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 大地上的李商隐（二） 　　蒲津古渡出土的唐代铁牛。李商隐客居永乐期间，曾前往蒲津渡两岸的亭台参观，并为之写下一首七律，感叹“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聂作平摄
　　聂作平

同向春风各自愁
　　作为地名，永乐隐隐透出命名者的美好愿景。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全国有众多名叫永乐的地方——我去过的永乐就有六七个之多，如奉节永乐、古蔺永乐、仪陇永乐、遵义永乐。与这些南方的永乐相比，北方的永乐更为质朴——我看到的是一座极其普通的北方小镇，风尘仆仆的街区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麦地。距镇子只有几公里的南边，黄河滚滚流过。唯一显出这座北方小镇显赫过去的，是一座称为永乐宫的道观。道观是为纪念全真派祖师吕洞宾而建的，地方史料记载，吕洞宾就是这座小镇的子民，修建者是因金庸小说而大名鼎鼎的丘处机。幽深的院落里，几进大殿次第排开，元代的楼台与壁画，都暗示这座北方小镇曾经有过不同凡响的当年。
　　是的，李商隐时代，它既是一座舟车辐辏的商旅重镇，也是永乐县治。
　　安定城楼怅望次年，也就是28岁那年春天，李商隐又一次前往长安。这一次，他终于顺利通过关试，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这虽然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但既意味着李商隐成功释褐，由民而官；同时，秘书省职位清要，唐朝的许多宰相，年轻时都曾供职其间，向来被看作后备人才储备库。
　　然而，屁股还没坐热，来自牛党的报复就到了：李商隐调任弘农县尉。
　　县尉是一个尴尬的职务。一县之中，县令为主官，其下有县丞、主簿等佐官，县尉的地位则在县丞和主簿之下，主司刑罚治安。在李商隐之前，有三位同样著名的诗人曾被任命为县尉。一个是高适，一个是杜甫，一个是白居易。高适做过封丘县尉，并为此写下了沉痛的诗篇：“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正是为了不违心地去拜迎官长，不去鞭挞黎庶，毕生都在寻找机会进入官场的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尉后，把它当成一桩苦差事而推掉了：“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白居易虽然出任了周至县尉，但他消极怠工——县令让他抓人催赋，他装病不上班。这个鸡肋般的职务，白居易讥之为趋走吏：“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
　　但李商隐接受了任命，赶赴弘农履新。不过，很快，他就与上司意见不合而去职。此后，他短暂游幕于华州和岳父王茂元调任的许州。当他再次应吏部试后，授为秘书省正字——这一职务，比3年前的校书郎更低——终于再次回到京城。但就在这年冬天，含辛茹苦的母亲去世了。
　　接下来是走马灯般的丧葬，他把母亲、姐姐、侄女等几位亲人都一一入土为安——用李商隐不无骄傲的话来说，经他努力“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按制，他还得为母守孝。为此，他举家迁往永乐。因为，以孝子身份留在长安，不可能进行政治活动；其次，他一直倚为靠山的岳父也死于军旅；复次，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永乐隶属蒲州，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也是极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几字形的黄河，右边那一竖自内蒙古直线而下，将北方大地劈成两半，是为山西和陕西的自然分界线。黄河在从由北向南的竖流变为由西向东的横流时，其东北方那块土地，就是永乐以及蒲州（即今天山西运城一带）。自古以来，这一地区既为交通要津，又有丰富的池盐，故而远古时起，就是先民生息之地。传说，尧在这里建都，舜在这里耕种，伯夷叔齐在这里采薇，唐玄宗宠爱万分的杨贵妃在这里出生。
　　对李商隐来说，永乐既有故居可住，可以节约在长安的开支；同时，这里离长安和洛阳又近在咫尺，并处于交通要道，能够及时获取最新政治动向，是一个进退皆宜的好去处。
　　两年时间里，李商隐半隐永乐。“走马兰台类转蓬”的宦游，一下子变为轻松幽静的赋闲——他住在简陋的老屋里，饮的是松醪酒，弄的是琴与瑟，精心种树，细致栽花，不时游赏周边山水。中国士大夫的一个古老传统就是，当他们遭遇政治上的挫败后，寄情山水便犹如受伤的野兽躲到角落里自舔伤口。雄奇或清秀的河山如同一剂剂良药，慢慢抚平他们身心的创伤。
　　尽管如同斧钺般的黄河劈开了北方大地，但自古以来，交流和沟通的意愿谁也无法阻挡。李商隐客居的永乐，有一道始建于先秦的浮桥，名为蒲津渡。
　　《读史方舆纪要》将蒲津渡列为山西重险之地。历史上，黄河常成为不同势力的天险，浦津则是兵家必争之地。张说称之为“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卫，河东之辐辏”。先秦以降的两三千年间，这里发生过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战国时，秦昭襄王第一个在蒲津渡上架设浮桥；汉武帝则在河西修筑关隘。到了唐朝，蒲津渡处于长安至太原驿道上。其时国力昌盛，远迈前代，于是，开元十二年（724年），一个超级工程动工了——工程耗费了全国铁年产量的五分之四，铸造成8尊各重8万斤的铁牛，以及牵铁牛的铁人、固定船只的铁柱和铁山、绞盘等物。8尊铁牛分置两岸，将波涛中的浮桥牢牢牵挽。行人迈步浮桥，如履平地。到了宋朝，一场大洪水将铁牛冲进河里，于是发生了曾入选小学课本的怀丙捞铁牛的故事。
　　李商隐客居永乐期间，他在京城时的朋友任畹，在蒲津渡两岸修建了一些亭台。亭台落成之日，包括李商隐在内的一批文人受邀前往参观。李商隐为之写下一首七律，感叹说“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永乐两年，平静而安逸，终其一生，这样的日子实在太少。如果还要再找一段的话，差可比拟的是20多岁时，第二次落第后的玉阳山学道。
　　济源以西，平原渐尽，山脉突起，连绵西北。这就是玉阳山。尽管玉阳山的主峰不过1200余米，与西部动辄五六千米的极高山脉相比显得十分低矮，但因置身于一马平川的平原边缘，看上去仍显得巍峨雄奇。
　　如果说今天的玉阳山只是一个区域性旅游景点的话，那么，在杳然远去的唐朝，它的名声远比今天显赫。这片葱郁的山峦，与首都长安和天潢贵胄密切相关。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李唐则是它的黄金时期。盖李唐皇帝把道家始祖李耳（老子）认作自家祖先，故而对道教大加尊崇。极盛时，据考证，全国道观多达近2000所。唐代文人士子，大抵好道——贺知章、李白、顾况、施肩吾、皇甫颖以及李商隐等人，都与道教有极深渊源，要么做过道士，要么修过道。
　　李商隐修道的地方便是玉阳山。自济源城西行，只需20来分钟车程便进入了山区。玉阳山分左右两峰，中夹山谷，一条小河顺谷流淌。当然，千载以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准确指出，李商隐修道的地方到底在谷内还是山上。
　　玉阳山系王屋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王屋山，因入选中学课本的《愚公移山》而家喻户晓：“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王屋山麓有一条小河叫玉溪，李商隐曾说“故山峨峨，玉溪在中”，并以之为号：玉溪生。
　　李商隐选择玉阳山修道，乃因他之前100多年的唐睿宗时期，玉真公主也曾在此修道，从而使玉阳山成为唐代道教圣地。李唐一朝的道士中，女性占了相当比例，世人称为女冠。其来源，一是有着皇室血脉的公主，二是因各种原因放出宫的宫女，三是官僚士绅家庭的侧室，因家庭变故而入道。
　　显然，上述三类女冠虽然出身不同，但大抵来说，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见过世面。其时，文人与女冠交往不仅为社会所宽容，并成为一时之风尚。玉阳山的松风白云之间，李商隐炼丹打坐、采药赋诗之余，常与这些女冠来往，并和其中几位女冠有过或长或短的爱情——他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诗，有不少就是写给她们的。
　　今天，诗人和书法家已成职业——至少是半职业，但古代，写诗和写字原本是一个士人必备的基本技能，如同今人会开车会用电脑一样，原不藉此成名或谋生。因而，对许多诗人而言，他们写诗便如同我们写日记，不过用以记录生活，感怀人生，用诗歌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李商隐的诸多朦胧难解的诗作，便是他基于种种考虑，没法明白地把他的人生经历和盘托出。比如他与女冠的爱情：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诗人与一位如同仙人般的女冠有饮宴之约，但时间早过，美酒冷凝，女冠却爽约了。诗人惆怅不已，想象她在寒冷的雪夜，独自出没于冰清玉洁的琼瑶仙境。
　　杜甫曾略带骄傲地自称其家族“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与此相仿，李商隐家族也相差无几。年轻时，李商隐也像杜甫那样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事实上，唐朝诗人中，除极少数人外，大抵或多或少地怀有这种兼济天下的情怀。但是，随着两次应试名落孙山，敏感而自负的李商隐由衷地失落。于是，他接近并沉溺于道家。不过，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家，他只是用修道来作为抵挡科场失败的盾牌，并在与宋华阳姐妹等女冠的绯闻中，借爱情弥补科场失意。
　　唯其如此，尽管号称学道玉阳，尽管隐居深山，李商隐对国家大事却一刻也不曾忘怀。比如，当他出没于玉阳山的白云之间时，从长安传来一个惊人消息：甘露事变。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坐大，尤其是德宗委任宦官掌管禁军成为定制后，宦官更是为所欲为。826年，李商隐15岁那年，宦官甚至杀掉了敬宗，另立文宗。文宗即位后，寻机谋诛宦官，挽回皇权。835年，在文宗默许下，李训等人以观甘露为名，将大宦官仇士良等人骗至禁军后院欲斩杀。事泄，李训、王涯、贾餗等一大批高官被灭门，死难者达1000多人，史称甘露事变。
　　甘露事变后，宦官势焰更炽，皇帝的废立与生杀俱在其掌握，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有一次，文宗问周墀：我像前代哪个君主？周回答说，陛下尧舜之主也。文宗叹息说，朕岂敢比尧舜，周赧王和汉献帝还差不多。周墀说，这些亡国之君，岂能和陛下您相比？文宗恨恨地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我受制于家奴，两相比较，我还不如人家啊。说罢，泣下沾襟。
　　甘露事变的消息传到玉阳山，李商隐愤怒而焦虑——愤怒于宦官势力不可节制，焦虑于国家前途难以预测。这位香火与符箓中的道术爱好者，瞬间还原成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儒家。他一连写了四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此诗有一个背景：甘露事变引得天下哗然，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愤而上书指斥宦官擅杀。李商隐闻讯，对刘从谏表示支持，并对他寄托了极大希望。
　　——一个不第的书生，一个在深山里沉醉于爱情的半真半假的道士，当他从科场失意中抽身而出，从情场相思与相恋中也抽身而出时，他关怀的，仍然是天下得失，社稷安危。
　　身似浮萍，顾念江海；生如草木，记挂大山。我们今天称颂唐朝之隆之盛，我以为，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彼时的知识分子，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指指点点，不论皇帝还是当政者，一般都有容人的雅量。因此，唐人之盛，盛在胸襟；唐人之隆，隆在气度。
　　结束永乐客居后，会昌五年（845年）秋天，34岁的李商隐再次奔赴长安。在永乐城西不远处，他将经过一座古老的渡口。这渡口，甚至比蒲津渡还要知名。那就是风陵渡。
　　自连霍高速东行，过潼关古城不久，折而北向，是横跨于黄河上的风陵渡大桥。过桥，便到了风陵渡镇。李商隐曾乘舟渡过的风陵渡，在镇子西南侧，隔着黄河与潼关遥遥相对。
　　风陵渡因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广为人知——渡口的一家客栈里，16岁的郭襄通过一群南来北往的旅人之口，听说了神话般的杨过，并随即神奇地见到了他。一见杨过误终生。多年以后，大彻大悟的峨眉派开宗始祖依然无法忘记少女时代的那个风雪之夜，她给徒弟取名风陵，以此纪念寒风呜咽，雪落黄河的风陵渡。
　　李商隐从风陵渡过黄河，来到巍峨的潼关城下。这座有“关中锁钥”之称的名城，一生中，李商隐将多次进进出出。不动声色的城楼与高墙，看着这个来去匆匆的背影。匆匆之间，青春到迟暮。
万里风波一叶舟
　　李商隐的远行，是在对娇弱多病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的不舍中，迈出第一步的。
　　种种迹象表明，迎娶王氏之前，李商隐似乎还有过一次婚姻。不过，妻子为谁，结婚多久，有无子息，一概无考。总之，846年，与王氏结婚8年后，王氏生下一个男婴，这时，李商隐已经35岁了。李商隐给儿子取名衮师，小名白老。
　　白老这个奇怪的小名，和著名诗人白居易有关。白居易晚年居洛阳，过着优渥的生活。他非常喜欢李商隐的作品，曾经对李商隐说：我死后能够投生做你的儿子，就心满意足了。白居易去世那年，王氏产子。李商隐相信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某种轮回，于是有了白老这个小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李商隐笔下，衮师一岁识字，四岁知礼，长相俊美，心性聪明，但长大之后，却根本没有写作才华。温庭筠和他开玩笑说，“以尔为乐天后身，不亦忝乎？”
　　当然，这些都是李商隐没法看到的了，他将在47岁那年匆匆离去。那时候，衮师11岁——与李商隐丧父时相差无几——但衮师更为不幸的是，母亲在他5岁时即去世，他不得不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
　　会昌六年（846年），即衮师出生那一年，武宗崩，宣宗立，李党失势，牛党见用。尽管李商隐非李非牛——李党掌权时，他没得过好处，而牛党上台，却把他认作李党，他的日子更不好过。对长安的极度失望，以及为了一家人生计，次年，李商隐不得不远走岭南——他接受了新任桂管观察使郑亚之邀，入郑亚幕任掌书记。
　　桂管观察使治所在今天的广西桂林。西安到桂林，飞机不过两小时，但在遥远的唐朝，却是漫长得令人心悸的漫漫长途。
　　在长安郊外告别送行的妻儿后，李商隐跟随郑亚踏上了奔赴南方的路。他们三月初出发，中间经历了闰三月和四月，直到五月初才抵达，耗时整整3个月。
　　通过李商隐诗歌并结合唐朝交通情况，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复盘李商隐的南行之路：
　　首先，李商隐一行自长安出发后，沿着武关道往东南行。武关道是唐朝时仅次于两京大驿道的次驿道，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认为，“此道在唐史上之重要性，不在军事之形势，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之沟通。盖唐代京师长安与江淮间之交通，除物资运输及行李笨重之行旅者多取道汴河外，朝廷使臣及一般公私行旅远适东川、黔中、江淮、岭南者，皆利此道之迳捷。”李商隐的晚唐时期，由于汴河被割据的军阀阻断，武关道所通达的地区，竟占了全国面积一半以上。那些行走于武关道上的旅人，其中有不少是为了功名与理想而前往长安的士子，因此武关道又被称为名利道。
　　唐时，长安有两大送别胜地：西边的咸阳和东边的灞桥。灞河古称滋水，系渭河支流，发源于秦岭北坡，灞桥即横跨河上。“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垂柳夹道的灞桥又称断肠桥、销魂桥——断肠与销魂的人群里，清瘦落寞的李商隐多次跻身其中。
　　冬春时节，如果从长安城向南远眺，终南山阴云低垂，山顶覆着厚厚的积雪。唐时，不少诗人在终南山麓建有别业，如宋之问、王维、薛据、阎防等。不过，出身苦寒且一辈子处于官场边缘的李商隐不仅没有别业，甚至连在长安核心城区买房也办不到，他只好租住于长安城与终南山之间一个叫樊川的地方——这也是他的另一个号“樊南生”的由来。
　　古老的驿道从终南山一侧的蓝田穿过，人至蓝田，长安渐行渐远了。很多年过去了，我站在蓝田城外一座不知名的山峰上眺望，北边是平坦的关中平原，南边是更加高峻的群山。李商隐的前辈韩愈贬往潮州时旅次蓝田，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悲伤诗句；老杜则说，“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从蓝田开始，接下来要经行近千里的山路，李商隐才能再一次看到相对平坦的盆地。那时，李商隐已经次第走过了今天的商洛、丹凤、商南、淅川和内乡，到达了河南邓州一带。
　　商洛是商州州治，今天则是省辖商洛市。这座群山环围的小城，丹江及其支流贯城而过，小城坐落在江水冲积的小平坝上。李商隐时代，商州是武关道的中点，为了保障道路畅通，朝廷设置了武关防御使一职，由商州刺史兼任。
　　商州城南，李商隐曾在一个叫四皓驿的驿站停留。四皓驿的名字，来自离驿不远的四皓庙。四皓，即秦末隐居商山的东园公等隐士。刘邦建汉后，礼请四皓，四皓不为所动。后来，吕后用张良计，令太子卑辞安车，招揽到了四皓，从而打消了刘邦另立赵王如意的想法。
　　李商隐写了两首《四皓庙》，其中至少有一首即是前往桂州时所作。如同古往今来所有郁郁不得志的诗人一样，他借四皓这只酒杯，浇自己内心的块垒。如果说十几年前他还可以佯狂学道，沉醉爱情的话，斯时，人到中年的他，已经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但偶尔，还会挣扎，还会愤怒：
　　羽翼殊勋弃若遗，皇天有运我无时。
　　庙前便接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
　　武关道又名商於道，唐贞元年间，刺史李西华从蓝田至内乡另开新路。李商隐经行的便是这条新路。此前一直生活于北方的李商隐，虽然也曾见识过王屋山和终南山，但商於道所蜿蜒的秦岭腹地，其行路之艰，仍然让他感慨——他由此想到了自己乏善可陈的仕途，并借李西华开新道方便后人，来引喻谁能助他一臂之力：“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当然，我们知道的是，终其一生，都没有人帮他上青云。他就像一只向往青云的鸟儿，最终却在抑郁与哀愁的打击下困死于蓬草之间。
　　经邓州南折，便到了被称为“天下之腰膂”的襄阳。从襄阳南下经荆州，是与武关道相接的另一条唐朝时的国道：荆襄道。到了荆州，陆行变为舟行，骑马变为坐船——唐朝规定，官员外出，除年老体病者经特许外，其余人等，一概不得坐轿子，所谓“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担子”（担子，即轿子）。坐在高高的马背上行走于两三尺宽的山路，既危险又辛苦，坐船则安全而舒适。船自荆州而下，在长江与洞庭湖汇合处遇上大风，幸好有惊无险。及后，李商隐登上了岳阳楼，“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景色让他感叹不虚此万里之行：
　　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
　　可怜万里堪乘兴，枉是蛟龙解覆舟。
　　入洞庭湖后，李商隐乘舟溯湘江而上，到达广西境内后，再溯漓江而抵桂州。
　　今天的桂林，以甲天下的山水闻名海内外，是最具人气的旅游胜地之一。但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它地处岭南，不仅边远偏僻，且风俗迥异中土，气候暑热难当，更兼弥漫于山间的瘴气，令人谈虎色变。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李商隐生出了一种万里投荒、困身绝域的伤感：“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象卉分疆近，蛟涎浸岸腥”“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陷落群山的孤城，汹涌的江水，野象成群的边疆，蛇虫出没的水岸，家家捕鱼，户户尚巫，疟疾流行，春寒料峭……总而言之，此前闻所未闻的事物光怪陆离，如同一个晦冥森然的怪梦。其情其景，颇易让人联想起一个世纪前杜甫在夔州。夔州之于杜甫，一如桂林之于李商隐，同样是一片风景绝美而又风土恶劣的蛮荒之地。
　　另一方面，李商隐也对郑亚的垂青心怀感激，并在诗里直白地表示将士为知己者用：“投刺虽伤晚，酬恩岂在今……固惭非贾谊，惟恐后陈琳；前席惊虚辱，华樽许细斟……”
　　作为掌控一方的封疆大吏，郑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衬李商隐：一开始，他任命李商隐为掌书记，不久，又擢升为支使。这是仅次于正、副观察使的高级幕僚。
　　李商隐对郑亚的帮衬铭记在心。在桂州的日子里，虽然不时挂念留在长安的妻儿，但李商隐的心情要比在长安时稍微轻松。初夏时节，一场细雨后夕阳斜照，他看到清和宜人的小城里，幽僻处的小草也沐浴着晚晴的余晖，由是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写下了一首后人击节传诵的五律：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到桂州半年后，郑亚派李商隐为专使，到江陵谒见其族叔，即荆南节度使郑肃。
　　往还江陵，大部分坐船。行旅无事，李商隐就利用空闲时间编定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樊南甲集》。然而，意外的是，秋水暴涨，他乘坐的船只被洪水倾覆，本人虽无性命之虞，编定的文集却大多散佚了。他自陈：“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坠落。”
　　到桂州不久，李商隐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令他感慨万千。
　　写信的人就是李商隐少年时曾与之有过密切交往并在进士试时受其大力举荐的令狐绹。其时，令狐绹外放湖州刺史。自从被牛党——尤其是令狐绹——认定为见风使舵、背恩负义之人后，李商隐与令狐绹的关系变得极为尴尬。一方面，令狐绹屡次打击李商隐；另一方面，两人还保持着间歇性往来。
　　李商隐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的成长经历，使他从小就见惯了白眼与冷漠，故而毕生敏感，性情中既有坚强忍耐的一面，又有软弱迟疑的另一面。在这种往来中，令狐绹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而李商隐则委曲求全，像一个横遭公婆指斥的小媳妇。
　　令狐绹信中附有诗作，虽然信和诗的内容均无考，但种种迹象表明：令狐绹对李商隐作了李党重要人物郑亚的幕僚颇感不满，因而必有怨怒之言。这从李商隐回赠令狐绹的诗《酬令狐郎中见寄》可以看出端倪：诗的前半部分，李商隐竭力讨好夸赞令狐绹——虽然这种做法也算其来有自，但李商隐的谨慎与小心不言而喻；后半部分则陈情诉苦，表示自己已追随郑亚，实在是为生活所迫，并无政治野心。
　　以后，李商隐终将明白，一切解释与陈情都是多此一举。因为爱情，因为王氏，他得罪了牛党；因为得罪了牛党，他被视作叛徒和变节者，他将成为朋党之争的牺牲品。在郁郁寡欢而又惨淡经营的一生中，这个怀抱利器与理想的才子，终将在政治上一事无成，唯有几百首朦胧晦涩的诗作让他令名长存——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安慰，又像是一种于事无补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