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是一座活在往事里的城。

　　这座从首都降为省会，从省会降为普通地级市的城，它有过太多的繁华与艳丽。七朝古都、南北通衢、北宋时期全世界最大的都市……这些都是它的曾经。但是，千古繁华一梦，换了人间。而今，这座灰白的城市并不比周围其他城市多一些亮色——除了难以计数的古迹表明它在历史上的确“比你阔多了”。

　　禹王台是开封城众多古迹中的一个，它还有另一个有些古怪的名字：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像荷马那样盲了双眼的音乐家，叫师旷。此人常常跑到今天的禹王台一带吹奏，那时候的禹王台只是平原上乳房般隆起的土丘。久而久之，人们把这里叫作吹台，一直沿用到今。

　　师旷太久远，吹台最真实的历史其实和杜甫、李白、高适有关——他们已成为吹台最值得骄傲的本钱。

　　《唐才子传》高适条目下，有关于三位大师和吹台的故事：“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遥想当年，杜、李、高三位诗人光临吹台，他们在风中悲歌长啸，让当地人感到十分不解——对生活经验以外的陌生事物，常人通常条件反射地投以怀疑目光。

　　吹台却是幸运的，它幸运地聆听了三位大师酒后的高歌，见证了他们如何在蝉声如雨的夕阳下栏杆拍遍，直到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吹台一侧的平原上慢腾腾地挪到天顶。

　　三人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令后人眼热，在于他们是真正的道义之交和文字之交。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别无他求，像源自深山的清泉，因纯洁而熠熠生辉。

　　所以，不少后人为此感动。三贤祠就是感动的产物——明朝开封巡抚毛伯温有感于三人游吹台的事迹，修建了一座名为三贤祠的祠堂。这座建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小院，位于禹王台大殿东侧。在纪念治水英雄大禹的地方，诗人们也有了一席之地。

　　十多年间，我两去吹台。

　　一次是2008年，乍暖还寒的春天，以吹台为核心打造的禹王台公园里，草木尚未从酷寒中苏醒。前两天下过一场雪，背阴的水沟里，还有一些没有融化的冰碴子。我和女友挽着手行走在寒风中，慢慢登上了几十米高的吹台。吹台里外，空无一人，惟有三贤的雕塑静默在阴暗的屋角。

　　从台上可以看到，与公园毗邻的，是一些破败矮小的民居。民居前面，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街，太阳升起，几个老人面无表情地坐在家门口晒太阳。一条黑狗，一只黄猫，也凑热闹似地挤在老人们面前晒太阳。惟一让人感觉到鲜活气息的是公园入口处的广场，临时搭起一座舞台，舞台前放了许多长凳，像是有什么演出。虽然暂时还空无一人，但搭起的舞台和整齐的长凳，却在暗示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喧哗热闹。

　　一次是2021年，刚下过一场急雨的夏日早晨。这一次，女友早已成了孩子他妈，孩子也9岁了。

　　和13年前相比，禹王台公园大了很多，那时候看到的民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园子绿色植物。旁边的牡丹园也与公园相通，可惜牡丹花期已过，无缘欣赏杜甫时代曾举国若狂的雍容大度的国花。

　　幸好，吹台还是老样子。染上了漫长岁月的老建筑，从地面到立柱再到屋顶，以及庭院里的松柏，都有一种古意。苍苍的古意。

　　一个老人在大殿背后的屋檐下练太极拳，无端地，我怀疑他就是13年前晒太阳的老人之一。

　　杜甫与李、高二人的梁宋之游，一般认为，梁指开封。开封在战国时称大梁，唐时称汴州，至于汴梁之谓，要等到元朝以后。宋指宋州，即今河南商丘。春秋战国时，宋州是宋国首都。唐朝时，中原地区较今日更为温暖，普遍栽桑养蚕，宋州是当时重要的丝织品产地和交易中心。

　　尤其重要的是，贯穿了半个中国的大运河就从宋州境内流过，宋州所辖十县，有一半得运河之便——大运河通济渠段自汴州雍丘入宋州界，经宋州之襄邑、宁陵、谷熟、宋城（宋城同时也是宋州治所）和夏邑五县，进入当时属亳州的永城。就陆路交通来说，宋州处于两京通往徐州、海州，以及两京通往江浙的驿路交叉点上。

　　物资丰饶又得水陆交通便利，宋州一跃而为当时最重要的望州之一，开元时，有户达十万多。杜甫注意到了宋州的繁华——那时虽已改元天宝，但安史之乱的潘多拉盒子尚未打开，天下依然是开元以来的盛世景象：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商丘城区东面，是商丘市下辖的虞城县。摊在平原上，街道宽得有些空。加上行人稀落，如同一篇注水严重的抒情散文。出县城往东北行，将从一座大桥上越过一条水色碧绿的河流，这条河就是大名鼎鼎的通济渠。可以想象得出，当年河上也当是千帆竞发的盛况。而今，它的航运功能彻底丧失了，成为一道见证了历史风云的自然景观。在曾经舟楫往来，回荡着船工号子的河面，千屈菜与睡莲之类的水生植物蓬勃生长。

　　中国古人把多水的低洼地带称为泽。如云梦泽、孟诸泽、鸡泽。这些布满沼泽湖泊，生息着诸多鸟兽的地方，在古人眼里颇为神秘，认为那是龙与蛇的家园。不过，随着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这些远古大泽纷纷消失——比如我想要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的孟诸泽。

　　高适早年流落梁宋，乞食江湖，后来他出任封丘县尉时在诗里说，“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我本来在孟诸泽里以打鱼砍柴为生，是一个悠然自得的闲人。

　　《尚书·禹贡》称，大禹治水时曾经“导菏泽，被孟猪”。孟猪即孟诸，又作孟渚。意指大禹为了治水，曾经疏通了菏泽——菏泽为上古九泽之一，后来演变为今天山东菏泽市名，并在孟诸筑起了堤防。

　　出虞城县城，平原广阔，绿意盎然的庄稼如同奔跑的绿浪，一直奔向遥远的天边，偶尔会有一些村落，像是从天上掉落在绿浪中，砸出了一个个灰白的或褐黄的坑。

　　过了利民镇，黄河故道到了。黄河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它经常人为或非人为地决口并改道，从而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多处故道。以商丘来说，就有两条。

　　黄河故道一带，大地平旷低洼，水源丰富，这里，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孟诸泽。

　　孟诸泽，乃是杜甫与高、李二人漫游打猎的地方。

　　孟诸泽自古以来就是田猎之地。汉时，商丘属梁国，梁王刘武权倾天下，在商丘周边建了颇多离宫别苑。《汉书·梁孝王传》称：“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三十里。”

　　杜甫三人狩猎孟诸泽时，光阴已去刘武800多年，梁王宫殿园林自然早已毁弃。昔时的荣华富贵，只留得了秋草吹拂的破旧高台，三人凭吊一番，感慨一番。下得台来，天色已晚，于是带着打猎所获，一路东北而去。

　　他们去了邻近的单父县，即今山东单县。去单父干什么呢？

　　简单地说：吃烧烤喝大酒。烧烤的食材，就是孟诸泽打得的鸟兽。喝大酒的地方，是单父城里的东楼。

　　他们还召了两名歌伎陪酒。美酒、美食、美人，再加上激情澎湃的诗歌，这场欢聚一直持续到凌晨才兴尽。

　　像虞城一样，单县也地处平原。并且，与虞城相比，单县街头的行人和车辆还要稀，还要少，进一步衬托出大街的空阔。笔直的南环路上，两旁是长势良好的绿化树，梧桐、香樟、杨树，全都铆足了劲儿向着天空攀升，仿佛长得慢一些，就会被剁去巨伞般的头。

　　“昔者与高李，同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单县城中心，我找到了那座数层台阶托起的方形平台。平台上，有青石砌成的琴桌和琴凳。平台名为琴台，即杜诗中说的单父台。

　　单父台的建立，与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有关。他出任单父宰时，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公余，宓子贱常到城边的一处高地上弹琴。后人为了纪念他，遂修筑了一座高台，名单父台，又称宓子台、子贱台。

　　三人中，杜甫只到过单父一次，李白到过四次，高适很可能在单父客居过相当时间。故此，李白和高适各为单父写了八首诗，杜甫只是在诗中提及单父。

　　对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而言，有如此重要的诗人为它写下如此多的诗篇，也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殊荣。

　　杜甫晚年的追忆里，与李白、高适的同游惬意而潇洒。那个深秋的向晚，他们登上单父台时，从遥远北方刮来的秋风一个劲儿地吹，桑树与柘树叶落如雨，与田野间的豆叶一同旋转飞舞。落霜后的孟诸泽更加寒冷，大泽中的鸟兽发出阵阵悲鸣……

　　也是在这首《昔游》里，杜甫描绘了历历在目的昔年欢乐后，感叹那是一个难以再现的盛世——惟有这样的盛世，才会有那种不可复得的人生好境。

　　杜甫总结自己的早岁经历时，颇为自己的早慧骄傲。他直言不讳地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夙慧早熟，幼有声名，以至于“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王翰即以“葡萄美酒夜光杯”著称的边塞诗人，李邕是谁呢？他不是诗人，影响却比普通诗人大得多。

　　李邕的父亲叫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李邕少年知名，增补了父亲所注《文选》，二书并行于世。更为重要的是，李邕是有唐一代最优秀的书法家之一，擅长行楷，官宦人家或寺庙楼观，往往请他书写碑文。他一生写碑达800多件，获得润笔达数万金。

　　李邕生于678年，长杜甫34岁。李邕有一位族孙，叫李之芳，与杜甫是交往颇深的朋友。梁宋之游次年夏天，李之芳由驾部员外郎转任齐州司马。驾部是兵部下属四司之一，掌舆辇、邮驿、车乘等。员外郎与州司马级别相同。不过，唐时重京官轻外官，李之芳外放，相当于贬职。

　　齐州即今山东省会济南，天宝年间一度改名临淄郡。齐州城内有一面湖，那就是至今仍被视为济南地标的大明湖。

　　李之芳到任不久，就在大明湖畔修建了一座亭子，因位于历山之下，故命名为历下亭。亭成，他热情邀请杜甫前往一游。于是，杜甫、李白和高适都欣然前往。

　　与此同时，李之芳还邀请了本家长辈李邕——当时，李邕任北海太守。北海即青州，距齐州300余里，以唐朝交通条件，约需两天时间。李邕虽年事已高，仍欣然赴约——这其中，显然有冲着杜甫而来的成分。

　　顺便说，李邕一向赏识杜甫而轻视李白。年轻时，李白从家乡江油前往渝州（今重庆），干谒当时任渝州刺史的李邕。李邕好像对他的作品没什么特别表示，仅让手下一个姓宇文的官员把他打发走了——宇文送了李白一只桃竹制作的书筒。

　　时值夏天，大明湖的荷花想必迫不及待地开了，坐在湖滨亭子里饮酒剧谈，清风徐来，荷香远送，确乃赏心乐事。参加聚会的，除了主人李之芳之外，还有齐州刺史李某。作为李之芳的上司，他是以主人身份出席的。客人则是李邕、杜甫、李白、高适，以及齐州本地文人，其中有一个姓蹇的读书人，杜甫称他蹇处士。

　　这次相聚，还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以今天行政区划来说，杜甫是河南人，李白是四川人，高适是河北人，李邕是湖北人，李之芳是陕西人，在座的那位处士是山东人。如此天南地北几个人，各操各的方言，他们如何顺畅地沟通交流呢？

　　不用为古人担心。唐朝也有自己的普通话。自古以来，为了方便分居各地的民众交流，朝廷都在推行通用语言，即相当于我们的普通话。夏商称为夏言，周、秦、汉称为雅言，南北朝及隋唐称为正音，明清称为官话。

　　这四种古代“普通话”虽然叫法不同，相互也并不完全一致，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即雅言来源于夏言，正音脱胎于雅言，官话则是正音的延续。

　　我们今天使用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的通用语。那么，古代的四种普通话，它们的标准音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洛阳读书音。说到洛阳读书音，就必须说到一所非常伟大的学校：洛阳太学。

　　洛阳太学历汉、魏、两晋、南北朝，历时达数百年，中间虽曾因战乱而毁弃，但总是不断恢复。极盛时，学生数以万计。唐朝的正音，就是所谓的洛阳读书音。而洛阳读书音，就是洛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标准音。

　　洛阳太学出现在汉代，在汉代以前的先秦时期，还没有洛阳读书音的说法，但当时通行的夏言也好，雅言也罢，同样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语言为基础的。其原因在于，洛阳居天下之中，就像语言学家郑张尚芳说的那样，“汉族的先民最初就是生活在豫西、晋南一带的‘华夏族’，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区就在洛阳一带。汉语最初就诞生在中原地区，当然以‘洛阳音’为标准音创造了汉字。”

　　历下之会的在座诸君，要么出身官宦世家，要么是读书人，自然都会洛阳读书音，大家都能熟练使用大唐普通话，完全没有交流障碍。

　　今天的历下亭并不像古籍所载那样在湖滨，而是在湖心小岛上。因为，这并非唐代遗留，而是清朝制造。小岛上，修竹照水，翠柳笼烟，古朴的亭子掩映在绿荫深处。红底金字的历下亭三字，系乾隆所书。亭内有一联，即杜甫当年即席赠给李邕的诗中的两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然而，世事难料，历下之聚后仅仅一年多，李邕就死了。

　　李邕行年七十，在唐代，已属高寿。但是，他的死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谗谄后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杖死”——即用木棍打死。

　　原来，李邕细行不检，比如生活豪奢，比如曾两次贪污被查处。更兼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得罪了权倾天下的宰相李林甫。李林甫指使手下构陷李邕谋反，以朝廷名义派出官员前往青州，将李邕当庭活活打死。

　　济南正南方150公里，是一座古老的小城：曲阜。

　　位于平原边缘上的曲阜，出城向北，刚上高速不久，便看到前方突然横起一脉青山，那是杜甫与李白的旧游之地。

　　历下雅聚后，诸人各分东西。李白去求道，高适南下，李邕自然回北海，而杜甫去了附近的临邑，探望在那里做主簿的弟弟杜颖。

　　两三个月后的秋天，杜甫与李白再次见面了，这一次在曲阜。“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别后的重逢，让他们更加亲密。

　　这是两位大师在一起的最后时光。当时当日，他们谁也不曾预料到，此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们竟然再也不能相见，惟有在各自的记忆里，深深铭记对方。

　　那列在平原深处微微隆起的山峰叫石门山。下了高速，我转入一条两旁长满杨树和柳树的土路，从一道桥上跨过一座狭长的水库。附近，是石制牌楼，正中行书：石门胜迹。

　　穿过牌楼，离山近了。两侧田野上，出现了一些房屋。不是普通的农舍或民居，看样子，都想做成铺面或民宿，但几乎九成以上的房屋关门落锁，显然还没启用。少数几家启用了的——根据门前或墙上的店招可知，也都大门紧闭。我放慢车速，慢慢经过“天健农宛乐”“山水田居笨鸡店”“曲阜国际旅游慢城”以及没有店名仅有广告语的“29元自助酱大骨”和“出售散养笨鸡蛋”。

　　就在山脚下，挂在电线杆上的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让我吃了一惊：远东大学。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大学，并且，大学的名头还如此之大？俄罗斯有个远东大学，菲律宾有个远东大学，石门山里也藏了个远东大学？

　　再前行一两百米，左侧山谷里，有两栋看上去像学生宿舍的楼房，楼顶各顶两个大字，合起来是：远东大学——后来，回到酒店，我专门百度了一下，原来是当地一家民办的职业技术学院。

　　过了远东大学，山路蜿蜒如蛇，一会儿伸进林子，一会儿探出山脊。十分钟后，我来到了一座山的大半山腰。

　　向远处眺望，山上布满石头，山不陡，石头是灰白的，在低矮的树木中间，十分显眼。两座山峰对峙如门，这就是石门得名的来历。这个名字简单而普通，所以，中国有许多个叫石门的地方——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以自然风光来说，石门山并没有什么殊胜之处，就是一座大江南北随处能找到的普通小山。

　　然而，这座小山因为一场大酒而有了沉甸甸的重量——这是一座中国文学史应该铭记的大山。

　　那是杜甫与李白的第四次相聚，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聚。

　　相聚于鲁郡——其时，兖州改名鲁郡——的日子里，杜甫和李白除了饮酒论文，还一同前往东蒙山访道于元逸人和董炼师，又同访隐居城北的范十。在题为《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一诗里，杜甫由衷地赞美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铿是南朝梁、陈之际的著名诗人，以文才为陈文帝赏识，与何逊齐名，后世称为“阴何”，杜甫对其诗一向十分推崇。

　　杜甫说他对李白，乃是“怜君如弟兄”，两人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拜访范十，李白也有诗为记。根据李诗可知，那是一个深秋，大雁南飞，天空无云。两人骑马出城，却在郊野迷了路，不小心误入一片苍耳中。苍耳是一种药材，果实有硬刺，人或动物不小心接近，就会沾在身上。两人被苍耳搞得十分狼狈，好不容易才找到范家，发现范十正在摘苍耳。范十对他们的到来很惊喜，立即做菜布酒，三人把盏言欢，各咏近作。

　　相聚的日子欢乐易逝，转眼间，冬天到了，杜甫要回家了，他已经35岁了，必须谋一个前程。因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李白为杜甫饯行。饯行地点就在石门山。

　　石门山也因这场大酒而名垂青史。

　　不知道他们到底喝了多少酒。李白酒量之大众所周知，他是后来被杜甫列入饮中八仙的著名酒客，而杜甫也善饮并好饮。

　　知交相别，必当大醉。大醉之先，他们互赠了诗作。

　　杜甫赠李白的是一首七绝：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李白赠杜甫的是一首五律。正是这首诗，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分手是在石门，因为诗题就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既然我们马上就要像飞蓬那样天各一方，相距遥远，那么，趁我们现在还在一起，把手中的酒干了吧。

　　干杯吧，兄弟……

　　齐鲁别后，生活催迫，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前途——这虚无缥缈的前途对荒诞人生来讲却是必需的，它像暗夜里浮起的一盏盏晦暗的路灯，因了它，夜色中前行的人才有勇气继续走下去，杜甫、李白、高适三个一度出则连舆、止则同席的朋友从此天各一方。

　　雨水中的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命运，大地上的每一个人更是如此。他们再也不曾共聚——惟杜甫和高适还会在蜀中相见，然而彼时两人都已垂垂老矣。尤其对老杜而言，白发暗换了青丝，药罐替代了酒瓮，壮志入泥，理想坠地，富贵杳如黄鹤。斯时斯境，纵然簪花饮酒，击节放歌，又如何得似那青春在手、放浪形骸的少年游？

　　当老去的人陷入回忆，少年的游踪又一次浮上心头。我想，这一切，就像我多年前的两句诗说的那样：

　　除了此刻，没有什么可以叫作永远；

　　除了命运，没有什么可以叫作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