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旅游旺季到来,村民周智华家里的大排档经常客满。为节省成本,周智华自己掌勺。但备好菜后,他却经常丢下锅铲,临时“开溜”——到附近的江头村当免费解说员。

　　江头,一个位于桂林灵川县的小村落:从清朝中后期始,这个数百人的村子,出仕者达160多人,五品以上的高官35人,甚至出现“父子进士”“父子庶吉士”“父子翰林”和“三代庶吉士”“四代翰林”等传奇。更特殊的是,所有出仕的官员都是清官,无一例外,清廉的名声形成一个个小故事流传至今。

　　江头村,被称为“百年清官村”。

　　晚清吏治腐败,为何这个村落的官宦在大染缸里独善其身?是什么力量让清廉之道在这里传承百年?

　　江头是典型的古村落,全村800多人,九成以上姓周。几乎所有关于江头村“廉吏”的榜单上,周履谦都排在第一位。乾隆年间,周履谦出生在村子“举人路”的宅子里,这间砖木结构的房子并不宽敞。乾隆四十五年,周履谦考取举人。随后,他在四川黔江、罗江、开县、南部等多地任知县,又曾任知州、同知等职。

　　清朝乾隆晚年吏治腐败,让整个王朝迅速衰落。可以想象,当时的官场,是个怎样的大染缸。正是在四川,周履谦立下“贪一文断子绝孙,冤百姓男盗女娼”的誓言。

　　知易行难,周履谦一直以此警醒自己,克己奉公。在他劳累过度病逝时“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罗江百姓感其恩德,自筹旅资,不远万里,将其灵柩从四川送回广西老家安葬。罗江百姓还为他立祠塑像。刻有楹联“官民鱼水情深,功德永传千史”,横批“廉政爱民”。这是百姓对“父母官”极大的赞誉。

　　周履谦的清廉自律,对家族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他一直被江头村人认为是周氏家族擢显升达的开端。他的儿子周启稷在河北多地任知县时,因为断案公证、铁面无私又两袖清风,被当地百姓称为清官。

　　比他小了几十岁的同村人周冠,同样追求清廉之节。周冠在咸丰年间中了进士,他在河南为官期间,辖区内发生大饥荒,周冠捐出俸禄买粮食和药品,救活了2000多灾民。后来,他的夫人生病殁于故里,周冠竟身无分文,其学生凑钱购买棺材才将师母埋葬。

　　廉洁至此,怎会不留名于后世呢?村里69岁的老人周明亮讲了一个关于周冠的故事:光绪年间,慈禧万寿庆典。周冠因为贫穷,无以为礼,撰写一副对联:“顺太康宁雍然乾德嘉千古,治平熙静正是隆恩庆万年”。对联既可直念,又可横读,慈禧大悦。

　　这个故事没有进行考证,但能在江头村民间代代相传,从老人言语中即可看出,先祖清廉让他们无比自豪。

　　周绍刘生于清朝咸丰年间,单亲妈妈将他抚养成人,相传他六岁能作诗,是江头村有名的“神童”,在浙江富阳县任知县时,富春江爆发洪涝,灾民流离失所,他躬身划船相救,还赈粮施药,百姓非常感动。

　　周绍刘后来调到诸暨任知县,严谨治学,开办义学,设立书院,使诸暨学风大兴,声誉大震。任职期间,他生活极为简朴,一身清正,有赆银送礼者,从不收取,还要向行贿送物者贬言一番。

　　每位从村里走出去的青年,带回来的都是累累廉名。几百年来,周氏后人无一不受此熏陶。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出现“三代庶吉士”“四代翰林”等传奇故事已不足为奇。

　　民国十八年的《灵川县志》中记载,“周氏系出濂溪德盛者,泽弥长宜发之伟乎”,赞叹周氏家族承袭濂溪爱莲文化,声誉卓著。

　　族谱记载,江头村后人是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嫡亲后裔,明朝初期从湖南道县迁至江头村。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形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迁来江头后,周氏后人对爱莲文化仍无与伦比地推崇。

　　《周氏家训》对这种文化的传承无疑至关重要,尽管只有短短320字,却专门对子孙后代提出要求:出仕为宦,官清吏瘦；摄职从政,报国务民。

　　“每个孩子从小背诵《周氏家训》。”周智华说,孩子们从小接受爱莲文化教育——向善、至诚。

　　周智华在江头村当免费讲解员已有约20年,远离厨房时,他经常思考,江头先祖都是廉吏,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配?

　　从履历上看,江头村人出仕,身处同一年代的少,即便在同一年代,也是天各一方。这种“团体性出仕”绝非依附于裙带关系,也不讲究同乡之谊。

　　“是家风。”周智华说,江头人共受“清廉”价值观的影响,清廉融入每个人血液里,从江头村走出的学子,心中装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小家,更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

　　从细微处可以看得出先祖的良苦用心:所有老房子的木制窗户并非雕花,而是雕刻成各式字体,如“循理”“遏制”等,每个字都有独特示意,用来警醒孩童。

　　村里有一口井,名为“金钱井”,水井外面是正方形,内壁是圆形,方形井口倒映在圆形井内,像极了古代铜钱形状。“这正是警示所有子孙后代,求财要取之有道。”周智华说。

　　百年老房子前是一汪池塘,池塘被挖成一支毛笔的形状,水面长着许多莲花。这是教育后人永守清廉底线。

　　周氏后人将清誉看得比命重。周明亮说,村里各家各户攀比的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家族中后人勤学苦读,出仕为官,造福社会,为官者,又需廉洁奉公,品德高尚。

　　单纯热衷于“清廉”名声,并不一定能推动家风的传承,更重要的“文脉传承”。这一点周氏后人几乎做到了极致。

　　村口最重要的位置是“周氏宗祠”,在家族供奉先祖之地兴教办学,文脉传承由此开始。“书为家宝、儒为席珍”,百年来,他们一直秉承周敦颐的理学精髓,崇尚儒学,热衷科举,办义学,设私塾。

　　宗祠前有一个高约10米的三层塔,名曰“字厨”:这是先祖焚烧废弃书稿的地方。即使废弃的书稿,也不愿意随意丢弃,每月初一和十五,先祖把家中废弃的书稿集中起来放入字厨焚烧。多年来传承下来的仪式感,让后世对文化多一分尊重。

　　几乎家家户户门楣上都有一块牌匾:“父子翰林”“进士”“五代知县”“奉政大夫”……单看牌匾,就知道每间宅子都是一个故事。

　　如果我们感慨现在高考“压力山大”,那么,当初门楣上还没有牌匾的家户,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这种压力绝不只存在于一年或者一代人,而是持续很多代人,没能立起牌匾也意味着很难在家族中抬起头来。正是这种压力之下,文脉的传承得以生生不息。

　　官宦文化几乎布满每个角落。长满青苔的巷口被命名为举人路、秀才巷……这些文化符号的布局,虽有权力崇拜之嫌,但本质上暗含着江头村人对文化的尊崇。

　　“江头村出了这么多人才,最重要的是文化,文化才是江头村可以延续的生命力。”周智华说,江头村人尤其重视对孩子的启蒙。

　　为给孩子在成长阶段,创造浓厚的氛围,郁郁葱葱的百年重阳古树包围,古桥映衬着潺潺流水,村民们说,先祖种下重阳树,就是为了教育孩子们长大后要孝老、敬老。

　　至今,爱莲文化所产生的大爱精神依然推动着江头村周氏后裔们不断向前:不管谁家遇到困难,村里人都会帮,在村里借钱,不需要打借条,这种不成文的规定,百年来代代延续。

　　周智华说,受到文化影响,对子女教育的关心远高于对财富的关注,即使外边诱惑大,江头村村民也极少有长期外出打工,江头村周氏后人一直相信,教育和陪伴远比金钱对人的影响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