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高墙，这批来信被送到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杨群的案头。140多封信厚厚一叠，让她吃了一惊。经过她和学生们的分类、分析、分发，原本的无主信件“找”到了60多位收件人。这些大部分出生于2000年以后的在校大学生，几乎也是第一次尝试用纸笔，与陌生人对话。

　　今年5月起，特殊的通信，在浙江省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与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之间展开。从尝试开始，同龄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一直在延续……

　　在浙江省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犯，每周都会至少接受一次心理健康教育。

　　疫情发生以来，监狱、拘留所等羁押监管场所的运行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的线下探视改为在线会见，社会力量进入监房帮教的频率不同程度减少……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在封闭的监舍里完成改造，对未成年犯来说，与外界联系更是不能缺少的阳光雨露。”蒋小霞和同事们一直想为这群孩子创造更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

　　在求助于杭师大心理系专业老师的过程中，蒋小霞结识了杨群。每周三，杨老师都会在本科生中开设一门“犯罪心理学”的课程。2015年，她开始组织学生们参与拘留所等地羁押人员的心理辅导实践。

　　“要不还是写信吧。”杨群说，“从心理学层面也比较接近叙事疗法这样的引导方式。”

　　方法可行，但对适应了即时通信的年轻人来说太过传统，双方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氛围、成长环境、学识水平。有多少人愿意参加？他们能融洽对话吗？

　　对未成年犯来说，写信并不陌生。给家人给朋友，有的人不愿写，觉得是形式应付应付；有的写了也很难得到回应。

　　但这次，孩子们的积极性却让未管所的管教民警们始料未及。短短两天，两个未成年犯管区收到了140多封信。

　　“我记得上初中时，老家来过一批支教的大学生，可能和你们一样，充满活力什么都懂，我羡慕极了。”

　　“现在00后有比较火的明星吗？请你有空告诉我，很有幸成为你的笔友。”

　　“其实我很向往大学生活，但世上没有后悔药，自己做错了事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有时会忘记他们是一群因为犯错而失去自由的孩子；有时又会为他们的忏悔揪心。”蒋小霞说，原本她和同事很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不合适的表达，可能需要调整修改。

　　“但从每一封信中，我们都读到了他们真实的心声，所以哪怕是对活动的质疑、负面的情绪，我们觉得都要尊重他们写的每一句话，没有卡住任何一封信。”

　　“人都有被认真倾听的渴望。”项目发起者之一、杭州师范大学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所副主任胡治国说，当一个曾经身处边缘的“问题少年”，可能被一个近乎同龄的大学生，用一种平等、共情、价值中立的方式倾听，“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愿意提笔倾诉的内在动力。”

　　当杨群收到首批140多封信后，她和学生们既惊讶又有些小小的犯难，原本回信只作为课程内部的实践，现在需要寻找更多的收信人。

　　杭师大心理系成立于2000年，目前每年本科招收两个班，共有本科学生240多名。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基础教育阶段的心理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心理咨询等相关工作。

　　“2019年前后，我们心理系成立了‘青心’社会组织，主要是教师带领学生面向社会进行心理方面的志愿服务、团体辅导等。”杨群说，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动，这一活动按照一位学生回两封信的模式开始运行。

　　2020级心理系本科生徐珺是最早的拆信人之一。拆信前，她和同学们有过小小的担忧：比如信里会不会有很多刁钻的问题，充满对生活社会负面灰暗的内容。

　　“但他们的想法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徐珺说，“既有很自卑的求助、沉重的悔过、对未来的迷茫，也有和我们一样对动漫、运动的热爱，对时事的关心，有一封信还从自身的诈骗罪行经历，提醒我们大学生不要轻信诈骗套路，等等。”

　　“青心”负责人郑璐怡曾多次参加线下心理志愿服务。“相比于面对面交流，写信更能让他们放下戒备，自由真实地表达。真心换真心，我们的回信也一样。”

　　几位负责人将信件按照内容分类，比如大学生活、时事政治、个人爱好、心理求助等，安排最合适的同学进行回复。

　　有人连夜研究起如何解释量子力学，写了长长的回信；有人第二天一早就跑去冲印了校园照片；有人为马上要过生日的笔友画了一只蛋糕……

　　“初心是想帮扶他们。”杨群说，“但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很快就变得真诚而平等。”

　　徐珺说，心理系的学生时常会感觉自己的专业有点空。“研究人心，人心莫测。”但这一次却让她和同学们感受到作为心理学人的社会责任感。

　　“一开始写信，没有想过他们真的会把我们的信当一回事。”正在未管所十一管区服刑的严轶（化名）说，漫长的刑期一度让他自暴自弃，“现在，我打算加入未管所的育新艺术团，认真学好一门乐器。”

　　“记住那些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要努力，与其用泪水忏悔昨天，不如用行动改变明天……”他收到的回信上如是写道。

　　“一边是在风浪中误入歧途的孩子，一边是大部分在蜜罐中长大的孩子。”杭师大心理系党支部书记傅亚强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单方面的施惠，这种交流一定是双向受益的，也正因为双向受益，才能一直延续下去。”

　　从今年5月至今，双方的信件往来已有5批，共400多封，目前已经形成一对一的结对笔友模式。

　　“一开始更像是仰视的姿态求援，写了几封后，他们越发愿意表达自我的喜好、个性。”2021级心理系本科生王潇雨说，“仿佛从一个自卑的求助者，变成了平等的交流者。”

　　“剖析这些未成年犯的案例，根源都是各种关系出现了问题。”浙江省未管所副所长郭益大说，自我意识强，成长于数字时代，让他们对如何建立稳固、正向的关系陌生、抗拒，“希望通过这样的通信补上这一课。”

　　胡治国说，心理学研究者需要了解不同人群的发展经历，培养自己的经验和包容心；与此同时，大学里的孩子也能从“问题少年”曲折的经历中，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家庭关系、同伴关系。

　　“效果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胡治国说：“通信对孩子们的改变证明，人性的光辉面需要被展示和关注，正向的力量是可以快速发展的。未来随着信件的积累，对理论研究而言，也很具有文本分析、定量分析的价值。”

　　几位老师都认为，通信活动一定会坚持下去，未来还会考虑让通信双方同读一本书、同看一部电影等。

　　郭益大说，未来希望把活动从无主题交流变成更有目标的引导：创造共同话题进行心理疗愈，用新的知识推动继续学习。

　　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汤序喜认为，监狱管理是刑事司法的末端，也是社会治理的前端，对未成年罪犯的教育改造不能将他们与社会生活隔离开，“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帮扶，唤起迷途少年内心的自信、自尊。内心的火烧起来了，走出高墙，他们才会是一把不灭的火炬。”(本报记者吴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