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去看父母,母亲很奇怪地问了一句:“你给我的那块徽章是真的吧?”

　　“当然是真的。那是我在报社工作被评为先进时获得的奖品,怎么会是假的?”

　　“那你有空把它拿走吧。”

　　那是一个小金牌,只有六七克的样子,也值不了多少钱。有一年过年回家,就把它给母亲,让她高兴一下。“你看,纯金的呢。”父母都很高兴,尤其是母亲,那是她第一次得到纯金的东西。

　　现在又送回给我,到底什么意思?我突然想起不久前母亲的一次晕倒,妹妹给我打电话只说母亲血糖升高,住院治疗,后来才知道母亲曾经晕倒。从那时开始,她就经常胡思乱想,让我拿走“金牌”,就是一例。“我怕到时候你们根本找不到了。”

　　弟弟和妹妹都住在广东,父母到那里帮弟弟看小孩,断断续续已经在广东住了两年多。到今年9月,小家伙就将上幼儿园。从春节过后,父母就提出要回老家。如何阻止他们,是弟弟妹妹面临的难题。

　　我有时候追问母亲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回老家,她含糊其辞。小家伙上幼儿园,不用再时刻看护,这只是一个原因。他们更担心的是自己会发生什么意外,母亲身体不好自不必说。春节时父亲也得了严重的鼻炎,需要住院治疗。

　　今年春节,父亲遵医嘱没有喝酒,这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过去总是很乐观的他,开始按照医生建议约束自己,指出各种不能吃的东西,连母亲都觉得奇怪。他们开始不断重复一个到海南度假却死在那里的老伯的故事,对他们来说,那是人生最不完美的终结方式。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有时候会注视父母的面容,他们的衰老真的来临了。我们总是不在乎岁月,很少意识到今年他们都已经年满70岁了。我回想祖父母70岁时的样子,好像就在眼前。祖父70岁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现在我已经常用“中年危机”自嘲了。我只能安慰自己,父母的70岁,还是比当初祖父母看上去要年轻一些。

　　没有和弟弟交流,但是能感觉到他和我一样恐慌。一个证据是,我们都变得“成熟”了。不再和父母争论问题,而是报以理解的微笑。父母帮他带孩子,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特别希望小孩能学会家乡话,弟弟也不赞成,但是在餐桌上谈起这个,他从来没有反对过。面对父母的老去,我们几乎无能为力。

　　他们自己也没什么办法。那个小区里,像父母这样的“外来者”还有不少。父母能够认出同个楼里很多邻居,在电梯里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在努力地构建一个能感到安全的“小社会”,大家都说着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这样的场景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是异乡人。

　　这两年,我总是有所怀疑,让父母在老年时迁居到大城市,是否是一个好的选择。这解决了子女和父母不能团聚的问题,却也把他们和故土强行隔离。端午节,河南老家刚刚完成麦收工作,父亲很兴奋地说,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亩产超过了1000斤。村里的种粮大户,承包了近一百亩土地,会有10万斤——这和父亲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却每天关注天气预报,很担心会下雨,麦收不及时。

　　我马上给他算一笔账,10万斤,每斤才一块钱,也就10万块,扣掉各种成本,忙活那么久,也才几万块。这种理性的算计让父亲感到一丝不快。现实的鸿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农村的种粮大户,收入在城市里也不算什么,甚至比在北上广深送快递好不了多少,所以很多年轻人都跑到城市打拼。父亲陷入沉默,因为我否定的,几乎就是他的世界。

　　我对这个世界也曾非常熟悉。读初中的时候,和父亲一起收割麦子,那时还没有收割机,需要用镰刀弯腰去割,然后用架子车把麦子拉回麦场。作为一位教师,父亲和我们都不擅长此道,在中午的太阳下,我们好不容易装好的一车麦子又散架了。大家都很沮丧,父亲却不忘教育我们:不考上大学,一辈子都得做这个啊。

　　这是我家最经典的教育场景,它的核心就是“逃离”。那个时候,父母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一起“逃离”。我答应母亲,有空会取走“金牌”,让她放心。但是我却不知道,下一次回到老家是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