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以南、渤海湾畔，古老的南运河在此与田埂稻谷相遇，为天津小站镇这一面积不足64平方公里的土地，带来了悠长的历史泽养和富饶的农耕文明。小站地盘虽小，却早早就声名远扬，19世纪末的“天津小站”是近代欧洲地图上唯一被标注的“中国小镇”，这里更孕育了我国第一个粮食作物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丰收时节，清风微拂小站稻饱满的稻穗，层叠稻浪仿佛绘就出金黄的画卷。

　　开中国近代陆军草创之先河的“小站练兵”，不单让一众风云人物从小站走进了历史的中心，对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自此让天津小站声名远播。

　　但对于京津两地的老一辈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北方人来说，小站还有另一风物珍宝留存于味觉之中、飘香于唇齿之间——米质优良的小站稻。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与渤海遥遥相望。因淮军盛字军在马新大道分设驿站，每20里设一大站，每10里设一小站得名。宋朝时期，作为宋辽边境，这一带结合军事防御和边界屯田，开始种植稻米。

　　作为土生土长的小站人，现已78岁的津南区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退休编辑刘景周，用了大量时间整理、研究小站稻的历史。痴迷史籍的他写道：“海河右岸在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垦荒种稻的记载。但当时这一带被认为是‘斥卤之滨’，地广人稀，河水经常泛滥。历代虽有垦殖，但旋兴旋废，一直得不到稳固的发展。”

　　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开始，农田水利专家汪应蛟、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光启以及清代水利专家天津营田局陈仪等相继在津南围田种稻，为小站地区改良盐碱地积累了经验。而在清朝接续种植的多年努力下，马厂至新城的河道终于得以开通，种稻用水问题得到了解决，原本荒芜的小站地区逐渐呈现出了“鱼米之乡”的富饶景象。

　　清末，小站迎来了关键性的两兄弟——周盛传、周盛波。1875年，李鸿章奉命兴修京津水利，作为淮军将领的周盛传专任京沽屯田事务，经其反复踏勘，以天津小站为中心，纵横百余里，开挖河渠、改良土壤、开垦稻田，历经6年辟稻田6万余亩。

　　天津一家博物馆里，有一幅翔实的《盛字全军屯田图》。这幅图，就是盛字军当年统一改造海河南岸时，从地户手中收购土地的绘图契约总录。图上标注了小站垦区和新城垦区收购每块土地的方法，亩数、价格、业主姓名、业主居住地及购置手续完成的时间，从中不难看出周盛传治军及任事的严谨风格。

　　经过耕种发展，小站稻成为贡米，出现在紫禁城里的餐桌上。“‘天津小站’就此成为近代欧洲地图上唯一被标注的‘中国小镇’。”津南区政协研究室原主任何瑞章介绍说。

　　从周盛传驻军小站、兴修水利、选育良种，使晶莹剔透、香气四溢的小站稻成为皇室贡米至今，小站稻成名已近140年。如今，它也成为我国第一个粮食作物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0年列入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小站“稻作文化”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然而小站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波折。

　　1928年，军阀混战，当时小站的一些官僚、军阀和封建地主趁机掠夺土地。1930年，小站稻区被赠送给南开大学做校产，设校田管理处，征收地租做教育补助费。1937年，由冀察绥公署营田管理处接管，其间小站垦区的稻田管理流于形式，农田水利建设停滞不前，产量低、效益差。

　　新中国成立后，小站稻进入了发展黄金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小站稻发展达到鼎盛，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种植技术和水利设施都超过前期，平均种植面积维持在23万亩左右，平均亩产约348公斤。在解决周边居民温饱问题的同时，小站稻的兴盛也推动了我国农业发展，优质稻种传至周围地区和北方部分种稻省份。

　　1972年，华北大旱，“九河下梢”之地水源断绝，小站稻一度趋于衰落。

　　“水源断了，稻田变成了旱地，只能种植玉米、高粱、棉花。”小站镇会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加林回忆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很多人出去打工，就是因为种地不赚钱。”

　　4年后，天津市委决定恢复和发展小站稻，至1980年种植面积恢复到7.28万亩。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提前通水，次年起，津南区小站稻年种植面积稳定在6.5万亩左右，与清光绪年间盛字军屯垦的种植亩数大致相当。

　　“迂回数百年，直到天津提出小站稻振兴计划，小站稻才真正迎来新的发展。”郑加林说。

　　走进秋天的津南区，极目所望，尽是一碧万顷的秧田与金浪翻涌的“稻阵”。

　　这里的老一辈人说，中秋一过，老天津卫最诱人的美食就是“稻米干饭，羊肉汆丸子”。小站稻焖到锅里喷香扑鼻，香味隔着院墙都能闻到，吃到嘴里嚼劲十足。

　　小站稻之所以好吃，不外乎“水肥土厚”。小站稻当年用水，靠的是马厂减河引南运河的“御河水”。“御河水”来自浊漳河，黄汤奔流泥沙俱下，黄泥内含有大量氮磷钾等有机肥料，覆盖于稻田盐渍土壤之上，化碱为腴，成为小站稻的养命之源。而御河水沉积的土壤积年渐厚，是小站稻保质的难能可贵的土壤层。这样的水土，才孕育出了“白里透青、油光发亮、粘香适口、回味甘醇”的小站稻。

　　作为小站稻起源地和核心产区的津南区，具有“运河水、盐碱地、有机肥、气候宜、优良种”五大优势。

　　然而，小站稻也曾遭受环境污染之痛，一度失去了老天津人舌尖上的味道。

　　改革开放以来，小站镇村办企业、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兴建了一批天津最早的民营企业，这里的阀门产量占到全国销量的三分之一。到2017年，小站镇大大小小工业企业达1200家，阀门、装配、机械加工等行业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全域12条区级以上的河道水体黑臭，严重影响了小站稻的品质。

　　“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壮士断腕，‘阀门入园’，关停了800家企业，整体取缔72家铸造行业的130个电炉，损失4亿多元、投资1.1亿元彻底联通全域水体，治理了89条黑臭水体。我们还实施了3200亩的绿色生态屏障建设任务，实现了从‘脏乱差’到‘美如画’的变化。”小站镇党委书记莒和通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好种子才能种出好稻子。

　　“银坊香稻传千里，水源三百是珠玑。”小站稻作为一种杂交稻，优质基因来源广泛。北宋时曾以江淮粳稻为母本，津南地区种植较多的则是红莲稻；其后也曾以韩国、日本的稻种为籽种。

　　小站稻米粒椭圆、微长淡绿、颗粒均匀、如冰似玉、晶莹甜糯、清香爽口、软而不糊、冷后不硬。“小站稻”曾是我国唯一以生产区域命名的水稻，又是全国第一个粮食作物地域性证明商标。

　　优质种源的培养让小站稻品质优化，生命常青。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察看水稻长势，了解水稻育制种产业发展和推广情况。他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良种在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天津随后提出《天津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2018-2022年）》，一场“种子研发升级行动”自此打响。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组织科研部门先后选育并审定通过了15个水稻品种，其中优质稻津源U99、天隆优619、金稻919、津川一号等米质达到国际一级标准。

　　天津市津南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种植业部部长郑宝福，1987年从天津农学院毕业后，长期从事水稻研究，40年来，郑宝福一直是小站稻的“贴身卫士”。

　　“品牌打造要靠种子的科技含量。”郑宝福说，“我们每年都要引进10多个品种进行栽培，看看在天津生长的品质，每年收了之后要进行化验，这样才能选择好的继续种。”

　　如今，天津已成为北方稻区面积最大的粳稻种子生产基地之一，优质稻种不断销往江苏、辽宁、山东、安徽等地。

　　稻耕不止步于农田。

　　穿越时光的小站镇，如今水波荡漾，白鹭成群。美景与文化，吸引来了远方的游客，也带动了乡村的振兴。

　　在小站镇区西北部有一个漂亮的钻石公园，园内有一个几十米高、外形呈钻石状的蓝色球体建筑，这就是小站稻作展览馆，也是小站稻种植的“中枢智慧大脑”。

　　一走进小站稻作展览馆，便感受到设计上的独具匠心，墙壁上仿古铜的浮雕再现了小站稻耕作历史，近3000平方米的展示区采用声光电技术以及图片、文字、影片、实物展示等手段，全方位讲述了小站稻发展历程。

　　“我们将以小站稻耕文化为核心，让游客走进小站稻‘大观园’，吃一碗香喷喷的米饭，逛一逛练兵园，在古街上购物寻宝，在星空下听取蛙声一片。”莒和通满怀憧憬。

　　2020年，小站稻种植系统入选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津南区文旅局设置了农业旅游线路，配合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建设，辐射京津冀地区，带动乡村全域旅游的发展。

　　刚刚过去的秋季里，56岁的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村民吕全乐每天都在忙着晾晒合作社收割的小站稻，深秋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稻谷上，是他最乐见的景象。“如今小站稻振兴了，小站镇也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高了，干活更有劲了，天天吃的大米饭香着呢！”

　　“民以食为天”，米粒虽小，意义却大。小站稻这缕缠绕天津人舌尖千年的味道，历久弥新，正在稻田里、餐桌上，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