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惯例，临近除夕，我都会发信问候国内外亲朋好友。去年2月4日下午，当我开始用电邮或微信发送贺年卡时，突然意识到，有七个地址/号码已经无法送达，当即心情黯然。而这，还不包括我已撰文怀念的汉学家瓦格纳和著名诗人杨牧（参见《瓦格纳：为学术的一生》，2020年3月13日《文汇报》；《一次致敬式的对话》，《告诉我，甚么叫做记忆：想念杨牧》，台北：时报出版，2020年9月）。

　　依旧是岁月匆匆，不断有师友隐入历史深处。因疫情缘故，这两年取消了告别仪式，以往那种刻骨铭心的“伤逝”场面，逐渐被网络上众声喧哗的“怀人”文/图所取代。如此转化，不知不觉中，悲伤的意味减少，而无奈/无力感则陡然升高。我明显感觉到，那些对我等凡人十分重要的“记忆”，正从手指缝中溜走，悄无声息。

　　今年春节来得早，今天就开始筹备发送贺年卡了。此前看过2021年12月22日《中华读书报》的《2021永远的怀念》，35位去世的人物中，竟然有11位是我比较熟悉或有一面之缘的。我不擅长即兴写作，而且相信鲁迅的说法，感情正烈的时候不适合写诗；但我关注各类怀念文章。读来读去，凡有很多好文的（如沈昌文、王信），我深刻认同，就此搁笔；而声望如日中天、去世后媒体上铺天盖地追怀的（如余英时、李泽厚），我虽私下感念，因关系没到那个份上，谢绝撰文，怕说多了有攀附的嫌疑。

　　倒是以下四位先生——2020年12月11日去世的孙逊先生、2021年1月15日去世的吴福辉先生、2022年1月4日去世的戴小京先生，以及2022年1月16日去世的姜寻先生，年龄悬殊，专业背景不同，贡献及名气也有大小，跟我的关系更是很不一样，但都有值得一说的地方。考虑到四位的业绩及人品，都有各自单位、亲友或弟子专门介绍，这里就说说我与他们的交往，琐琐碎碎中，或许也能见其真性情。

　　忘记是哪一年初次见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孙逊（1944—2020），但首次合作始于1997年，则很明确。大概是外出游玩其乐无穷，懒得写日记了，如今只留下“9月25日赴上海，10月5日由南京返京”的线索/印记。南京只是稍为停留，就为了拜访程千帆先生，这在《〈掬水集〉小引》中提到了。主要部分是在上海师大，记得是集中讲义，讲什么也忘记了，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唯一记得的是，人高马大的孙逊教授竟然心细如发，刚讲了一课，就很体贴地问我：“这次单独外出，是不是得给夏老师买点礼物？别的就不要了，弄几块古玉如何？君子佩玉，很适合夏老师气质的。与其带回去几千块钱讲课费，还不如奉上几块古玉。你说呢？”

　　看我点头称是，孙教授马上趁热打铁：“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去上海市文物商店，已经替你看好了三块明清古玉，质地不算很好，略有残缺，但都经过专家掌眼，有鉴定证书。价钱呢，已跟店里谈妥了，就用你的讲课费。”

　　此前我曾在新疆买过假的和田玉，被妻子严重警告：不要不懂装懂，别乱买东西了。这回有孙逊紧急补课，普及收藏诀窍以及玉石的基本知识，再加上出自文物商店，不会离谱的。回家拿出一周劳动所得，果然大获表扬。直到今天，这三块不算珍贵的古玉，还时常陪伴我们外出游览。

　　以后交往多了，才知道孙逊不仅是著名学者，还是个颇有经验的收藏家。据说最初上手时，瓷器、玉石、印章等什么都收，有些杂乱，后来才逐渐集中到明清文人字画。因宋元字画太贵，明清还勉强跟得上，而且不求多，求贴近自己的专业。

　　在《收藏结合自己的专业最开心》（2015年3月3日《文汇报》）中，孙逊称：“如果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能有机会收藏到他们之中一部分作品，哪怕是很少一部分，那该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把它们集在一起，岂不就是一部可以摸到古人脉搏跳动、感觉到古人体温的明清文学史？”据说他在上海师大教中国文学史课，讲到明清段，每个重要作家都能秀出点宝贝来。无论对于老师还是学生，如此古今对照，直接触摸历史，当然是大有裨益。

　　对他的藏品，惊鸿一瞥后，我不再过问。不是不信任，而是怕被诱惑。我知道这里的水很深，一旦介入，需要金钱，更需要时间。我没有这个财力与定力，只好眼不见心不烦。但若处理得好，拿得起放得下，那确实有利于养成学识与性情。我的北大同事潘建国教授是孙逊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曾撰《无言之美——纪念恩师孙逊教授》，讲述孙逊收藏清初文人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的书扇合册，借此度过人生最困难的时刻。“后来，他请苏州老裱工重新精裱了册页，请沪上著名画家刘旦宅题签‘容若梁汾书扇合册’，又特意来到北京，请冯其庸先生、袁行霈先生分别题写了引首‘词坛双璧’‘千古高义’。”

　　我所接触的孙逊，主要是其学术策划与组织方面的才能。至于他论《红楼梦》及东亚汉文小说方面的著作，自有专家评说。1996年，上海师大成立包括中文系、历史系、古籍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四个单位的人文学院，孙逊任首任院长。作为一个地方院校，申报博士点，争取重点学科，延揽杰出人才，拓展研究领域，乃至推荐新人获奖等，这些琐细而艰辛的工作，需要有高屋建瓴且大公无私的人来认真规划与推动。十三年的人文学院院长任上，我看着能屈能伸、不卑不亢的孙教授不断进取。近年上海师大文科实力的增长以及声誉的提升，应该说与孙逊的不懈努力分不开。卸任院长后，他又主持或参与了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等成功运作。直到重病缠身，他仍关注上海师大人文学科的发展，竭尽全力扶持年轻学者。去世前一个月，给我发微信，还在谈这个话题。

　　因妻子夏晓虹退休后受聘上海师大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我连续几年到上海师大做讲座，2016年12月5日讲《大变动时代的图像叙事——晚清画报三十年（1884—1913）》、2017年4月24日讲《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2018年3月26日讲《声音的政治——现代中国的宣传与文章》、2019年3月19日讲《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前三次都是孙逊亲自主持并做精彩点评，最后一次，他用嘶哑的声音简单开了个头，就请宋莉华代为主持。看他身体实在太虚弱，我给他发微信：“孙老师，今天天气不好，请在家休息，不用出席夏晓虹讲座。”他的回复是：“谢谢！我今天上午在家休息，中午11点半仍来陪你们外宾楼用餐。”我相信，很多学者之所以乐意与上海师大合作，与孙逊教授这种谦恭与体贴的性格大有关系。

　　今年的1月15日，我在朋友圈贴出三张照片，还有下面这段话：“去年今日，接到吴福辉在加拿大去世的消息，我赶紧告知几位师兄师姐，略为商议，发去唁电：‘惊悉老同学吴福辉不幸病逝，我们都深感悲痛！请夫人珩青节哀顺变，保重身体！钱理群、赵园、温儒敏、凌宇、陈平原。’前四位确实是老吴的同学，我属于师弟，但经常在一起活动。作为一个外省青年，我之所以一到北京就如鱼得水，除了导师的福荫，还得益于这些学问及人品都很好的师兄师姐们的提携。老钱、赵园抱怨，知道老吴要去加拿大，可走前为什么不专门道别呢？我说不对的，2019年9月3日给三位寿星祝寿，9月9日欢迎日本朋友聚会，老吴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只是离愁别绪，你让人家怎么说？而且并非一去不复返，日后还有的是见面机会。可找出那几张照片，仔细观察，老吴招牌式的微笑中，不无几分哀怨。怀念远去的师兄！”

　　我的师兄吴福辉（1939—2021）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最早的筹建者之一，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身份，对他来说更重要，那就是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当年河南大学与现代文学馆联手申请博士点，对双方都是一大利好。此前，老吴曾多次对我说：“你们在大学教书，真幸福！”因为，考上北大研究生前，老吴当过多年中学语文老师、教导主任，教书在他是本色当行，也是兴致所在。这几年我与河大文学院接触较多，那里的老师谈起我的师兄，莫不交口称赞。老吴去年1月在加拿大去世，8月河大文学院举办了“吴福辉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今年1月又有“吴福辉先生追思会暨《吴福辉先生纪念文集》发布会”，这都在情理之中。

　　老吴学问做得最好的，是海派文化论述（如《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而非早期的讽刺文学研究（如《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但我在中山大学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四十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讽刺文学》（1984），明显是受他《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的影响。见面时谈及这点，他很得意。三十多年间，作为师兄，老吴对我倍加关照，只是因学术风格及生活品味不太一样，平时交往并不频繁。

　　2019年9月的两次聚会，第一次是学生操持，第二次才是我发起。老吴很开心，和夫人朱珩青一起参加，回去后还发来他拍的照片，嘱咐我转给各位。那两次活动确实没提及移居异国事，他不想多说，我们也不便多问。多年的老朋友了，相互间达成默契：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尊重别人的选择。因微信联系很方便，久而久之，我竟忘记了他已人在异国，2020年4月30日给他发信：“制作一册《手稿集》，若有兴趣，请发来接收地址及手机。”他当即回复：“手稿集可以考虑。但我现在人住在加拿大儿子这里，因疫情今春按计划回囯已不可能。那就再联系，有关事宜可在微信上谈的，也可先交流一下。”过一会又来信：“平原，如你所说待回京时再议吧。国内疫情好转，加幸亏边境封锁早，与美切割成功。目前高峰还未至，但确诊病例每日总算稳定。我是坚不出门，和儿子本来就是分开住的，所以平安无事。你和晓虹多多保重！”

　　各自都忙着防疫，日子过得很匆忙。2020年5月27日晚上23：56，老吴发来《百年翩跹》，那是他几年前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散文，当时读过我就点赞了。这回估计是“文汇笔会”微信推送，他马上转给我，显然希望我重读。此文提及他们家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从由甬入沪算起，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计30年；从上海到东北是1950年至1970年代末也是30年；再由1980年代至今整整40年：正逢一百年！”而他自己，更是在回顾家族史的同时，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在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挖掘了海派文学，触动了我对甬沪两地固有的‘情结’，调动起童年的生活记忆，写出了最早的海派小说研究专著。我从学术专业上仿佛踏上了一条回归之路。”老钱、赵园和我都认定，老吴研究海派文化，之所以让我们望尘莫及，不是因为他勤奋，而是他带着寻根的深情，故能格外体贴入微。

　　今年1月4日晚上，看到我的大学同学、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戴小京先生（1952—2022）因病去世的消息，我着实大吃一惊。因为，不久前还有工作联系——虽说是拐了个弯。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2月13日，我接到中山大学同学王培楠来信，说为纪念毕业40周年，他想将一直珍藏的全套《红豆》杂志7本以及一册《这一代》，还有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公章一枚送给中大校史馆，特意拟了段说明文字，希望我抄写，以便在校史馆展出。关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山大学的学生刊物《红豆》及钟楼文学社，主编苏炜多次撰文，我也在《怀想中大》（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中有所涉及。王培楠当年是钟楼文学社社长，此文学社的主要工作就是主办《红豆》杂志，而我则是《红豆》负责文学评论的编委。去年我在广州办“大字书”书法展，他和好几位老同学专门跑来助阵，缘于此，才有让我抄写说明的动议。

　　培楠的简要说明写得很好，但让我抄写明显不合适。因那是给校史馆展览用的，纸张不能太大，而我们班同学中，小楷写得最好的，当属上海的戴小京。当年在中大念书时，他常向容庚、商承祚请教，且坚持每天练字，是我们同学中书法功力最为深厚的。2017年12月，中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回母校聚会，纪念恢复高考以及入学四十周年，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小京把我叫到一边，略为交谈后，塞给我一把扇子，说这里人多，回去再打开。这是一把洒金折扇，上有小楷书写的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真是漂亮。念及此，我建议培楠找戴兄抄写这段说明文字。

　　培楠兄一听，拍案叫绝，因他手头正好有一张老照片，证明小京也是《红豆》重要一员：“从照片留下‘红豆编辑部同人合影’字样，显然这不是随意抓拍，而是一次有意义的合影。从合影人员构成看，这明显又是《红豆》负责日常编务的核心工作班子。当中有七七级五人（陈平原、苏炜、毛铁、戴小京、王培楠）。七八级（刘浩、辛磊）。七九级（罗昌松）。还有两位，当中应有七九、八〇级，是编辑部联系当时四个年级的负责人。从时间看，1981年10月22日，显然又是我们毕业前夕了。我想这次把这张照片一同送归学校，您看呢？戴小京已答应抄说明，我等他寄来。我想，您是位大学者，又是《红豆》核心亲历者，能一同给母校留个‘大字书’的墨宝吗？这样，校史馆若开个《红豆》小展柜，阵营就不那么单薄了。”

　　我辞谢了赠送母校书法作品的建议，因同学中擅长此道的很多，轮不到我出头。12月22日王培楠又来信：“平原兄好！小京的墨宝已寄到。校史馆说，没有收藏您的《怀想中大》。这次，是否可给他们送些书？”中大图书馆藏有我不少著作，校史馆因刚从图书馆独立出来，藏品及展品稀缺，号召校友们多多捐赠，此前我并不知晓。赶紧挑出若干近著，连同《怀想中大》，寄给王兄，请他转交中大校史馆。

　　正欣赏着小京抄写的《红豆》说明文字，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惊诧之余，我当即给培楠去信：“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十几天前，你发来他抄写的向中大校史馆赠送《红豆》的那则短文，看不出任何病态，怎么会突然去世了。大概，同学年纪渐大，此类事越来越多，不胜悲伤。最难得的是你请戴小京抄写关于《红豆》的说明文字，如今竟成绝笔。”培楠回复，已将所有图书连同小京的书法交给了中大校史馆，小京那份捐赠证书日期为2021年12月30日：“他是用此生的深情，在临终前，代表七七级，给母校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遗墨！”

　　我与前三位故人，交往不见得都很密切，但起码认识二三十年。而结识模范书局创始人、诗人、雕版收藏家姜寻（1970—2022），只有短短两年时间，而且还是在疫情期间。可想而知，我对他的了解非常有限，只是因他去世太过突然，“是库房搬书的过程中意外身亡”，我觉得非记下几笔不可。

　　2019年年底，北京电视台编导王宇制作《我是规划师》第一集，约我客串出镜，在永定门、正阳门等处现场，念了几段我《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中的文字。这种现场表演，非我所长与所愿，但为了老北京，我还是勉为其难了。没想到2020年1月8日又接到王导来信，说还要补拍些我在城南的镜头，地点就选在杨梅竹斜街的模范书局。看我很不情愿，对方极力劝说：作为拍摄点，那是一个很有历史氛围的地方，而且主人很有趣，相信你去了会喜欢的。

　　那是个冬日的上午，风很大，天气很冷，但随摄制组走进书店，确有温暖如春的感觉。书店不大，略显拥挤，稍有顾客，就转不过身来，但氛围很好，尤其是那几部主人制作的雕版诗集，难得的兼及技术、审美与岁月沧桑。姜寻把我们领到二楼的书房，看他的收藏，签了若干他收藏的我的著作，聊了聊各自的文学观，以及对雕版印刷的感觉。谈得很开心，几乎把拍摄的事忘了。不知不觉中，太阳照进阁楼，站在窗前，俯瞰旁边的平房，老北平的韵味一下子上来了。看我赞叹不已，姜寻赶紧推荐自家在西城区佟麟阁路的“模范书局+诗空间”，说比这更有味道。那里原本是中华圣公会教堂，始建于1907年，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被他改造成书店，成了文青打卡的最佳去处。当时一拍即合，就在那里举行我的新书发布会。

　　几天后我去信：“姜寻兄，那天谈及在模范书局诗空间开我的《想象都市》等四本新书发布的可能性，承蒙你一口答应。可三联认为放在他们刚重新开业的韬奋图书中心更合适。得便再向你请教版刻及装帧问题。”接下来，我们围绕三联图书及其装帧等，略为交流了一下各自的心得。

　　同年1月16日，姜寻来信：“我想，继饶公雕版诗集出版之后，一直没有更好的雕版诗集。模范书局邀您主持精选出版当代雕版系列丛书。”我的回复是：“谢谢邀约。当代雕版如何做到内容与形式相匹配，且有一定的市场，需仔细斟酌。”几天后，他专门来访，讨论此事的可行性。我特别欣赏他赠送的《饶宗颐诗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那书最后一页是：“岁在壬寅十二月，于京师煮雨山房开雕，姜寻工作室辑宋黄善夫《史记》刊字，扬州陈义时刻。”总共十二页（双面），售价1500元。严格说来，如此精美的图书，已经进入艺术品范畴。将文学阅读与非遗保护结合起来，制作典藏版的图书，这是个好主意，但必须顾及读者趣味及接受能力。

　　姜寻以他集宋本《草窗韵语》字、请扬州中国雕版文化传承人陈义时先生雕版的北岛诗集《一切》（中华书局，2017）为例，论证事在人为，此路可以走得通。那书一函两册，定价5000元，据说卖得还不错。我则坚称新诗人中北岛的地位很特殊，加上此书销售借助很多文化活动，是个特例。如此制作雕版图书，很难持续。我建议他每种诗文集就刻两页，雕版作为艺术品销售，其他部分同样集宋本但电脑制作，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让“雕版图书”（而不是非遗产品）真正复活。作为诗人兼艺术家的姜寻，理想主义色彩极为浓厚，对我如此向市场妥协，表面不说，心里估计太不以为然。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紧接着武汉疫情暴发，大家都无暇他顾，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同年三月间，姜寻送来若干特种纸，说是模范书局天桥店开张，政府有关领导要去检查，若评价好，可以补贴若干运营经费。因此，希望我题写“戏剧人生”，放在店里，权当点缀，也算是一种支持。

　　此后，我与姜寻的联系，仅限于互相问候，以及贺年、赠书等。说好的参观导览“模范书局+诗空间”，则因各种缘故一再推迟。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梦幻。除了叹惜其英年早逝，再就是挂念他的雕版以及书店事业，真希望后继有人。

　　2022年1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