆满，好的告别不仅是生理上没有痛苦，同时也是内心没有遗憾、没有挂碍、没有恐惧。有研究认为越是没有充分活过的人越怕死，所以要不怕死，先得好好活、充分地活。”之前读《好好告别》，一本国外从事安宁疗护的医生所写的书，让陆晓娅为自己的思考找到了出处。
　　“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虽然经历过几次职业的转换，但它们都为我心里那团火续了命。”
　　2021年，陆晓娅把照护母亲的笔记整理成《给妈妈当妈妈》出版。2022年，在朋友的启发下，她又重新编写九年来的部分旅行笔记，串联成一本《旅行中的生死课》。
　　在书中，她写道：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是我人生的重要课题。如何面对生命的有限性？如何面对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恐慌？如何面对疾病对自己的蚕食？如何面对必然要来临的死亡？
　　陆晓娅说：“对于生死的探索，从阅读、观影开始，逐渐延展到讲课、工作坊、心理辅导、旅行和写作，直到进入死亡的最前线，成为安宁病房服务的志愿者。”
　　有老同事曾说：“在我们这批退休的人中，陆晓娅的退休生活算得上是最成功的华丽转身了。”
　　陆晓娅淡淡一笑，调侃道，“我可能学术不如谁，文笔不如谁，但我可能更开阔。我不是学者，我有点学者气质；我不是作家，我也能写俩字；我不是旅行家，但我也四处晃荡；我不是医生，但我也穿着白大褂服务病人……我就是陆晓娅，一个独特的我。”
　　“如果我在临终之前一定要有些许遗憾的话，我希望那是一种还有那么多美妙的事情没来得及做的遗憾，而不是一辈子没有好好活过的遗憾。”她说。
　（实习生臧泽萱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