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欧东衢 刘智强

　　91年前，赤水河畔朔风凛冽。一支队伍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穿行，每一步都在生死之间寻找生机。
　　这段往事，留在了四渡赤水纪念馆的三样“信物”里。
　　展厅里，三扇布满裂痕的旧门板静静陈列，裂痕如史，无声诉说着那个生死攸关的夜晚；库房中，十封泛黄的家书被悉心珍藏，字里行间是一名红军战士对恩人跨越数十载的牵挂；几十公里外的淋滩村，一棵老柚子树年年挂果，人们叫它“红军柚”，那是老红军宋加通从江西老家带来的柚苗，如今已繁衍成300多亩果林。
　　门板、家书、柚子树，三样寻常物件，共同指向1935年那个冬天，指向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军事行动，更指向行动背后那股更为深沉的力量——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在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展厅里，三扇布满裂痕、反复修补过的旧门板静静陈列。它们是记录长征历史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至此，正是这些来自百姓家中的寻常门板，在危急关头搭建起西渡赤水河的“生命通道”。
　　“这三扇门板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它的每一道裂痕、每一处修补痕迹，都在诉说着四渡赤水突围时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四渡赤水纪念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依然身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中。红军初抵习水县土城镇时，当地群众因长期受反动宣传蒙蔽，心存戒备，不少人躲进深山。然而，红军进驻后即刻开仓放盐、救济贫苦，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谣言。当地船工郑明福目睹此景，率先打消了顾虑。
　　“父亲跟我们讲，当时他看到红军开仓分盐，不拿百姓东西，就知道这支队伍和以前那些军队不一样。”郑明福的儿子郑月成回忆说，父亲回家后不久，开仓分盐的消息在乡邻间口口相传，躲出去的乡亲们陆续回到了镇上。
　　战局瞬息万变。1月28日，青杠坡战斗打响，红军因敌情判断出现偏差，遭遇重围。当晚，中革军委紧急研判，果断作出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的战略决策。
　　寒冬腊月，赤水河冰冷湍急。架设浮桥是突围的唯一希望，危急关头，郑明福拆下自家三扇门板，扛至河边。浮桥多次被激流冲垮，他毫不犹豫跳入刺骨河水中，与红军战士一道以血肉之躯固定船只、加固桥面。当地百姓也都纷纷拆下门板、撑出渔船，彻夜搭建之后，两座浮桥横跨河面。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西渡赤水河，撕开敌军包围圈。为避免敌军追击，红军渡河后炸毁浮桥。因战事紧迫，来不及归还群众提供的物料，但对提供门板、船只的群众均予以补偿。船工郑明福收到了两块银元及蓑衣、斗笠等物资。
　　硝烟散去，郑明福从河中打捞起破损的门板，进行精心修补，相伴数十载。2006年，其后人郑月成将三扇门板无偿捐赠给纪念馆。“这些门板在家里用了几十年，补了又补，但父亲一直舍不得扔。”郑月成说，“捐赠时我就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比留在家里更有意义。”


　　与门板一同珍藏的，还有十封泛黄的手写家书。信件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一段红色佳话。老红军黄万先半生感念、笔寄深情，十封书信见证了长征路上军民生死相依的动人往事。
　　1935年1月，青杠坡上激战正酣。福建籍红军战士黄万先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在攻坚中身负重伤，子弹击穿右锁骨，当场昏迷。红军主力紧急转移，重伤掉队的黄万先就地隐蔽，一度陷入绝境。
　　危难时刻，习水县土城镇高坪村村民张先安、张志贤父子冒着风险，将奄奄一息的黄万先救下。面对民团“持刀威逼、扬言砍头”的生死考验，张家父子联手乡邻合力掩护，一次次为伤员守住生机。为躲避搜捕，张志贤将黄万先藏于深山墓穴中，每日悄悄进山送食物和草药。因枪伤反复发炎，张家父子又将他送往懂医术的亲戚袁成安家继续疗养。
　　一年多的悉心照料，让黄万先重获新生。临别之际，张家父子联合乡邻凑齐盘缠，助他辗转千里，终返福建武平老家。
　　返乡后的黄万先始终牵挂着千里之外的恩人。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他多次寄信均因地址变更未能送达，但感念之情从未动摇。1965年，经多方辗转寻访，黄万先终于与张志贤重新取得联系。此后的二十四年间，黄万先先后寄出十封书信，这些信有的是他口述请人代写，有的是他大儿子黄观荣执笔。信纸泛黄，字迹各异，但每一封都是心里话——
　　“青杠坡一战，我身负重伤，千钧一发之际，你们把我从刀下救出。为救我不惧追捕，不畏严寒寻药，照料周全，胜似骨肉至亲。”
　　“三餐茶饭，敷洗伤口，无所不周，胜似骨肉血亲。”
　　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句句直抵人心。从1965年到1989年，黄万先用一封封书信，维系着那段战火中结下的生死情谊。
　　张家后人将十封家书层层封存，用心守护。2019年，张志贤的儿子张德高将珍藏半世纪的书信无偿捐献给四渡赤水纪念馆。2020年，这批书信被评定为国家三级革命文物。
　　黄万先晚年清贫，体内留下的子弹让他饱受疼痛，却始终省吃俭用，一心惦念报恩。1991年，他临终留下遗嘱，嘱托子女将积攒的150元钱分别赠予张志贤、袁成安的后人。因后人搬迁失联，这份嘱托尘封三十余年未能兑现。
　　为完成父亲遗愿，黄观荣寻访多年，最终在一个电视栏目组和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帮助下，两家人得以重逢。2022年7月1日，黄观荣与张德高握手相拥，将珍藏三十余年的遗嘱与钱款亲手交到恩人后代手中。


　　距纪念馆几十公里外的淋滩村，赤水河蜿蜒流淌，涛声如诉。
　　在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旁的院坝里，这棵枝繁叶茂的柚子树静静站立。它的母本，是老红军宋加通20世纪60年代初从江西宁都老家带来的。当年带回的几株蜜柚苗，仅一株成活。多年之后，在村民的争相嫁接下，这株“红军柚”在河谷沿岸长成郁郁葱葱的300多亩蜜柚林。
　　宋加通1931年在江西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在四渡赤水战役中身负重伤，被当地群众救下。伤愈后，他选择留在淋滩，并于1938年牵头成立淋滩红军地下党支部。从此，这位江西籍老红军在赤水河边娶妻生子、落地生根。
　　淋滩村村委会副主任杨彬儿时就住在宋加通家隔壁。“小时候我们只觉得他是一位普通的老人，穿得朴素，说话带着江西口音，脸部因伤有些变形，心里有点小怕，但又总想亲近他。”杨彬回忆。今年54岁的他，2021年进村委会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将宋加通的老屋建成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陈列馆。“他们立过功、吃过苦，应该把这种精神记录下来，流传下去。”
　　20世纪60年代，宋加通回到阔别已久的江西宁都老家探亲，精挑细选了几株家乡的蜜柚苗带回淋滩村。“父亲说，这里的气候土壤跟老家差不多，柚子能种活，也能帮乡亲们多一条挣钱的路子。”宋加通的儿子宋光平说。试种成功后，蜜柚甘甜可口，村民们争相引种嫁接，因承载着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大家亲切地称它为“红军柚”。
　　“红军柚”逐渐发展成了村里的“致富果”。杨彬说，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村里100多户人家都种上了柚子。“那时方圆百里就我们这有，一个柚子能卖到5块钱，一棵树结两三百个，能卖好几千块。”
　　“红军柚”撑起了全村孩子的学费和书本费。杨彬说，这么多年，村里走出了100多个大学生。
　　门板会旧，书信会黄，柚子树会老。但三样“信物”承载的那份情义，从未褪色。它们共同指向同一段历史，指向民心，也指向不灭的精神。
　　四渡赤水的传奇，不仅写在赤水河两岸的山水间，更刻在这些寻常物件里，这份鱼水深情，跨越近一个世纪，依然滚烫。