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吴朝晖认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全球大变局中，创新趋势正在发生渐进改变，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创新的增长极。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大学更要充分发挥“大担当”，在全球竞争中承担起培养人才、科研创新的历史使命，主动掌握未来。

　　“人类正进入全面创新时代，创新呈现全球化、协同化、网络化的趋势。亚太地区将成下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吴朝晖认为，创新是各国各地决胜未来的关键，特别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冠肺炎疫情、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等“灰犀牛”“黑天鹅”进一步加剧了创新突破的不确定性。

　　吴朝晖表示，据“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创新表现的持续改善主要发生在亚洲，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等区域都在努力追赶北美、欧洲。就区域集中而言，我国进一步集聚了世界的创新要素，已连续第四年保持上升势头，目前的创新能力已位居全球第14位，比2018年上升了三个位次。

　　“从科技史来看，每80年到100年世界的科技中心就会改变。放眼未来科技创新版图，世界创新中心除了欧美，亚太也将成为一个重要增长极。”吴朝晖说，世界创新实力由欧美两极化向多极化转变，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因科教支撑发展能力强、创新资源集聚程度高，而可能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世界主要创新中心。

　　“全球将迎来政治力量对比之变、经济增长方式之变、文明交流形态之变与科教发展模式之变，但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创新驱动发展的规律和拔尖创新人才竞争的态势，其不变的核心仍然是创新。”吴朝晖说。

　　“2020至2030这10年是大变局的关键起步期，也是孕育演变力量的战略机遇期。”吴朝晖说，在新的10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全球化退缩与全球化扩张并存、全球治理碎片化与规则化并存。而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机器革命向纵深发展，全球创新竞争不再是某类科技或某些方向的竞争，而是整个创新体系的比拼与较量。

　　他说：“在这样的创新方位中，原来的领跑者未必仍能领先，落后者亦有后发优势，只有抢占先机才有机会晋级、领跑。因此，新一个10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起步期，也是孕育演变力量的战略机遇期。”

　　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规定，我国将在今年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面向2030，国家将从进一步优化创新体系的角度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吴朝晖认为，从创新主体与方向的设定看，国家将进一步聚焦创新“无人区”、科技制高点布局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

　　他还认为，中国的创新主要是集中于三个区域，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以长三角为例，这里集中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全国三分之一的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的发明专利，将建成科技创新共同体，实现区域创新更高质量的强强联合。

　　“进入21世纪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颠覆科技竞相涌现，有望使研究范式进入融合式的新演进阶段。”吴朝晖说，一国一地创新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研究范式的内在影响，研究范式直接决定了科技创新的起点、品质与效率等，可对竞争对手形成“降维打击”的效果。

　　吴朝晖说，新研究范式将涌现新创新方法，新创新方法将产生新知识体系，如融合式的研究范式将催生“计算+实验”等新方法，新增关于文理渗透、理工交融的新知识，建立开放共享的文科未来实验室等新结构，进而有望形成艺术技术学等新学科。“相较于范式出现前的好奇心驱动、实验研究范式和理论研究范式的应用驱动以及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的数据驱动，新研究范式构建了基于兴趣、应用、数据及算法的混合驱动模式。”

　　“我们需要以非常规的思路推进基础研究创新性突破、跨越式发展，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进一步激发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团队的主动性与创新性，21世纪基础研究一定要靠团队来实现。”他说。

　　“要在科技竞争中赢得先机，需要‘变道超车’。以芯片为例，过去处理器芯片都是延续西方了路径，但现在我国企业生产的手机开始自研技术、自己制定标准，因此一定程度上开始掌握主导权。”吴朝晖说。

　　“在当前这样的全球创新大变局时期，大学就要承担起‘顶天立地’的使命，担当起为我国建设世界创新中心的重任。”吴朝晖说，顶天立地，是要顶国家的天，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再将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前沿技术和自身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

　　吴朝晖介绍，浙江大学正通过实施10个“创新2030计划”以打造更加卓越的创新生态系统。其中量子计算与感知会聚研究计划，成功研发具有2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量子芯片，刷新了固态量子器件中生成纠缠态的量子比特数的世界纪录，助力中国学者跻身世界量子计算第一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