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恰逢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诞辰500周年。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今人说起李时珍,总会想起他编撰的不朽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到底有多牛?如果对比一下他同年代的一个人,能够帮后人更清晰地认识李时珍的历史地位。这个人叫陶仲文,是李时珍的湖北黄冈同乡。如果说李时珍是名副其实的“药神”,那么,陶仲文就是不折不扣的“神棍”。

　　在今天,对比李时珍与陶仲文的不同人生,我们会有很多感悟,比如医者仁心,比如科学真理,又比如:如何不让时代常常亏欠埋头苦干者,又如何让欺世盗名者不会屡屡得逞?

　　陶仲文比李时珍大43岁,他俩都是湖北黄冈人,就是前些年以高考著称的黄冈,所谓“黄冈密卷”,让无数学子竞折腰。不过,李时珍与陶仲文当年都算不上“学霸”,李时珍只有秀才功名,三次赴武昌均折戟于乡试,遂罢,专心采药看病——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世上少了一个八股高手,却多了一位悬壶济世的医圣、药神。

　　陶仲文当过黄梅县吏,应该也读过几天书,不过史籍中未注明他有什么功名,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方士,而且是一个在当时有显赫“国师”地位的方士。

　　1541年,当23岁的李时珍屡试不中后决心放弃科举专心致志当医生的时候,66岁的陶仲文已经被当朝嘉靖皇帝奉为上宾,恩宠无边了。

　　说来也巧,嘉靖帝朱厚熜也算是湖北人,他是很意外当上大明朝第十一位皇帝的——他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第四子,到封地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就藩,朱厚熜就在钟祥出生。1521年,他14岁的时候,明武宗驾崩,由于武宗死后无嗣,因此张太后(明武宗的母亲)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为避免夜长梦多,朱厚熜从湖北坐着囚车掩人耳目,向北一路狂奔,继承皇位,次年改元嘉靖。

　　嘉靖是明朝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皇帝,任性、倔强而敏感,他毕竟不是一生下来就具有太子身份,从小在深宫学习如何当皇帝,这个湖北少年,意外登基,执政方式,不走寻常路。比如,他最著名的事迹,是为了让自己的生父享受“先皇”待遇,与较真的大臣闹得不可开交。明朝君臣关系很有意思,双方都是耿直哥,硬碰硬,皇帝要干什么,大臣偏不同意干什么,屁股给皇帝打得稀烂,反而成了耿直敢谏的勋章。嘉靖是个孝子,下意识也是为了摆脱自个出身的自卑,硬是要给生父名号,大臣坚持礼法不可逾越,硬是阻挠,双方闹得很僵,史称“大礼仪之争”。经过短暂的“嘉兴中兴”,皇帝丧失进取之心,甚至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纪录。

　　不上朝,干嘛?修道。方士陶仲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粉墨登场的。

　　陶仲文的引路人叫邵元节,江西贵溪龙虎山的道士,颇得嘉靖宠信,大约在1539年的时候,皇帝召邵元节进宫驱魔,当时天黑,邵元节年纪大了,老眼昏花,干不了这活,就推荐陶仲文替代自己,陶仲文瞎猫碰上死耗子,运气不错,史载他“以符水噀剑,绝宫中妖。庄敬太子患痘,祷之而瘥,帝深宠异。”他装神弄鬼,误打误撞,居然太子的天花好了。嘉靖一看:哇,比邵元节强多了,从此留在身边。方士陶仲文从此开始飞黄腾达,这一年他64岁。

　　陶仲文受宠长达二十余年,当他高龄去世时,嘉靖伤心得不行。嘉靖宠信这个方士到什么程度?1544年,大同抓到了一个间谍,嘉靖归功于陶仲文祈祷有功,加授他为少师,此前他已获得少傅、少保的头衔,史评“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陶仲文的儿孙、女婿、门徒,也鸡犬升天,个个名列重臣之列。一个方士,位极人臣,让那些苦读诗书、皓首穷经的儒生们,情何以堪啊。

　　陶仲文对嘉靖很有影响力,他为保自己恩宠地位,胡诌说因为“二龙”不能相见,所以不能立太子,嘉靖居然信了,《明史·陶仲文传》载:“又创二龙不相见之说,青宫虚位者二十年”。可见,嘉靖对陶仲文的“法术”是深信不疑的。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大师”“神棍”仍然大有市场,何况在嘉靖时代?不过,嘉靖迷信道术,不可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他对于“天命”的惶恐——昨天还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藩王,今朝就成了君临天下的皇帝,难道不是上天的眷顾?在他心中,陶仲文是上天派来辅佐自己的,他给这方士赐了一个长长的封号:“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

　　陶仲文算是个聪明人,受宠而不骄纵,最终得以寿终正寝,史载,《明史》说“仲文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然小心缜密,不敢恣肆”。

　　但“神棍”就是“神棍”,历史对陶仲文评价很差,《明史》关于他的传记,归于“佞幸”一类。

　　说完陶仲文的故事,才明白在那个“信巫不信医”的年头,李时珍坚持做一个追求科学的医生,有多么不容易吧。

　　嘉靖宠幸陶仲文,学道修玄,服用陶仲文炼出的“仙丹”(后人研究,嘉靖死于长期服用丹药的慢性中毒)。史载,因嘉靖淫虐,宫女不堪忍受折磨,1542年,杨金英等十余名宫女趁嘉靖在曹端妃宫中睡觉时,用绳子套在他的颈部欲将其勒死,但慌乱中打了个死结没有收紧,未能将嘉靖勒死。杨金英等十余名宫女和曹端妃均被处死,史称“壬寅宫变”。嘉靖不仅不汲取教训,反而索性从乾清宫搬到西苑修道去了,二十几年没有再回到紫禁城里来。

　　皇帝如此荒唐,大臣们反对者很多,但都遭到嘉靖打压,甚至丢掉性命,史载,“太仆卿杨最疏谏,杖死,廷臣震慑。”“给事中周怡陈时事,有‘日事祷祠’语。帝大怒,悉下诏狱,拷掠长系。吏部尚书熊浃谏乩仙,即命削籍……”这样一来,政治生态自然很差,风气都给败坏了,“自是,中外争献符瑞,焚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之者矣。”

　　上梁不正下梁歪,各地的皇族、官僚、乡绅纷纷效仿,设坛炼丹,甚至朝中大臣有的也戴起方士帽,取悦皇帝。虽然远在黄冈,李时珍也能感到他那个显赫同乡的流毒:黄冈蕲州玄妙观,成为方士炼丹之处,他们在观内掘了一口水井,专供炼丹之用,曰“丹井”,旁有一“丹炉”,以丹砂、水银、硫黄、铅锡等矿物质为原料,方士们鼓吹:这是在炼令人“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仙丹妙药。

　　作为一名医生,李时珍怎不懂炼丹的危害?但在那个环境下,说真话需要勇气。要知道,当时一些医生为“跟上形势”,终日也谈论“灵芝仙鹤”“天仙地仙”的邪说,许多人也服食丹药,一时间,一些“九转丹”“六一泥”之类的丹药充斥医药界。

　　李时珍挺身而出,说:错!

　　他说:丹砂、水银、砒霜、铅锡之类怎么能合在一起?炮制出来的玩意儿与其说是“仙丹”,不如说是毒药!丹砂和水银很有害,水银含在丹砂里面,是极毒的东西。人吞下去,就会“入骨钻筋,绝阳蚀脑”中毒而死。

　　李时珍引证前人的例子说:宋朝学者沈括的一个表兄,误将一块丹砂当成丸药吞下,旋即不省人事,一夜就死了。唐朝的一个官员信了方士柳沁的邪说,服了他的丹砂,结果便血四年,痛苦不堪地死了。

　　陶仲文炼的“红铅丹”,非常邪恶。《万历野获编·进药》记载:“邵(元节)、陶(仲文)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嘉靖奉为神药之物,但李时珍给予怒斥,他在《本草纲目》中写道:“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巧立名色,多方配合……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

　　灵芝,也是嘉靖在陶仲文之流忽悠之下特别钟爱之物,逼各地进献。李时珍鄙夷道:灵芝不过是一种可以吃的菌类,它“没有什么神奇”,说它是祥瑞的仙草,荒唐无稽!

　　1567年1月23日,嗑药成瘾的嘉靖感觉自己不行了,遂从西苑搬回乾清宫,当夜即驾崩,年60岁。方士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继任的隆庆皇帝对他们翻脸了。《明史·陶仲文传》写道:“隆庆元年坐与王金伪制药物,下狱论死。仲文秩谥亦追削。”陶仲文已死,罢了,但他的谥号取消、世袭剥夺。其他的方士绝不放过,新皇帝捉拿、处死方士,废坛醮、撤炼丹所,方士们作鸟兽散,那些以炼丹嗑药为时髦的官员们纷纷变身为反方士先锋,那些违背良心鼓吹“仙丹妙药”的医生们,噤若寒蝉,连炼丹用过的雄黄等药也不敢提了。

　　但李时珍又一次“不合时宜”了,他说:炼丹术对医学还是有些用处的,比如,水银的确不能吞服,但是它治病的功用是不可抹杀的。《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用水银合猪油治疗某些皮肤病的方子。

　　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明史》中也有李时珍的传记,但篇幅极短,远不如陶仲文。但今天,李时珍的家乡和中医药界在隆重纪念这位先贤诞辰500周年的时候,有几人还知道陶仲文?

　　有的人,机缘巧合,走了捷径,红极一时,却迅速被遗忘,沦为时间遗落在历史深处的一粒尘埃。有的人,信念坚定,埋头苦干,不求显达,却能在大浪淘沙中愈显价值,人格光芒辉映历史的甬道。

　　前些年,有部电视剧叫《大明医圣李时珍》,拍成了偶像剧,讲李时珍参与到大明中枢,种种宫斗,处处权诈,时时扮演“关键先生”,与史实出入极大。比如他与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的斗争,又比如他跟嘉靖皇帝的恩恩怨怨……历史上的李时珍,还真没干过这些“大事”。

　　回溯历史,来到李时珍生活的年代,我们会看到一位有着超强意志力的男人,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入深山,攀悬崖,以那个年代中国人罕见的科学精神,采摘草药,辨识药理。白天栉风沐雨,夜晚秉烛疾书。从荒原野村到繁华市镇,他像个圣徒一样在行走。高强度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筋骨壮健的青年,忽一日已白发丛生……

　　自1565年起,李时珍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考古证今、穷究物理”,记录上千万字札记,弄清许多疑难问题,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今天看来,《本草纲目》其中有一些并不科学甚至令人啼笑皆非之处,但不能超越李时珍所处的历史时代而以今天的标准来评判《本草纲目》的价值,尤其,那还是陶仲文之类方士猖狂、科学精神跌落尘埃的荒唐年代。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用“伟大”一词,来形容《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

　　李时珍也有彷徨失落的时候,后人将他描述成反对科举的先驱,其实并非如此,李时珍不厌恶科举,甚至很羡慕当时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路径。他在《本草纲目》的署名,是“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东璧”,这个头衔含义丰富,也是后人真正理解李时珍的钥匙:

　　“东璧”,是他的字。“蕲州”,是他的籍贯。“文林郎”,是他去世后朝廷敕封的官职,不是职官,系散官。

　　“蓬溪知县”,咋回事?这里要说说明代“文官封赠”制度——中央政府以推恩的方式,参照臣子们的官阶和功绩,将官爵或封号授予其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李时珍之子李建中得授四川蓬溪七品知县,可以封赠一代,父亲李时珍因此得封同样职衔。“敕封”二字,表明这是个虚衔。

　　“明楚府奉祠”,这是李时珍真正担任过的职务,李时珍38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裣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

　　后人爱说李时珍到北京当过一年时间的太医“院判”(太医院的低级职务),但这段经历各种史料均语焉不详,中医研究专家王旭东教授经过挖掘史料后认为:李时珍并未到京任过太医。《钦定续文献通考·选举考·方技》记述:“时以医举者,惠帝时戴思恭,成祖时盛寅、吴讷,孝宗时吴杰,世宗时许绅,庆历间李时珍……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明代有六位以医生身份“荐于朝”。明代的“王府官不得外调”制度规定:王府内所有任官,终生概不能再任朝廷其他官员。王旭东判定:楚王府将李时珍“荐于朝”就是推荐他任奉祠正职务,而不是太医院判。

　　在《拨开历史迷雾,寻找真实的李时珍》一文中,王旭东写道:有关李时珍的任职履历,一切应当以《本草纲目》(含《进<本草纲目>疏》)为准。此书是李时珍临终之际刻成,一生成就盖棺论定,李氏对书中署名谨慎有加,对请封之职亦一丝不苟,李建元进疏更不敢遗漏错列父亲官职,否则对父亲不孝,对皇上有欺君之罪。因此,“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东璧”就是李时珍确凿无疑的所有身份。

　　其实,不管有没有当过太医,李时珍都不需要这个头衔的加持,他是一个“人民的医生”。

　　完成《本草纲目》时,李时珍已经72岁了。在赵丹主演的电影《李时珍》里,巨著完成时,李时珍长舒一口气,看着老伴说:“为了这部书,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啦。”老伴百感交集,什么也没说,然后扶着李时珍:“去歇歇去吧,啊……”

　　看似云淡风轻,其实波澜壮阔。

　　1956年拍摄的《李时珍》,是部好电影,赵丹演技之精湛,角色之传神,令人难忘。

　　李时珍生前没有见到《本草纲目》的刊印,在他去世三年后,这部巨著才在南京面世。原因是:穷。李时珍是一代名医,却仍然没有刻书的钱。

　　电影《李时珍》里,李时珍得知筹钱的朋友被朝廷抓去了,无奈之中决定自己花钱刻书。雨夜漆黑,他快步走出书铺,叫了徒弟,赶回客栈。进了门,一边甩去伞上的雨水,一边自言自语:“一千六百两银子,一千六百两银子,我还要卖座房子……可我房子还没盖呢!”说罢双手把伞扔到一旁,瘫软在椅子上。

　　这个镜头,李时珍是一个衰老无力的形象,令人心碎。

　　《李时珍》电影结尾,观众看到的是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精神,是信念坚定者的不屈宣言:他以老迈之躯筹款失败,无奈乘舟归乡,未到江边,他弯腰摘了一茎草药,这时纤夫拉纤的号子声传来,他吩咐徒弟:快扶我去看。但匆匆赶到江边时,纤夫和船均已走远,江上空无一物。

　　电影中,老人凝视江面,沉默无言。徒弟害怕老师万念俱灰,失声痛哭。李时珍问他:“你怕我会死吗?”自己呵呵笑起来,转而安慰徒弟:“我死不了的,傻孩子,我们写书不是为了自己,我相信书早晚会刻出来的,一定会刻出来的。”

　　是的,李时珍耗费数十年心血、历尽千辛万苦,完成《本草纲目》,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自己家族,他是为了医生这个职业,更是为了病人,为了无数穷苦百姓。

　　无论行医还是制药,需要敬畏与悲悯。北宋名臣范仲淹,贡献过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还有一句名言,同样影响深远,代表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人世间,多少疾苦?无论良相还是良医,都需一颗仁心。做官,就应施行仁政；行医,就应实行仁术。

　　在李时珍的时代,朝廷没有良相,反而有严嵩这样的奸相。幸好,在民间,还有李时珍这样的良医,追求科学,坚持真理,不惜以身试药,始终视病患为亲人。

　　他疲惫,清苦,孤独,还要受到陶仲文一类方士的打压、迫害。他一生如逆流而上,却始终在咬牙坚持,未曾后退一步。

　　欺世盗名者,终被扫入历史垃圾堆,李时珍却英名不朽。

　　这就是“良医”的价值。

　　500年过去了,如果能够穿越,李时珍会对今天的人说什么?

　　或许,他会说:我不是“药神”,我只是一个虔诚的药师,一个真心的医生。

　　或许,他还会说:显赫可能有毒,清贫未免不是福。你们这个时代,仍然还有“陶仲文”,千万莫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