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源于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是其最基本的内涵。

　　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是“枫桥经验”发源地之一。在化解群众矛盾方面，枫源村将3个自然村划分为3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长三员”，即网格长和网格指导员、专兼职网格员。每天，网格员都会将发现的问题上报，村一级快速受理、迅速处置。处理不了的，上报镇里，镇村两级协调解决，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枫桥经验”发端于乡村，其精神内涵运用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如今，城镇社区版、海上版“枫桥经验”不断涌现，从一地“盆景”发展为全域“风景”。

　　在诸暨市的各个社区，“江大姐”“巧婆婆”等志愿服务团体先后成立，一批能说会道、热心公益的志愿者为群众排忧解难、调解纠纷。年过七旬的史品江，是诸暨市城西花苑社区居民，也是一名热心的“公道伯”。为了做好调解工作，这几年他自学了很多法律政策。“邻里之间的矛盾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在第一时间介入，能防止矛盾扩大。”史品江说。

　　在宁波市象山县，当地公安机关先行先试，探索了适合海岛治理的海上版“枫桥经验”。象山公安聘请当地有威望的“海上老娘舅”和海上事故调研员加入“调解资源库”，在纠纷调处前，由矛盾双方选择信任的“海上老娘舅”及工作人员主持调解。“借助‘你点我调’的点将机制，象山海事、渔事纠纷调处成功率达到100%。”象山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

　　紧邻高铁站的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这些年来工程项目特别多，面对大开发、大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纠纷，越丰村建起百姓议事会，大事小情都要拿到会上议一议。“现在，我们老百姓的话真管用。”越丰村村民张金林说，之前有人反映村里路灯老化，百姓议事会成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开会讨论，一致同意投入5万多元对路灯灯头进行更换。

　　不断发展的“枫桥经验”已不再局限于就地化解矛盾，而是成为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代名词，而与自治同步推进的还有德治和法治。

　　在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由退休干部、乡贤、村民小组长组成的评判团，通过协商共议评定“星级家庭”；绍兴市越城区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全覆盖，并成立各级调解队伍，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纵深拓展依法治理。

　　如今，“三治融合”的星星之火在浙江大地迅速燎原。百姓评百星、“板凳法庭”、阳光议事厅……“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理念正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升级。

　　数字化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

　　走进绍兴市柯桥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仿佛进入一个偌大的“诊治社会治理疑难杂症的综合性医院”。群众诉求由窗口统一受理，根据诉求类型不同，群众将被分流至信访联合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12处不同的化解调处功能区，真正实现信访诉求、矛盾纠纷只需进“一扇门”，办事维权只用“跑一地”。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地——乌镇，用“互联网＋”手段组建了集线上线下于一体的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乌镇管家联动中心。老百姓只要发现问题，就可以随手拍照，通过微信发送到乌镇管家联动中心信息平台，由工作人员交办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会第一时间赶去处理，非常高效。

　　自从加入“乌镇管家”后，乌镇居民周丽影老人学会了用手机拍照、发微信。她说：“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看到有垃圾乱倒、窨井盖坏掉、路灯不亮等事情，随手拍个照片，发个微信，就会有人来处理。”

　　“‘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在于它与时俱进，利用数字手段做好群众路线、人文关怀等工作，才能使‘枫桥经验’这面旗帜在数字化时代，仍然高高飘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夏诚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