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诗的应用非常广泛。除作为文学宝库中最精美的样式外,还有真实记录社会和个人历史、娱人心目使人高雅以及诗人间相互唱酬、交游等多种功用,更有日常生活中以诗代替简札者。到唐代,不但以诗代札者越来越多,而且大诗人刘禹锡(一说元稹)还公然宣称:“欲传千里意,书札不如诗”。

　　书札又称书简,所以还有称作“代简”的,如宋代方岳、吴儆、邵雍、赵蕃还有名相李纲等许多诗人,都多有“以诗代简”之作。还有以词代简者,如宋代词人王千秋《虞美人·代简督伯和借〈战国策〉》,催促友人赶快送还所借《战国策》,词亦有味,不妨抄录:

　　要津去去无由据,已分平生负。拟将怀抱向谁开,万水千山聊为借书来。

　　玄都昼永闲难度,欲正书中句。黄琮丹璧已磨浓,发箧烦君早送过桥东。

　　联语与诗词同,所以也有人以联代简者。宋代有位诗人李渎,我的河东同乡,住中条山下,以泉石吟咏自乐。真宗皇帝祀汾阴时诏他来见,他懒得去,又不好对皇上说我不去,于是以这样一联谢绝:“十行温诏,初闻丹凤衔来；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皇上自然不好降罪于他,还作诗赐之。

　　可知诗代简札,于古人来说,已属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

　　便是生活中的寻常小事,不但也能以诗代简札,而且还可以写得饶有兴味。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益,因书院无历日而不知六月大小,连这样的事,也以诗去问路侍御:“野性迷尧历,松窗有道经。故人为柱史,为我数阶蓂。”而传为诗苑趣谈。白居易不过是问刘十九能不能来饮酒:“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竟也令人爱读而成千古名作。

　　诗代简札的风习一直流传至今。我也曾以诗代简札,如那年忽忆尚未见过红豆,于是以诗寄南方诗友:“总听人言红豆好,未知红豆究如何。可寻几粒遥投否?不枉吾朋岭外多。”很快便收到广州何永沂和海口周济夫二先生寄来的好几种红豆。

　　古人不但诗代简札,而且有人还别有意味地连书信惯用语也用上了。如元代词人萨都剌寿其母之长诗,末句便为“至元丁丑仲秋书”,甚是出人意表。以词代书最为著名和感人者,应数清人顾贞观寄宁古塔流放地友人吴汉槎的两阕《金缕曲》,第二阕结末两句为“言不尽,观顿首”,读之令人拍案称绝。

　　更有人以简短的两句诗甚至一句诗代替简札,不但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且韵味顿出。并且有时还别有情味,可以产生简札无法比拟的效果。

　　清代才子袁枚船经京口,有人因一妓犯事而托他向太守章淮树求情。袁枚问明原委后,拿过纸笔来,没有写说情信,却是寄诗给章太守,末二句为:“只问千秋贤太守,可曾几个斫桃花?”交来人后,便扬帆而还南京。半月后,收章太守复函,开缄视之,别无他语,只有“桃花依旧笑东风”七字。袁枚读之会心而笑,知该妓未受惩处、已获自由。章太守将唐人崔护名句“桃花依旧笑春风”改作“笑东风”,是因为当时非春日,还因袁枚诗有“东风吹散野鸳鸯”句。可知这位太守,同袁枚一样,也是位风雅之士。

　　现代之例,则有民国时期儒将吴佩孚与其前部下萧耀南来往电报语。吴佩孚因战事吃紧,电告萧耀南率部驰援,萧借前人诗句“蓬山此去无多路”复之,意思是说路并不很远,他会很快赶到的。其实却按兵不动,不肯救援。吴佩孚知萧已存异心,怒而与之绝交,让侍从拟电报稿。侍从写得字数多而且不满意,改来改去又总改不好,吴佩孚让他但复“从此萧郎是路人”七字即可。以唐代诗人崔郊赠婢名句回复对方,正切“萧”姓,决绝而雅致,真是妙绝一时,堪称千古佳话。

　　丁亥九日中镇诗社组织霍山登高活动,王翼奇先生因事请假未到,是日以手机短信致诸社友一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几多话语几多情感俱在王维这两句诗中,切时切事而又颇为雅致。

　　近又闻,北京有诗人致太原一友人信请以某事见复,月余不见复,打电话问之,答云近期感冒愈后当复。两月后仍未见复,因以手机短信发唐人姚合之句问曰:“微恙几时瘳?”亦甚有趣。

　　凡此之类,足见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又颇多情味。相信以诗代简札之习,会一直流传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