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春节感觉没过多久,又到新一年的春节了。大人与孩子心目中的春节最大的不同在哪里?答案是:大人害怕过春节,不喜欢那种“转瞬又一年”的感觉,而孩子盼着过春节,一年盼到头,觉得时间特别缓慢。

　　作为一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人,有了童年记忆,刚好是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这时,农村人开始能吃饱饭了,久违的白面、大米,慢慢重新回到普通人甚至贫困户的餐桌上,逢年过节,家长们也能割几斤肉回来给孩子解馋了。

　　因此,对于过年这件事,70后恐怕要比80后、90后的人有更深的感触:物质匮乏时代的年,才更有年味——这句话貌似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也正是随着日子越过越好,人们才觉得年味越来越淡的,反倒是碗里有块肉就能幸福好几天的日子,过年才有节庆的气氛。

　　我对过年的印象,还不只是那些丰富的吃食、欢乐的庆祝活动,而是那种过年的氛围,尤其是家庭情绪,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平时脾气暴躁的家长,临近过年的时候,脸上有了笑模样,而整日爱唠叨的大人,虽然还少不了唠叨的毛病,但语音里明显多了些欢欣……那些平时因为调皮被呵斥甚至劈头盖脸打一顿的孩子,每逢春节到来前,胆子也大了几分,哪怕再闹腾,换来顶多是家长骂一嘴,打是不会挨的了。

　　这大约是继承了农耕社会的传统:过年的时候不能生气,要吃好的喝好的,大人孩子都要尽情玩耍,见人要说喜庆话,哪怕日子过得窘迫,就算装也得装出个志得意满的样子,大过年的,没人愿意看到谁长着一张黑脸。种了一年地,受了一年苦,年底盘算收成时就算不理想,也得咬咬牙把一口气咽了,等过了年,再去卖力气,再去拼。

　　所以,农村孩子盼过年,除了盼一个热闹外,隐约也盼的是,能够有一个正常的、温馨的、友好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感受到爱、欢乐、安全感。发明春节的祖先们有先见之明,立了种种的规矩,因为这些规矩都是盼着人好,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现在大城市里不还流行一句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逢春节临近,一线大都市的火车站,就塞满了乡愁,平时在写字楼里互称英文名的白领们,又变成了回乡过年的秀娟、阿香、建军、建国……

　　我也是回乡过年大军中的一员。童年过春节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过年的兴奋心态还是有的,骨子里的基因也决定了,快过年的时候脸上要喜气洋洋,要对孩子尽量友好,把零花钱给足,宠着点儿也没关系,因为童年的时候,祖辈、父辈的人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

　　童年春节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一件是放炮仗,一件是拜年,还有一件是看舞狮子。对于孩子来说,放炮仗是过年时最刺激、也是最符合“合理捣乱”范围内的一件事了。村里供销社,早早地就进货了,离春节还有大半个月,就没停过爆竹声响,土路上就没缺过一片大红的爆竹皮。很少有孩子正经放爆竹,都是变着花样放,最常见的就是往粪坑里扔炮仗,炸得满墙、满地都是大粪,事惹大了,避免不了被大人揪住象征性地踢几脚。还有一种放炮仗的方式,就是每人手里捏一只炮仗,喊声“一二三”之后点火,然后拼谁胆大,最后把炮仗扔出手的那个孩子,是“英雄”,就是这样,每年村里都有某个孩子的某根手指,被炸肿或炸裂了。

　　拜年是一个孩子最简单直接获得收入的渠道。先给直系亲属拜年,后给没出五服的家族长辈拜年,最后给村里走动较多的邻居拜年,无论给谁拜年,孩子们都很直接,过年话不用说,一个头磕下去,人家就懂了,一个红包就塞进手里或口袋里,红包里装着从五毛到五元不等面值的钞票,没红包给的,就塞一把花生或者糖块,大年初一一整天下来,每个孩子都成了小小的富翁,要赶在父母把压岁钱收去“代管”之前,能挥霍多少就挥霍多少。

　　孩子花钱的地方,要去县城里,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集中在县城中心繁华地带,人群挤得像个麻绳疙瘩,但大家都不嫌挤,觉得只有这么挤,才有过年的劲儿。除非有一样,舞狮队过来的时候,人群会一下子散开,不敢不散开,为了欢迎舞狮队,每家单位都会点燃一串大炮仗,被炸到就不是小伤,另外,舞狮人当中那个藏在狮子肚子里的家伙,有时会犯坏,被他蹬上一脚,也够受的。最大的舞狮队有几十号人,除了大大小小的狮子,还有划旱船、骑毛驴、踩高跷的表演,怎么看也看不够,通常会有一些孩子会从头跟到尾,一直到快天黑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至于穿新衣、吃美食,这在孩子的春节生活当中,就不算什么大事了。相比于物质供给上的富足,孩子对过年的最大需求,其实是精神满足,只要能开心地玩,其他都不算什么。这是我很久之后才想明白的一件事情。都说现在孩子们过春节觉得没意思,不在于红包越来越厚,也不在于能够往有花有海的南方飞,而在于现在的孩子,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放肆地疯玩,在一个开阔的空间里,与整个社会建立起某种联系了。

　　作为一名70后,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四十来次春节的人,想告诉那些愿意把春节过得有意思一些的朋友们,春节最好的过法,是让自己的情绪饱满一些,忘记一年来的辛苦与烦恼,像个孩子那样,投入地、开心地玩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