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段羡菊、凌军辉、赵久龙

　　这是一场暌违40余年的追踪采访。

　　“还记得，当年两位新华社记者来我们家采访，那时我16岁。”个头不高、脸庞黑里透红的李安胜走出家门，微笑着迎接前来寻访的新一辈新华社记者。

　　李安胜家在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上塘镇，地处淮河下游，紧靠安徽省。1981年3月，新华社记者采写发表的通讯《春到上塘》，记录了当地农民冲破阻力在江苏首开农村“大包干”改革先河，“大田”变“小田”，取得粮满囤、谷满仓、满袋花生堆成垛的巨变。

　　“一天，我们来到这个队，访问了社员李世林的家，一家人正忙着窖存山芋。他家九口人，三个劳力，去年包了20多亩地，打的粮食除上交集体、出售国家外，还余下约一万斤。”这篇通讯记录了当时李安胜父亲李世林所在生产队的情况，“曾经一度一个劳动日值（工分）只有一分六厘五，连一盒火柴都买不上。十岁左右的孩子差不多是吃国家救济粮款长大的……”

　　从2021年底到今年3月，记者持续追访上塘到泗洪的乡村变化，李安胜自然成了重点采访对象。

　　“当年报道刊发后，我爸收到了两个四川姑娘的来信。”他清晰记得当年报道的反响。“她们看到报道里写到我家‘单干’后存有1万斤粮食，就打听我爸婚姻情况。我爸回信说自己已经成家，如果愿意嫁到这里来，可以帮忙介绍。”

　　当时李安胜家被称为“万斤粮户”，后来一些致富的农民被称为“万元户”。1992年，在李安胜母亲走了2年之后，他71岁的父亲去世。

　　当年的报道不仅为上塘农民的改革撑了腰，而且推动整个江苏省的农村“大包干”改革。在上塘镇垫湖村的“春到上塘”纪念馆，雕塑还原了两位新华社记者围着花生采访农民的场景。

　　40余年过去，对于上塘大部分农民而言，土地种植已经不是主要收入来源。目前，李安胜将7亩地流转给了大户，自己种植其余的17亩地。“轻活自己干，重活请人机械化作业。”

　　上塘所在片区过去称为泗洪县“西南岗”，曾是江苏省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因地处平原上的丘岗之上，土薄水荒，历史上曾“长草草无力，种谷谷不壮”“大雨哗哗流成灾，无雨半月渴死牛”。如今，这里的耕作、水利条件大幅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更非当年可比。到2020年底，低收入农户全部实现脱贫，202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2570元。

　　2022年春分过后，天气转暖。上塘镇垫湖村的麦苗逐渐过了分蘖期，拔节生长势头较好。种粮大户周茂章正在田间喷药，加强植保。8年前，他从租种60亩地起步，逐渐增加到如今承包500多亩地，成为地道的职业农民。

　　这里的田野有个明显特点，每块田的面积特别大，这背后也经历了一场变革。当年农民的承包田，大多零散、不规则分布，不利耕种。十多年前，上塘镇一些村庄开始推行“小田变大田”，同时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将散乱的田埂、沟渠清理掉，再统一开沟、通渠、铺路，然后重新调整，使每家每户的承包地尽量集中。

　　有的种粮大户连片流转耕地后，再次拆除田埂，出现不少80亩、100亩整块“条田”，利于机械化、规模化种植。

　　上塘自古以种植花生出名，当地已初步打响“上塘贡米”“上塘黑花生”等品牌。周茂章站在田头给记者算起了账，每年种植一季小麦和一季水稻，利润主要在水稻，遇上丰年，每亩地每年收入约1500元。扣除化肥、农药、租金、人工等成本，每亩约赚500元左右。加上政府发放的种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等，每亩实际纯收入600多元左右，每年纯收入30多万元。

　　历经40余年变迁，上塘至今保有人均近3亩的耕地。尽管人均耕地不算少，但仅靠种植自家承包地，很难实现致富梦。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更愿意到长三角地区寻找打工机会，中老年农民依然对耕地充满了感情。

　　事实上，像周茂章这样想种田、会种田的种粮大户，在当地还不多见。记者了解到，上塘耕地面积约14.7万亩，由于从事土地规模种植的经营主体不多，目前总计流转土地不到5万亩，每亩土地流转费用五百元到千元不等。

　　“原来的老房旁边就是茅房。”李安胜家在2016年告别旧居，迁到立新村的集中居住点，住进新房。

　　“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装上了路灯，过去一个多小时才能走遍全村，现在集中居住区几分钟就能走一圈，孩子上学、老人就医、村民购物都在家门口。”李安胜的儿子李明宗说。体校毕业的他身材魁梧，如今在苏州当散打教练。

　　垫湖村“春到上塘”纪念馆对面，两层小楼联排成行，绿树成荫。记者随机走进村民周玉华家，装修简朴，干净整洁，自来水、冲水马桶等一应俱全。年逾古稀的她坐在门口晒着太阳：“儿子在县城做水电工，媳妇在纺纱厂上班，老伴有时候打打短工，我主要负责接孙子上下学。”

　　垫湖村村域面积11.8平方公里。如今，3个自然村全部拆迁，集中居住率达到100%。近年来，上塘镇全力推进集中居住区、农房改善等，已建成11个集中居住区。2018年以来，累计投资提升改造农房改善项目3个，累计搬迁改善农户1700余户。

　　这一数字在超过1.3万的全镇农户总数中占比还不高。上塘镇政府介绍，建设集中居住点，涉及较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必须由政府补偿资金。前些年推进力度较大，是因为江苏推进苏北农房改造，省政府按改造户数拨付财政资金支持。如今，基层政府自身财力有限，只能缓步推进。

　　记者在泗洪走访发现，不少农民有意愿改善住房条件，对集中居住有一定接受度，但具体需求各异。有的离县城、乡镇近，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希望通过“上楼”全面提升居住条件；有的希望集中居住仍能保持独门独院，保留原来生活方式，方便农业生产；还有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则故土难离，希望就地改善。

　　针对多元需求，泗洪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对进城入镇购买普通商品房的农户，县财政给予购房补贴，在农村集中居住区购房的按成本价进行安置。2018年以来，全县发放购房补贴超过8000户，发放补贴资金超过1.84亿元。

　　“按照自愿原则，经过多种形式适度集中，目前县城、乡镇、村庄的人口比例大致为5：3：2。”泗洪县委副书记石俊杰说，近年来，全县实际完成农民住房条件改善超过1.2万户。

　　对享受补贴政策进入农村集中居住区以及进城购房的农民，当地政府曾规定需要退出之前的农村宅基地。从2021年开始，对进城购房的农民不再要求退出宅基地。对撤并后的村庄，当地复垦为耕地，近年来泗洪新增耕地数量可观。前些年，它们可以作为城乡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指标，卖给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不过，现今这项交易制度面临暂停的局面。

　　在上塘，一些电子导航地图中的自然村名称还在，但事实上已经变成农田。田野中的小路边偶见散落的红砖，成为这里曾是村庄的证明。“这里以前叫大王庄，有200多户，现在全部变成耕地了。”周茂章指着一片田野告诉记者。

　　一开年，垫湖村11家企业陆续开工，吸引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雅布朗针织厂里，机器轰鸣，一批出口非洲的袜子正在加紧赶制。

　　46岁的任玲熟练地给袜子缝线，几秒钟就能缝一双。她以前在浙江的电子厂打工，前年回到在村里开办的企业，每天能缝制七八千双袜子，每月工资5000多元。“老公在浙江送货，我在家门口打工收入也不低，还方便照顾老人孩子。”手脚麻利的任玲面带笑容地说。

　　在泗洪农村，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受欢迎，尤其是留守妇女。她们往往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很多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记者问：“累不累？”勤劳的她们直爽地说，能够照顾家庭，还能挣到钱，这点苦不算啥！还有人放弃中午休息，主动要求加班。

　　魏营镇国顺服装的车间里，多条生产线开足马力，这里生产的短裤、长裤主要供应欧美大型超市。从事缝纫前道工序的王华翠手眼配合、一刻不歇，丈夫早年病逝，公公、婆婆都有慢性疾病，两个孩子还在上学，这份月收入近4000元的工作是全家人的希望。

　　“80后”刘瑞亮经过4年打拼，已经成长为国顺服装的一名小组长。“以前在外打工，挣得多，花得也多。现在，爱人也是厂里职工，收入比较稳定。”他在车间摆弄了一个音响，工作间隙，经常播放节奏强劲的音乐，很受工人欢迎，厂里也很支持。

　　正在加速工业化的泗洪，渴望扭转劳动力外流的趋势。泗洪县人社局介绍，目前全县户籍人口109万，常住人口80万左右；劳动力55万人，其中17万人外出务工。近年来，当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了不少工厂，吸引每年返乡就业5000人左右，但企业用工每年仍有缺口约9000人。

　　招商引资、促进发展是基层工作重点。上塘镇党委书记蒋朝辉说，全镇年工业产值已超过2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00人。“我在上塘镇工作快十年了，过去村民在镇上连吃烧烤的地方都没有，现在由于工业人口聚集，乡镇也有了‘夜经济’，镇村消费慢慢多起来了。”

　　记者在泗洪走访发现，一些60岁以上的老人依旧选择务农或打散工，甚至还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主动到工厂要求干活。

　　魏营镇国顺服装“银发车间”，20多个老人正在认真剪线头，平均年龄达65岁。77岁的石祖华从事这份工作已经5年多，每月工资1200元左右。她们认为“活不重”，适合老年人干。“在家里闲得慌”“不靠儿女，自食其力养老挺好”“每天走走，活动下身体”“过年给孙子孙女的压岁钱也有了”……老人们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感染在场每一个人。

　　受到她们欢迎的女厂长告诉记者，这些老人不管刮风下雨坚持来上班，每天都来得很早，有时天一亮6点多就来了，说是在家里睡不着。同意老人来就业，工厂冒着风险，生怕万一出了问题，所以她经常叮嘱老人们路上一定要小心。

　　“银发车间”是当地解决老年人就业的暖心之举，从中让人感受到当地老人的勤劳、乐观，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农村养老困境：一些老人因子女残疾、身体患病等生活困难，需要挣钱弥补养老费用缺口。

　　在泗洪县，农村养老保险早已实现全覆盖，主要问题是保障水平还偏低。县人社局一位负责人介绍，全县农村参保34万人，每年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缴费的占总数的70%。目前农民人均养老金是苏南一些县市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对于普通农家而言，大病仍然是严峻考验。周茂章告诉记者，前几年妻子生大病，本在工厂上班拿工资的女儿只能留在家里照顾母亲。随着年龄增大，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让这个种粮大户感觉到肩膀沉甸甸的。

　　李安胜的父亲李世林一辈子守着土地务农。初中毕业的李安胜年轻时办过养鸡场，失败后开车运土方，而后在福建晋江做小商品生意、在上海打工搬运建筑垃圾。如今，年过半百的他在家一边种田，一边照顾叔叔。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了，虽然根仍在上塘，但大部分人离土地的距离越来越远。

　　上塘全镇户籍人口共5.74万，但常住人口不到一半，以老人、小孩、留守妇女为主。“留在家里种田的，多是60多岁、70多岁的老人，很吃力。”对乡村变化感到欣喜的同时，李安胜认为“老人农业”是个无法回避的头等问题，应该想办法解决，吸引一些年轻人回乡创业、生活。

　　40余年前上塘乡村孕育的改革，在泗洪县乃至总体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的江苏仍然被经常提起，成为激发改革、谋求振兴的精神动力。虽处苏北，泗洪县设定了县域经济进全国“百强”的奋斗目标。2022年3月，垫湖村的“春到上塘”纪念馆里，一些年轻的村干部，正在排练情景剧《桥头会议》，再现当年“大包干”场景。

　　目前，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李明宗在苏州教散打的健身俱乐部暂停营业。已经成家的他，想这几年好好工作赚钱，先在老家县城买套房子，让孩子在县城上学，享受比乡村更好一些的教育。

　　回乡也在他未来的人生规划之内。“国家对乡村振兴的扶持力度很大，我不排除回到上塘，流转土地机械化种植，或搞电商销售农产品。这样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也能更好帮助孩子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